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的道德教育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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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道德教育现状省察

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它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把尺度。同样的,道德教育也应该以引导青少年关注现实生活、认识人的价值、珍爱人类的生命、学会与他人和谐相处、学会健康快乐的生活、做个开心快活人为己任。然而,我国解放以后,由于受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致使我国的道德教育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远离了现实生活,成了“高、大、空”的政治口号和远不可及的圣人理想。也就是说我国的道德教育目标脱离了它的现实生活根基,失去了它的现实人性基础。“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是唯意志论唯精神论的无效性。它实质上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需求。它无视真实的活人,却执着于所谓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1]。”这种道德教育所培养的青少年一代只能是双重人格和人性扭曲的“政治动物”,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和行为,而且说的和做的也出现脱节,当他们唱高调时,什么美丽动听的“政治口号”与“道德律令”都喊得出来,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缺乏最基本的文明礼貌、行为习惯,也缺乏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

北京师范大学对本校大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在回答‘当公共场所有歹徒向群众行凶时,你采取何种反应?’这个问题时,52%的同学选择‘尽量不卷入’,24%的学生选择‘到附近去找公共电话报警’,13%的同学选择‘先旁观一阵再说’,而只有11%的同学选择‘我会挺身而出,去制止歹徒的犯罪行为[2]’。”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在对“你在公共场合遇到违法犯罪的事情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一题的回答中,选择“主动制止”的只占17.1%,而选择“赶快回避”、“旁观看热闹”、“协助别人制止”的分别为17•1%、1•3%和64•4%[3]。另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青团中央宣传部课题组2000年的最新调查,在对“看见歹徒持刀杀人时你如何做”这一问题的回答中,6•8%的青少年选择“围观看热闹”,12•2%的选择“装没看见,绕道走开”,6•7%的选择“拼命跑开”,9.0%的选择“与别人一起阻止”,10.2%的选择“与警察一起阻止”,只有6.3%的青少年选择“率先阻止[4]”。这种高认识低行动、高期望低参与的状况,反映的就是一种双重人格和人性的扭曲。

二、我国道德教育低效的归因分析

首先,我们的道德教育脱离了它的人性基础。过去我们的道德教育向学生传授和灌输的只是一些枯燥、乏味的道德观念、原则、规范等,而且这些道德观念、原则、规范又是被抽去了它的人性本质内涵,这样就使我们的道德教育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的行为规定。这样的道德教育只能影响青少年一代的外部行为表现,它很难也无法穿透青少年的心灵。其实,一切道德规范都置根于或出自于人性的需要和追求,它所规定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乎道德的现实生活关系。当道德教育脱离或背离它的人性论基础和现实生活根基时,它就只能成为没有鲜活具体内容的“口号”和“空壳”,而青少年一代是无法从这种“口号”和“空壳”化的道德教育中领悟到道德的根本及实质的,同样它也诱发不出青少年对于人生的领悟、生活的理解、生命的珍视以及对他人的关怀等基本的道德意识。这种脱离了人性“根基”的道德教育所培养出的道德品质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根之草,于是就造成了上面所说的学生的双重人格和人性扭曲。

其次,我们的道德教育脱离了现实生活根基。道德教育应该是置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而我们的道德教育长期以来脱离了现实生活,成了空中楼阁、天边浮云、海市蜃楼式的“高、大、空”的东西。它把本来普通的人抬高成了圣人,而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能用“圣人”的道德标准要求所有普通人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所以,有人说我们的道德教育太道德了,因为我们只抓住了道德教育中最高的一个层次,要求学生“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好象我们道德教育的任务是培养道德学家、圣人、神人。其实,我们只抓住了道德教育中的高度道德,而中度道德、低度道德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把学生培养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正常的人。“这种对人的把握方式完全抛弃个人的感性、自然性等方面内涵,片面地、孤立地强调了另一极,实质是对人矛盾本性的一种知性的割裂,而这种割裂的后果便是使人变成了脱离了大地、脱离了生命冲动、脱离了死亡体验的‘单向度’的幽灵,成为了一种最终可告别人性摩擦、可摆脱一切生活纷忧的,然而在现实中却永远不可能存在的虚幻的人[5]。”事实上,即使我们所强调的高度道德最后也变成了没有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一个抽象的东西。

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传统中有一种要命的东西就是泛道德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正是这种东西使人变得虚伪,变得假正经,使生活变得了无趣味。道德理想本是好东西,人人都应当有理想有道德,但是把道德高调唱到不近人情的高度,并强使自己与别人接受,就会变成道德专制主义与理想法西斯主义[6]。”再次,我们的道德教育失去了它的主体对象。在道德教育中真正占主体地位的应该是具有鲜明个性的青少年一代,而我们的道德教育却失缺了这一点,致使各种我们认定和倡导的政治理想、道德规范、原则、观念成为了主体。例如“极左”路线影响下的道德教育。这样以来居于次要地位的青少年一代只能被动地理解、囫囵吞枣地接受这些既定的道德规范,只能被作为一颗“螺丝钉”来培养。“螺丝钉式的人没有任何的自主性和自由,更没有个性,它必须绝对地服从社会的运转。螺丝钉教育就是把具有独立性的生命个体塑造成毫无个性和自主性的、模式化和标准化的、仅仅具备某种使用功能的社会零件[7]。”由于青少年一代在道德教育中处于一种接受者和被塑者的客体地位,因此,道德教育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把他们培养成没有个性的人。

最后,我们的道德教育是意识形态化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所应关注的道德是人们的道德生活,是人们的道德理想,而我国解放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道德教育被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所取代:“要斗私批修”、“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强烈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道德运作方式表现出明显的情感化,人们在缺乏理性分析和审慎思考的情况下,把自己全部情绪和感情都投入到革命与运动中。“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不是在过一种道德生活,而是进行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道德革命。道德运作方式情感化的极端表现就是无以复加的信仰和崇拜[8]。”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是没有选择自己生活目标、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与权力的,个人的生活目标和价值理想被社会化、同一化、公开化、中央计划化,个人就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是一个“政治动物”,因为“当一个人自己的生活目标的选择权都被剥夺的时候,还有什么理想、什么精神可言?当他的理想本身就是别人替他制定并强加于他,根本不用征求他自己的意见,并且决不允许他对这种‘侵权’行为质疑的时候,这种所谓‘理想’还是他的理想吗?还合乎道德吗[9]?”反思这一点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相反,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不是道德教育的任务。道德教育重在引导人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重在指导人们的现实生活,重在教人们认识生产的目的和意义。因此,偏离了道德教育的主旨和方向的道德教育是一种“不道德的教育”。

三、我国道德教育的改革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的存在,使得我国的道德教育的效果一直存在着低效、甚至无效的问题。使本来应当充满旺盛生命力和人性魅力的道德教育,变得毫无主体能动性,没有道德意义,枯燥无味,成为令人厌烦的灌输和说教。要想使我国的道德教育走出困难境地,就必须对道德教育进行改革,否则,就没有出路。为此,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树立人文主义的道德教育理念。这就要求我们在道德教育工作中要以人为本,把人、人的道德生活、人的道德发展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自觉反对科学主义思潮、功利化追求在道德教育中的泛滥,大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真正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切实确立起“人”在当代中国道德教育中的中心地位[10]。只有这样才能使道德教育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也才能使道德教育成为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富有人情味的教育,学生在这种道德教育中才能真正领略到道德的内涵、生活的本质、做人的根本以及对他人关心、爱护的重要性。这样的道德教育才能真正通向青少年一代的心灵,也才能保证道德教育任务的完成和质量的提高。

第二,回落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常轨[11]。”因此,真正富有成效的道德教育必须有它的现实生活根基,必须抛弃“遗忘人的有限性”的“圣人教育”模式。这就要求我们的道德教育必须回落它的目标,要使过去定位于“高、大、全”的、抽象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目标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注重引导青少年一代学会做人、关注生活、珍爱生命、懂得礼貌、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也就是说要使道德教育从培养“道德学家”、“道德圣贤”的高度道德中解放出来,转向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合格公民。具体来讲,就是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目标的前提下,改革我们的道德教育目标体系,把过去大而无当的道德教育任务落到实处,即把为国家培养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合格公民作为学校道德教育最基本也是最首要的任务。“我们讲的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而是平民化的,多数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这样的人格是自由的个性,这是说他不仅是类分子,表现类的本质:不仅是社会关系中的细胞,体现社会的本质,而且具有独特的一贯性、坚定性,意识到在‘我’所创造的价值领域里是一个主宰者,他具有自由的德行,而价值则是他的德行的自由表现[12]。”

第三,改革传统非此即彼的道德教育方法。长期以来在道德教育工作中,我们常常用一种非此即彼、或好或坏的方法去看待学生,一个学生要么好要么坏,缺乏中间状态。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本性乃是自然性与超自然性、肉体与灵魂、感性与理性、情欲冲动与理想追求等多重矛盾关系的统一体[13]。”处于好坏两端的人永远都是少数,即使一个人也是如此,因为“人的存在并不总是表现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二重分割”,在许多情况下人是既不好也不坏或者既好又坏的现实生活的一般人。为此,在道德教育工作中,我们必须把学生看作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既有公德心又有私欲、既有天使般纯洁的心灵又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因为人是复杂的,人是丰富的,人是有感情、有思想的存在,因而对人的道德教育工作也应该是最富有生机和活力,最富有情趣和意蕴的,任何枯燥、教条、僵化和专制的做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德国诗人歌德说:“人们应在什么地方寻求自由思想,这种东西存在于观点之中,而这些观点是活生生的情感[14]。”所以,我们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做到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地对他们进行教育,也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第四,确立学生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为了克服道德教育中的“人学空场”,避免道德教育中的“见道德规范不见人”的现象,改变青少年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只能处于接受者、被塑者的地位,我们就必须确立起学生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地位,真正调动起他们作为自身道德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积极思考、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能力的道德发展主体。

第五,立足于道德教育的自身任务的完成。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教学生认识道德的本质,理解道德生活的意义,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具有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学会做人,学会生活,而不是教给学生一些美丽动听的政治口号和远离实际生活的空壳化的道德律令,这是道德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切对这一任务的忽视和违背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都是违背我国的道德教育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