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化转型下的教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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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杰出人才的培养，固然依赖于教育体制的革新，但是，教育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整个社会文化大系统的支持，同时也需要先进的社会文化理念为先导。当下，整个社会面临艰巨的现代化转型，多种文化样态并存，文化转型也日趋复杂和多变，这些都意味着教育改革面临着复杂的文化状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文化转型教育体制改革文化阻力传统文化功利主义文化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标志着呼唤已久的新一轮教育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然而，教育体制改革并非万能，也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杰出人才的培养，固然依赖于教育体制等外部制度的革新，更需要教育体制背后的文化心理的支撑，以及先进的文化理念作为后盾。我们要改革的不仅是外在的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将教育体制改革重点落实在人心的改造上，特别是文化性格的重塑上，最终造就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今天整个文化面临艰巨的现代化转型，多种文化样态并存，文化转型也日趋复杂和多变，这些都意味着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教育体制改革与文化转型的关系辨析

与前几次教育改革不同，此次教育体制改革一个最直接的突破口，便是席卷全社会的关于“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的讨论。虽然人们提供的方案各不相同，但是学界无一例外认为，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已经发生深刻转型，教育体制却严重滞后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步伐，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因此，改革教育中与先进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落后体制，便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是文化转型的必然要求。教育的本质，说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培养什么样的人，便是一个文化问题。当一个社会出现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文化诉求，并要求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时，会最先反映在教育层面，要求教育通过不断调整和变革自身，以培养出符合新的文化需要的人才。今天，创新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新的方向，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不仅是要培养现代意识的公民，更要培养出能够具有创新意识的杰出人才。

当然，教育体制改革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的封闭的改革，它是在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互动中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支持。教育体制改革不能仅仅依靠教育制度自身，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同运作，教育问题的凸显，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困境。教育体制改革的成败受制于新旧文化力量的制衡。新文化为教育变革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引领着教育改革的发展，而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日趋固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对教育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规定、制约甚至延缓作用。

另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为文化转型提供动力。自从人类开展教育活动以来，教育对保存和传承文化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社会通过各种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既保证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资源。当然，在此过程中，教育并不是消极地继承文化。教育往往会甄别、遴选出优秀的文化，并加以传承。教育者立足于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而且受教育者本身会发挥创新才能，对既有的文化加以创造和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这种文化选择，教育体制不断改变着现实社会的文化基础，引导社会进步。正如樊浩所说，“教育的任务，在于帮助和引导人们建构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造就真正的人，也造就人的精神和社会文明的平衡、健全和合理。教育对于意义世界构建的效力及其合理性，就成为教育的文化力量的内在表征。教育应该成为社会的文化创发源和辐射源，教育应该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持和文化批评，并充当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自觉承荷者和时代精神的代言人”。［1］这正显示出教育体制改革对文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文化状况

今天的中国，文化领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传统精英文化、现代世俗文化、商业文化、后现代文化多元文化并存的宽容的、开放的文化生态。认清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对于更好地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文化状况呢？大致而言，今天的中国正面临三重文化形态的建构。

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作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依然是我国的主导文化形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是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就是培养出具有“四有”特点的社会主义公民。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随着政治的开明以及社会的进步，除了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外，各种亚文化也在兴起和发展，使得文化价值观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二是传统文化热方兴未艾。虽然经过近代以来的历次文化批判，传统文化日益式微，但是传统文化的因子依然流淌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并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为了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一些人士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的典籍中，试图寻找根治精神创伤的文化药方。以复兴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热，在全社会蔓延开来。借助百家讲坛、孔子学院、拜祭黄帝陵等或民间或官方的行为，传统文化中符合当今人们心理需求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思想资源被人们汲取出来，有利于疗治失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是，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政治层面的等级观念、长官意志、特权意识；经济社会层面的小农意识、保守意识；文化层面的人格依附意识、缺乏创新意识——依然缺乏足够的反思和警醒。

三是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肆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动荡之后社会普遍的虚无心态，以及商品经济重利文化的冲击，世俗功利主义文化乘虚而入，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文化的世俗化与商品经济同步而行，商品经济所奉行的互惠、实用、重利的原则深深地影响了世俗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的人性基础，是人性恶的物质利益驱动论——支配人们活动的动机，归根到底是谋取实物的利益；其核心是效率和效益的最优化原则；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市场化价值取向。［2］世俗文化将关注的焦点投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物质世界中，随着人们对性、欲望、金钱等物质、生理层面的渴求迅速膨胀，以及对现世幸福的关注超过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人文精神日益衰退，理想、价值被放逐，整个社会生活在尘世里，缺乏超越精神和理想情怀。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俗化运动，对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

不可否认，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因素，它肯定人的世俗价值，强调个体的利益诉求，张扬人的生存欲望。世俗文化的崛起，对唤醒被传统文化压抑已久的人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制约教育体制改革成败的双重文化阻力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21世纪的教育体制改革“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说到底，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培养适合时展的具有新的人文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公民。这种现代公民，既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土壤中，又具有开阔、开放的国际视野；既需要一定的文化守成意识，又具有深刻的怀疑精神、创新意识；既具有独立的个体人格精神和文化自觉，又遵守现代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

鉴于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的现实，要切实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解决好制约教育体制改革的双重文化难题。一方面，警惕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占主流地位，但是传统文化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教育改革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守成式的、控制性的文化。传统文化主张的是集体的力量，个体应该置身于集体之中。传统文化贬低个人权利，无视人的个性和自主性，扼杀个体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这种保守主义的、中庸式的群体文化观突出表现在要求学生唯书本、唯标准答案是从，忽视学生的思辨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种教育专制主义是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的，不仅扼杀了个体的好奇心，也培育不出杰出人才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怀疑精神。因此，教育体制改革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教育的消极影响，教育改革必须要以新的个体本位文化形态来引导，充分尊重和呵护人的好奇心和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警惕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功利主义如今全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中。从幼儿园开始的各种考试、竞赛和评优，其背后功利式的文化心态，已经在民众中根深蒂固。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需要社会大环境的荡涤，绝非单纯依靠教育体制改革便能解决的。像近年来愈演愈烈并被人们广为诟病的“择校热”和“学区房”问题，亦是这种功利观的尖锐体现，它已经深深伤害了中国基础教育公平，显然也无法依靠教育内部的制度调整所能解决的。

而高等教育所受到的功利主义文化的侵蚀，其状况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固然不能死守精英教育的路数，但是高等教育毕竟承载着民族的希望，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人才的重任。反观当下的大学，以各种数目字管理教学和科研；经济利益刺激下的盲目扩招让大学不堪重负；各种文凭班、老板班让大学沦为钱权交易的场所；为了追求就业率，不惜在就业数字上大费周章。正如著名学者王英杰所说，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对行政职务青睐有加，使出浑身解术务求获取，失去行政职务则如丧考妣，魂不守舍。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怎么可能生长出大师”［3］？

教育的问题固然是功利观念侵蚀的结果，但是也跟我们的教育理想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以大学为例，一些大学已经抛弃了学术神圣的传统，忘记了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根本宗旨。因此，如果不改变这种功利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环境，让教育理想和教育传统真正回归，那么，我们再有多么完善的教育制度，也可能是绣花枕头。

当然，上述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教育改革的阻力的分析，也说明了教育体制改革还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问题。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者和政策方略的制定者固然有很多美好的理念和设想，但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缺乏基层教师的参与。这种灌输式的教育体制改革如果得不到基层教师的文化认同，抑或基层老师的文化素养和理念跟不上改革的节拍，都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这将使得教育体制改革面临更加复杂的文化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