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范文精选

一、翻转课堂的易用性和公平性

教师将教学内容转换成教学视频让学生作为“家庭作业”在家观看，这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家庭作业，你会怎么做？你在哪里去接受培训？你的技术工具从何而来？你哪来这么多时间？乔纳森•伯格曼（JonathanBergmann）和亚伦•萨姆斯（AaronSams）是翻转课堂两个引人注目的支持者。2006年，作为美国林地公园高中的两名化学教师，他们合作实施了翻转教学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成功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他们拥有了一份新职业，就是在研讨会或“翻转课堂网络”①上宣扬他们的翻转教学方法和理念。2012年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作《FlipYourClassroom:ReachEveryStudentinEveryClassEveryDay》。萨姆斯在该书中说技术和时间不应该成为翻转课堂的主要障碍，他和伯格曼翻转他们的第一堂课仅使用了他们两台糟糕的电脑，另外在软件上花费了50美元；有很多简单且免费的程序可以帮助人们创建教学视频和其他教学材料，除了一个智能手机外不需要任何东西；他鼓励与合作的同事伙伴共同承担相应的开支费用。其实，翻转课堂的实施并非这么容易，仅仅是教学微视频的设计和开发就会让教师们望而却步。一般情况下就连参加教学竞赛的普通PPT课件都是由学校教育技术或计算机中心的专业教师来完成的，更别说微视频的设计开发了。实施翻转课堂其实是向教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工作量，加大了完成教学工作的难度。教师要达到这些要求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资金，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实际上就是增加了教师的“生产成本”。那么这种投入是否让教师个人收益增加呢？显然还没有一种很好的薪酬制度来补偿实施翻转课堂教师的额外劳动。虽然不能说教师是完全为了个人利益而从教，但教师额外劳动的付出理当以一定价值来体现。因此，要想实施翻转课堂并不容易，它的易用性并不容易体现。那翻转课堂的另一方———学生呢？翻转课堂教学是基于学生都具备在家观看教学视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的假设。翻转课堂的支持者反驳说这并不需要最新式的智能手机或掌上电脑，教师只需付出一点点代价，将教学内容刻录低技术含量的DVD光盘发给学生回家观看，或者白天在校时提供相应条件让有需要的学生观看教学视频内容即可。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或学校，学生家庭还是具备实施翻转课堂的物质技术条件，但翻转课堂的实施不是仅仅针对这些家庭条件较优越的学生，对其他学生而言，这显然不公平。

二、翻转课堂的适用学科领域

在翻转课堂引入中国后，翻转课堂在中国教育领域仿佛遍地开花，好像什么课程都突然变得需要“翻转”了，什么课程都能“翻转”而且都取得了比传统教学方式更好的教学效果。事实果真如此吗？全校所有课程都可以进行翻转教学吗？翻转教学对所有学科都有同样的促进效果吗？也许翻转课堂的支持者会肯定地说“是的”。他们会引用由美国常春藤盟校赞助的培养数学天才的可汗学院为例，他们通过YouTube网站至少提供了3500段教学微视频。但是有研究表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仅对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STEM）学科领域的教学才有积极的影响（Herreid&Schiller,2013）。在此，显然不包括所有学科。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理科知识点相对明确，概念、公式、实验、例题等知识容易拆解，便于翻转课堂的实施。人文社会科学类知识则需要教师与学生不断进行思想、情感上的交流互动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国外中学教学层面，有少量案例研究表明，由于引入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9年级数学不及格率下降了多达31%，科学不及格率下降了22%。还有一项实证研究，美国研究者对23名处于不及格边缘的学生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他们在家参与在线学习的参与率从75%提高到100%，与控制对照组学生相比，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学生的及格率也提高了11%。还有案例是在物理课上，教师准备了16段关于磁场的教学视频并实施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对这种新教学法反应积极，他们表示很喜欢观看这类教学视频，并且能够自由回放进行学习；69%的学生表示在这种全新教学模式下，他们能从教师那里及时地得到所需的帮助；三分之二的学生表示在课堂互动时间向同伴学习是有价值的。上述研究只是少数学校的案例，至今仍没有能证实翻转课堂教学绩效的广泛的实证数据。斯坦福研究机构（StanfordResearchInstitute）最近对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使用可汗学院教学材料的学生进行了一项小范围研究，他们发现数学学习掉队的学生不管是通过教学视频的翻转课堂还是接受小组教学都取得了同样好的成绩。“翻转课堂网络”对558名教师进行了调查，有65%的教师表示翻转课堂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FlipYourClassroom:ReachEveryStudentinEveryClassEveryDay》一书的作者之一伯格曼现在在凯尼尔沃思约瑟夫西尔斯学校担任技术顾问，他也承认有说服力的数据来之不易，但他认为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最终将消除外界的所有质疑。

三、翻转课堂的本意回归

随着翻转课堂追随者的增多，对翻转课堂的问责和评估呼声也越来越高，翻转课堂实践者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变得有问题。伯格曼并没有将翻转课堂描述为教学法的变革，仅仅是教学的一种新方式，是利用旧思想的新方法，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使教学变得更具有创新性，使用各种方法照顾到每个学生的需求。而当翻转课堂引入中国后，部分教育者对其本意和实际价值显然存在误判。翻转课堂的兴起体现了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对当前传统教学中存在的弊端的不满，以及对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新型教学方式变革的渴望和积极探索。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它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教育是教育，不是为了体现某个理念而存在的。这种源自欧美的舶来品和PBL（基于问题的学习）、专题学习网站、Moodle网络课程等曾被寄予改革中国教育现状厚望的名词，在没有大量实证数据支持及成熟操作模式下，翻转课堂不可能撑起人们寄望它来改变中国教育现状的美好愿望。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不能只是依靠纯粹理论的推演，而是要经过实证检验才行。这也正是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科学特质和基本属性。翻转课堂究竟适用于哪些学科，如何实施才能真正促进教学绩效的提高，以及实施过程中具体教学情景的把握、学习指导的撰写、学习活动的设计、学习任务的分解与递进、教学微视频的设计与开发、教学效果的测评与检验、翻转课堂教学技能的培训等各个具体教学环节都还有待大家进一步探索、论证、优化。

一、教育交流成为我国当代教育学科重建路径的背景分析

(一)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路径的可能性

罗素曾经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2]作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交流通过对异域教育资源多种形式的利用,能够对国内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由于教育交流的形式多样,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考察以对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成果的译介为目的的隐蔽式教育交流的影响。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之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其可能性取决于如下三个条件:1.国内教育学科的发展陷入困境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逐步陷入困境。“”前,受前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我们对近代以来形成的各门教育学科进行改造,只留下了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少数领域,其他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等被取消。“”爆发后,教育研究更遭灭顶之灾,教育学成了“语录汇编”,外国教育史被视为“毒草”,中国教育史被斥为封建主义的“黑货”,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也被取消,“教育学科濒临绝境”[3],形同废墟。但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展开,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教育实践的变革呼唤理论指导,教育学科的重建势在必行。2.国外教育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国内教育学科面临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学科在国外得到了蓬勃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夸美纽斯、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单数”形式的教育学逐步解体,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统计学以及教学论等分支学科产生,教育学“复数化”。二战以后,社会变革加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高度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教育学科继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新的教育理论如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终身教育思想、全民教育思想等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教育未来学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纷纷产生;在教育自身领域,高等教育学、职业教育学、课程论、德育论等相继独立。这样,教育学科“形成为有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特的、有50门之多的科学学科群”[4]。3.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打开由于政治的原因,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在对外教育交流领域执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主要同前苏联以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交流,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闭政策。因此,前苏联的教育理论对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中苏交恶以及的爆发,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几乎完全关闭,研究和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已不可能,这使得我们对世界教育学科的发展隔膜甚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尘封多年的国门打开,出国留学迅速扩大,多边及双边教育交流频繁,全方位对外教育交流局面逐步形成,国外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成果得以大量引进国内。在此背景下,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成为可能。上述三个条件决定了隐蔽式的教育交流能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

(二)教育交流为教育学科的重建蓄积了丰富的外部思想资源

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路径,主要是经由译介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提供外部思想资源实现的。要在废墟上重建教育学科,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教育学科发展经验是学者们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初,在《教育研究》编辑部举行的“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教育科学”的座谈会上,学者们纷纷提出:繁荣教育科学首先就要放眼世界,了解国外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新的教育科学体系,发展了许多新的教育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工艺学、教育环境学、学校管理学”,但“我们缺乏对七八十年代世界教育科学理论方面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的了解”[5],一些新兴的教育学科“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系统的科学著作,就是有分量的论文也不多见”,因此,“对一些新兴教育学科的研究,则要解放思想,敢于引进,善于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创造性的研究和应用”[6]。为此,当时主要的教育刊物以及一些教育专著纷纷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发展资料,为国内教育学科的重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域外思想资源。此处拟简略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时期———《教育研究》等主要教育刊物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发展资料的情况,展示教育交流为国内教育学科重建蓄积外部思想资源的状况。

1.《教育研究》对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介绍

一、西部地区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

（一）从市场需求来看，表现出供大于求，毕业生普遍感觉就业压力大

笔者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近年来，西部高校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率虽然没有低于平均就业率，但市场需求情况不容乐观。高校就业指导部门普遍反映明确表示需求“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信息极少。以广西大学为例，2008—2010年三年中到学校招聘的用人单位中明确表示需求“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不到5家，没有一家企业明确表示需求“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毕业生。在各招聘会、就业双选会上，需求“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招聘信息几乎是绝无仅有。毕业生求职、应聘主要是针对对专业无限制的信息，甚至有部分毕业生表示求职成功是通过自己本科的专业应聘，与研究生所读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无关。从总体情况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市场需求是供大于求。通过对西部5所高校的抽样问卷调查，90%以上的毕业生感觉到就业压力大。

（二）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学校，工作岗位主要是高校学生辅导员

根据对西部两所高校2008届、2009届的毕业生就业去向调查，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流向主要是：有3%的毕业生升学读博，4%当公务员，88%到学校，到其他事业单位的3%，到企业工作、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有2%，就业去向主要是学校。到学校就业的毕业生，工作岗位主要是担任高校的学生辅导员，只有极少数担任教务员或教师。这样的就业流向情况，对该专业的在校学生造成了十分矛盾的心理：他们既“趋之若鹜”又“无可奈何”，同时充满了焦虑与不安。到高校工作是该专业的学生非常乐意的职业追求，但也是他们“无奈的选择”，因为其他单位对该专业的需求可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因为就业选择空间小，就业竞争激烈，他们为之充满了担忧与焦虑。

（三）专业的就业竞争力不明显

摘要]教育性失业是教育身份功能膨胀的恶果。造成“教育性失业”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看，当教育培养高规格人才的数量过多、超过社会发展的需求时，就会产生文凭危机。教育社会学更多地从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方面来看问题，冲突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巩固自身地位，有意抬高职业门槛的学历资格从而造成文凭贬值，教育性失业其实是社会冲突的产物。

[关键词]教育性失业；教育经济学视角；教育社会学视角

教育性失业(知识性失业)是教育身份功能过度膨胀而走向反面的恶果。教育性失业、文凭贬值、文凭病、泡沫教育、人才高消费、“教育过剩”、“过度教育”等提法，所指的基本上都是同一种现象，即相对于历史上的较高水平，学历的含金量减少，高学历者面临就业困境，现实无法满足其原先接受教育的期望(高收人和高地位)。简而言之，教育性失业(educatedunemployment)或文凭贬值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教育性失业”直接导致教育正向功能的衰减，这是在许多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发生过并仍时时出现的情况。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失业人群中出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一

“教育性失业”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受过教育乃至高学历的人大量失业。二是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不能学以致用或大材小用、高能低就，不得不从事那些技术水平和收入都低于他们当初预期达到的水平的工作，“学校培养的似乎是徒有许多证书，却极少具备与工作明确相关的本领的人。事实上，将近半数的美国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行业同他们所学的专业毫无关系”。日本的情况尤为严重，不但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不好找工作，连处于顶层的“学历贵族”也遭遇到某种失落。

至于中国目前的学历情势，常常有报道说，大学生就业难，很多本科、硕士研究生找不到工作，失业人群呈现向高学历者蔓延的趋势。的确，仅就2003年来看，这是扩招后的第一个毕业生高峰年，应届毕业生达到21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30％，而相应的社会需求的增长则与往年持平。广州2003年毕业生招聘会需求人员总计6300多人，进场者达到30000多人。甚至有报道说高学历者纷纷“下嫁”中小学，如北京一中招聘教师，30名毕业研究生纷至沓来，其中一人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博土，应聘到该校实验部小学一年级教拼音，结果因试讲没通过而被刷掉了。于是有人就此宣称“中国知识失业时代已经来临”。但我们认为，对这种现象应全面观察和分析，不可简单下结论。许多大学生的失业不是真正的失业，象有人所列举出的国内知识型失业的几种表现(专业结构性失业、专业过热性失业、学历性失业、行业性失业、区域性失业和主动性失业)都具有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所出现的那种较典型的知识性失业差别甚大，不可一概而论。不能把“就业压力”与文凭贬值相混淆，局部的供过于求并不表明整体教育水平已经很高，因为我国整个国民的教育素质仍然很低。部分大学生“知识失业”是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深化过程中(整体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当然要引起重视，但不可危言耸听，重要的是找出其特殊性及其原因。为什么会出现“教育性失业”现象?换句话说，文凭何以贬值?一般人常常将其归因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认为这是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不可避免的产物。然而这个推论过于简单。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令许多研究者困惑不已。我们可以从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社会学这两个角度去考察。

【摘要】本文从教育成本核算的意义入手，从社会，学校和个人的角度对教育成本核算的意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字】教育成本核算理论基础意义

1958年，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学者之一的约翰•维译（J.E.Yaizey）出版了名为《教育成本》（ThecostofEducation）的专著。自此，教育成本就成为教育经济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开始研究教育成本的核算问题尤其是高校的教育成本的核算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教育成本？研究教育成本的核算有什么意义？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一教育成本核算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学校属于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事业单位一般是不计成本的，所以，高校的会计也不要求进行成本的核算。但是，随着高校的办学体制和办学形式日益多样化，教育投资体制的不断深入，传统的“报账式”会计核算体系已不能满足对高校会计信息处理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