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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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呈现鲜明的不均衡特征。首先，国家高等教育布局重心“偏东”———高等教育规模“东大西小”，高等教育水平“东强西弱”。从我国“三类地区”高等学校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普通本科院校数是西部地区本科院校数的2．4倍，高职院校数是西部地区高职院校数的2．3倍(见表1)。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看，一般认为，“985”和“211”高校是我国整体水平较高的院校，而学位授权及人才培养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的综合实力。在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上，东部地区重点高校数超过西部地区的3倍，东部地区本科以上高等教育能力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博士培养能力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3倍和6倍，硕士培养能力是中、西部地区的2倍和3倍(见表2)。其次，省际高等教育发展差距悬殊。以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京、沪、苏、鲁、鄂与高等教育较为薄弱的西部5省(区)藏、青、宁、新、黔为例。在公立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从高等教育整体规模来看，前者是后者的近5倍，其中，普通本科学校数是后者的5．7倍，高职学校数是后者的4．4倍;从教育能力看，前者博士培养能力是后者的189倍，硕士培养能力是后者的20倍，学士培养能力是后者的11倍。单以北京市与西部地区10省(市、区)的高等教育总量相比，虽然北京市在学校数量上大大小于西部地区，但在本科以上层次人才培养能力上，却超过西部10省(市、区)的总和。其中，北京市博士培养能力是西部地区总量的2．7倍(见表3)。第三，省域高等教育布局整体“向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着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与高等教育布局调整，全国范围内非省会城市积极兴办普通本科教育，大多数地市州都拥有了至少一所本科院校，此前非省会城市几乎没有普通本科教育的格局得到根本性转变。即便如此，各省(区)省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向省会中心城市汇聚的态势、省会城市高等教育“一家独大”的格局仍未改变(见表4)。大量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资源的多寡，对区域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一般而言，区域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水平越高，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情况会越好;反之亦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格局，客观上导致了我国区域之间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优质高教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平衡，必然会制约弱势地区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动力和能力。
二、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预期的功利化影响高等教育与区域的互动发展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自产生之日起，就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其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日益增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影响也越来越深刻。这种影响源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以及由此引起的大学职能的演进与发展。考察大学的发展历史，大学职能的演进经历了从单一的教学职能到教学、科研并立，再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一体化。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确立，使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随着大学趋于成熟，大学主要表现为育人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服务价值，这似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大学社会服务价值的显现，使人们对高等教育服务社会、服务区域发展充满更多的期待。但是，在现实的高等教育实践中，“大学一直具有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持其学术研究和教学自由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在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势力，阻碍着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大学往往会以追求“高深学问”、保持大学学术独立、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由，忽视社会服务的职能，以致于在有的大学里会出现任何追求学术之外东西的行为都会受到非议的现象，甚至会受到诸如“功利化”、“世俗化”的批判。可见，高等教育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自觉地主动服务社会，它们往往会在育人、学术和服务三者之间犹豫不决。“因此，在高等教育与区域良性互动中，首先需要政府从外部提供推动的力量，帮助大学走出‘象牙塔’。”从地方政府方面看，经济的增长是地方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能够直接贡献GDP的项目更容易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尽管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但现实社会的功利化倾向，使得他们更多关注的是高等教育的现实产出能力，即高等教育能够现实地为区域发展做什么，更具体地说，是高等教育能够为区域的经济发展贡献什么。在这样的逻辑下，往往只有少数办学水平高、科技研发能力强、能够为区域发展带来现实和直接贡献的高校才能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而那些办学水平不高、科技研发能力弱、对区域发展贡献相对较小的高校，则往往被政府所忽视。可是，高等教育发展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律，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可能像经济项目投入那样可以立竿见影。如果地方政府仅仅着眼于短期的经济效益，不能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统筹高等教育与区域的协调发展，忽视对区域高等教育的培育和扶持，必然会制约高等教育服务社会能力的快速提升。在现实中常常可以看到，一方面，政府不断加大经济建设投入，而高等教育投入却严重不足，致使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和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难以提升;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不强，政府也就更不重视和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此恶性循环，也就不可能有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的互动发展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高等教育体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一般又分为高校外部管理体制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两个层次。前者主要反映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教育部与中央各业务部委之间的关系，后者则包括高等学校内部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岗位职责、内部分配、教师职务评聘以及校部与院系之间的关系等内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调整，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外部层面看，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统筹管理为主的新的管理体制已基本确立;教育部与中央各业务部委管理高等教育的职责已得到明确的划分;政府正在从对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也在逐步得到落实。从高等学校内部层面看，各高等学校在继续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下，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办学效益为主要目的机构设置改革，以实现管理重心下移，扩大院、系的管理权限的校、院两级或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改革，以及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等正在逐步全面实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应当看到，由于改革还不够深入，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的互动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政府对高等学校管的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政府仍然控制着诸如招生计划、专业设置、重点学科与科研平台的评选、学位授权、高层次人才岗位的设置与人员遴选、教师高级职务评审等涉及高等学校发展命脉的关键要素，而在提供政策指导、信息服务、规划指导、增加拨款等方面却作为不力，甚至缺位。这就导致了高等学校独立法人地位和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主体地位得不到真正落实，高等学校不能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自主、灵活地设置专业和调整招生计划，也不能与地方实现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校自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二是在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同一区域内“两级管理、三级办学”高等教育格局，为地方政府整合区域高等教育资源、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加了难度。三是高等教育固有的学术组织与科层组织的双重属性，导致了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对立与矛盾。在已经形成的“校长———副校长———院、系领导(处室领导)———教师(职工)”的管理链条中，教师处于这一链条的底层，科层化的行政权力在很多方面控制着教师的学术活动。行政权力过大，往往造成教师和学术人员的无奈。这种现象在我国高校，特别是在学术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高校表现更为突出。然而，教师和学术人员才是真正推动高校与区域互动发展的主力军，调动教师和学术人员服务区域发展的积极性，必须从根本上提高教师和学术人员的地位和权力。
四、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双方互动乏力
系统论告诉我们，系统的状态取决于系统内部构成要素的状态及其相互关系。其中，维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机制对于保障系统有效运转和维持系统动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区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其发展状况同样取决于系统内部构成要素的状态及其相互关系。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提出的“三螺旋理论”，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企业和大学是知识经济社会内部创新制度环境的三大要素，它们以市场需求为纽带而联结起来，通过组织的结构性设计、制度性安排等机制，三种力量交互影响，最终形成相互交织螺旋上升的三螺旋关系，以此达到三者资源的共享与信息的充分沟通，进而实现各自效益的最大化。可见，以市场需求为纽带，建立政府、企业和大学三大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互动合作机制，应当成为推动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但从现实看，由于政府、企业和大学各自的认识不同、职能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很多区域内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的这种互动合作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具体表现在:一是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合作的平台和机制没有建立，导致合作和沟通的渠道不畅。从宏观方面看，区域内高等教育与地方互动合作的领导体制和相应的协调机构没有完全建立，指导、管理和服务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政策、制度比较匮乏。从微观方面看，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没有经常化、制度化。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大多是低级别、即时性、浅层次的，少有高校领导与地方政府和企业领导之间的高级别、定期的、深层次的沟通交流，沟通和交流的成果仅具战术性，缺乏战略性。因而这种沟通和交流很难使双方对彼此的需求、发展的愿望形成共识，并得到切实的合作与支持。二是需求的差异以及不能有效满足导致合作动力不足。在区域发展中，由于主体的职能不同，角色定位不同，政府、企业和高校在区域互动发展中利益诉求也是不同的。地方政府希望高校为其提供高素质的人才、政策咨询和科技服务，以促进区域发展;企业则希望高校为其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提供科技创新成果，以便为其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而高校则希望政府和企业帮助其解决诸如办学资金、发展空间、产学研合作、师生实习实践等现实困难，以增强其发展能力。应当说这种不同的利益诉求，是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有效合作、优势互补得到较好的解决。但是，由于上述互动合作平台和机制的缺乏，致使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有效的沟通和满足，进而导致彼此合作的动力不足。三是现行的高等教育政策导向影响了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积极性。如在经费拨付上，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实行的是“基数+专项”的拨款方式，其中“基数”主要是学生规模，“专项”则主要是扶持重点建设的项目，高校社会服务并没有成为政府对高校拨款的依据。再如，高校的教师本应是高校服务区域发展的主力军，但事关教师切身利益的职称评审政策，主要考核的是教师教学和科研成果。教师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去从事那些投入少、见效快的理论研究，而不愿去从事相对费时费力的科技开发和科技服务工作。类似上述这种事关高校和教师“命脉”的高教政策，必然会抑制高校及其教师服务区域发展的积极性。
五、高等教育和区域自身发展的水平决定着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水平
根据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事实上，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高等教育与区域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互惠双赢的过程。双方互动的成效与水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双方自身发展的能力、水平和相互支持的程度。一方面，区域的发展需要高等教育提供支撑和服务，包括为其提供人才、科技、智力、文化支撑与服务。当然，这种服务必须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提供人才的规模、层次、学科专业结构应当与区域发展的人才需求规模、层次和产业结构相契合;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应当紧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需求，能够推动区域的科技创新、科技进步、成果转化，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等等。如果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高，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强，就能适应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反之，如果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高，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有限，为区域发展提供的有效供给不足，就会延缓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区域提供有力支持，包括为其提供教育政策、办学资金、发展空间、实习实践场所、产学研合作平台、人才就业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如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旺盛，同时也有能力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就会促进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同时也有利于调动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积极性;反之，如果区域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对高等教育的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又缺乏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支持的能力，就会延缓高等教育发展，也不利于调动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积极性。综上所述，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是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要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的良性互动，就需要消除影响和制约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障碍因素，调整高等教育布局，更新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理念，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健全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机制，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和区域发展水平。
作者：刘伦钊单位：湖北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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