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策略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策略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一、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多元性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这一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社会和教育问题,它涉及到第二代移民的发展,至关重要。流动儿童进入城市,首先要保障他们能够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利。户籍制度的改革能降低公立学校的入学门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流动儿童在城市上学难的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深入,因传统户籍制度造成的教育机会的不公平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但是,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绝不仅仅体现为因户籍制度而带来的上学难问题,它实际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多元化的问题,需要通过其他的配套措施予以解决。
(一)流动儿童的聚集地与城市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
流动人口由于其职业特征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在城市中的分布往往呈现出聚集性的特点,且一般分布在城市的城乡结合部。这些地带往往是城市教育资源布局中最为薄弱的地带,这就形成了这些居住地的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状况使流动儿童入学在客观上仍存在着较大的困难。以杭州市为例,到2005年10月底,杭州市外来流动人口超过218万人,其中务工人员超过137万[1]。他们主要居住在杭州市的江干、拱墅等区的城郊结合部,而杭州市的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则主要分布在市中心。根据笔者的调查,大约有20%左右的农民工带子女进城,如果以务工人员总数为基数做进一步推算,杭州市至少有26万农民工子女需要就学。据我们对杭州市江干区的调查,近年来该区农民工子女要求在区内就学的数量增长迅速,尽管区政府采取不少措施扩大中小学规模,但仍然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二)流动儿童学习过程的不连续性
流动儿童家庭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父母,即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不稳定所造成的。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是大劳动强度的辛苦、劳累的工作,他们的工资和待遇不仅比城市居民低,而且岗位很不稳定,这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使得其子女即流动儿童的学习过程也具有流动性和不连续性的特点,经常随着父母工作地点的变动而变动。在笔者的调查中,有一户来自浙江衢州的农民工家庭情况最为典型。该家庭有一个正在读六年级的孩子,在六年的学习生涯中转了三次学:第一次是从一个为煤矿工人子女办的民工子弟学校转到家乡的学校;第二次是从家乡的学校转到杭州的一所公办学校;后来又转到目前就读的这所公办学校。另据对浙江省杭州、温州、宁波、金华、丽水、衢州等六市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595位流动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转学比例很高,有过转学经历的学生比例达79•67%,其中有过多次转学经历者的比例达12•61%[2]。
这种流动性和不连续性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有较大的不利影响。首先,容易导致流动儿童入学延迟。据对国内第一所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杭州天成小学的调查,天成小学各班平均跨越的年龄段为4•3岁,其中一个班级覆盖了7个年龄段的儿童[3]。对北京、深圳等九个城市的流动儿童发展与需求调查的结果也表明,流动儿童超龄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为4•8%[4]。这种延迟性将大大影响流动儿童的正常发展。其次,容易导致流动儿童学习成绩滑坡。由于目前我国的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不但各地的教育水平与质量不一,而且使用的教材也不统一,这就对经常转换学校的流动儿童的学习带来了困难,因此导致了不少学生的学习成绩下滑。笔者此次的调查结果表明:流动儿童中学习成绩中等以下者占64•7%;5个初中辍学者辍学的主要原因都是学习成绩差而不愿再继续上学。另外,对北京、深圳等九个城市流动儿童的调查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儿童辍学或一直没有上学的原因中,“孩子自己不想上学”的选中率为50•8%,“成绩差”的选中率为34•1%[4]。这一问题对我国的义务教育普及化是一个挑战,它意味着:今后导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可能不再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是这些流动儿童由于学习的不连贯和地点的不稳定所导致的成绩滑坡、丧失学习兴趣,进而导致了辍学。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国下一代劳动力的素质提升速度将会趋缓。此外,频繁的转学要求流动儿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这会使这些孩子的心理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容易引发其他的社会问题。
(三)农民工家庭对其子女教育功能的弱化
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社会、学校、家庭是三个不可分割的环节,各自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责任。但是流动儿童家长较低的受教育水平、超长的工作时间,使他们很难有能力与精力对孩子实施良好的家庭教育。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家庭均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且期望较高。占总数72•3%的家庭期望其子女能读到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21•3%的家庭虽然持不确定态度,但表示越高越好。但有44•6%的家长因自身文化水平低而无力辅导子女的功课;20•3%的家长因工作太忙而无时间辅导子女的功课。目前,进入城市生活的流动儿童大部分处于小学阶段,他们不但在学习上需要家长的辅导,而且在心理上也需要得到家长的正确引导。这是因为自身的家庭环境与城市生活的差距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差,而年龄幼小的他们对事物判断力有限,或产生自卑心理,或感到待遇不公,这种心理如果不经过正确引导,就难以与社会有效融合,甚至会引发反社会的行为。总之,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十分不利,它会导致社会和学校对儿童教育难度的增加。
二、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困难
我国目前留守儿童的规模十分庞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4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1823万人,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至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达700万人,而留守儿童有2200多万。导致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父母的有效监护和亲情关爱。因此,结束“留守”状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两种途径可以使留守儿童回到父母身边:一是外出务工农民把孩子接到务工城市;二是加快外出务工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使他们在城市定居下来,这是最根本的解决措施。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这两种途径的实现均存在困难。首先,造成农民工子女留守农村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状况而不是户籍制度。此次在杭州市被调查的202户农民工家庭,只有74户把孩子带到了城市,其中8户是把大孩子留在家中,小孩子带到城市。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首要原因就是“城市生活费用太高,经济上负担不起”,100%的被访者选择了此选项。另据对北京市619户流动农民家庭的调查,在城市较低的收入和经济地位是决定使其子女留守农村的最根本原因之一,另外两个原因是职业因素及城市农民工子弟学校条件差[5]。因此,即使消除户籍制度的障碍,经济上的“贫穷”,仍然会使得大多数农民工子女继续留守在农村。其次,较低的收入节余水平使得大部分农民工无法在城市长期定居。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地域上十分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省份的大中城市。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例,2004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798元,其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04元,扣除消费支出,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结余为494元[6]。假设夫妻两人均能获得此收入,那么,家庭平均月结余为988元。很显然,如果把子女带在身边,则他们的负担会更重。这是农民工不得不将自己的子女留守农村的重要原因,因为这样的收入节余水平使农民工难以在大中城市长期定居。
三、农民工自身的教育与技能培训
(一)受教育现状
对杭州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进城务工的370位农民工中,总体上以初中学历者为主,占54•6%;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4•1%;高中文化程度占10•8%;大专文化程度以上占0•5%。在这些被调查者中,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有21人,占总数的5•2%。其中6人是用人单位提供的岗前培训,包括家政公司2人、保安公司2人、酒店1人、企业1人;其余15人是个人主动参加的各种短期实用技能培训班,包括驾校7人、装修班3人、裁剪班2人、会计班1人、电工班1人、器乐班1人。从培训费用负担看,由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是免费的,而自己参加各种实用技能培训班是由个人付费的。从培训的内容看,接受用人单位培训的6人学到的是非实用技能,主要是对工作中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培训,具有较强的专用性。另15人学到的是实用技能,与以后的职业选择密切相关,除了参加会计班学习的1人学完后没从事与职业培训相关的工作外,其余14人目前从事的职业均与所学的技能密切相关。从接受培训者的学历来看,参加各种实用技能培训班的成人最低学历为初中,包括初中学历者11人,高中学历者4人,说明具备一定的基础文化知识是接受技能培训的基础。从纵向比较来看,有些培训技能并未显示出学历的差异,如学习驾驶技术者中,既有初中学历者,又有高中学历者。以上情况表明,目前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都较低、大多数未受过职业技术培训。随着城市产业的升级换代,这种现状将会使农民工的就业空间越来越窄。
(二)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
我们对农民工今后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做了调查。有35•2%的人认为“外出就业前接受培训”非常有必要,他们认为通过培训掌握一定的技能不但容易找到工作,而且报酬会比较高,不过他们最需要接受的培训内容为实用技能。但是也有20•3%的人认为“没必要”。这些人中,有的是因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因而认为没必要再接受培训;有的认为自己出来是做小生意,所以不需要接受培训;还有的认为自己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所以也没必要接受培训。另有44•5%的人说不清楚是否有必要,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过培训,再加上不知道培训内容是否与以后的工作相关,所以不好确定培训是否必要。对“今后是否愿意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这一问题,25•2%的被访者明确表示想进一步接受培训,9•9%的被访者表示要由教育费用的多少来决定,两者选择的教育形式皆为短期技能培训班这一非学历教育形式。其余64•9%的被访者表示不愿意接受进一步的职业技能培训。被访者之所以不再考虑接受技能培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被访者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能,认为没必要再继续接受培训;二是被访者迫于生活压力整天忙于生计,没有时间接受培训;三是被访者家庭经济负担重,有限的收入主要用于子女的教育,因此不再考虑自己接受培训;四是被访者认为自己年龄大了,再加上文化程度低,觉得学起来太困难。以上情况表明,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对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并不高。
(三)教育与收入的关系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教育、技能与农民工收入的关系,笔者利用被调查者中的119位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数据,运用SPSS11.5的均值比较过程(CompareMeans)中的平均数法来进行分析。从表1的均值分析结果来看,同为没有掌握技能的农民工,由于教育水平不同,其工资报酬也存在着差异,并且受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性。此外,掌握职业技能的农民工与其工资报酬的关系也基本呈现出这种关系。笔者又对受教育水平相同的农民工的工资报酬进行比较,发现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农民工中,掌握技能者的工资报酬要大大高于不掌握技能者的工资报酬。表2的方差(ANOVA)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特征的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报酬存在显著的差异,即F值为65•031,显著性概率P=0•000<0•05。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与其工资报酬的高低在总体趋势上呈正相关性,但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掌握职业技能的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的月工资报酬为1237•50元,而具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的月工资报酬却达1437•04元。相反,在相同的教育水平下,掌握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则一定比不掌握职业技能的农民工的工资报酬高。这种情况表明:在目前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相差不大,从事的工种普遍技术性不高的情况下,技能水平对农民工工资报酬的决定作用更大。
四、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1•我国农民工及其子女所面临的教育问题不仅体现在农村,而且已延伸到了城市。这些问题不仅有教育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户籍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而且有农民工家庭自身方面的原因。
2•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已对我国的教育体制带来了新的挑战。从城乡统筹、地区统筹的角度来考虑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资源的安排,应成为各级政府议事日程中予以优先考虑的事宜。
3•应建立以流入地为主、流出地配合的协调体制,实行国家义务教育经费的地区统筹体系,实行义务教育一卡制或义务教育券的办法,使得国家划拨的义务教育经费结算到具体的受惠对象,并随人口的流动而流动。
4•不仅要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教育体制,而且还应针对农民工在地区、在城市分布的特点,调整学校的空间布局,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和有效配置。
5•针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弱化的状况,相关学校和城市社区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消除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外活动,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社会。
6•农民工流出地政府应积极扶持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发展,使留守在农村的农民工子女能在比较良好的生活环境下完成九年义务制教育。
7•不仅农民工流出地政府,而且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和相关公司企业都要重视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加强服务、增加投入和政策引导,提高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一方面应尽可能地提供各类培训信息,另一方面要用各种政策进行激励。比如提供免费或贴补式的培训,将培训与薪酬挂钩,将培训与有关福利待遇挂钩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