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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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的历程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建立之初,与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的差距十分显著。1982年,我国研究生的招生数仅1.1万人,在校研究生数2.6万人,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不足0.6万人。[1]同年,美国授予40.1万人研究生学位,德国为10.3万人,大约分别为我国的66.8倍和17.2倍。1981年《条例》颁布实施后,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明显加快,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招生规模分别从1982年的302人和10778人,增加到1985年的2633人和44238人,大约增长了7.7倍和3.1倍。1985年,全国授予研究生学位1.3万人,比1982年增长了1倍。[2]该阶段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基础资源如导师数量、教学设备、生活条件、科研经费、培养经费等严重滞后于研究生规模发展的速度;个别培养单位出现了片面追求发展数量,无视质量的倾向;部分学科招生计划与社会需求联系较弱,培养规格单一等。针对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国家教育委员会及时提出了“七五”期间研究生教育以“提高质量,稳步发展”为指导方针。1986年至1991年间,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下降,从1986年的4.1万人,下降到1991年的3.0万人。在校研究生数量也从1986年的11.0万人,减少为1991年的8.8万人。[3]1992年以来,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为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研究生教育进入了新的高速增长时期。招生数从1992年的3.3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7.3万人,①年均增长幅度约为13.8%,远远超过了政府计划的7.0%的增长速度。1999年至2004年,我国高校本科生连续扩招,本科教育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研究生招生规模以年均28.6%的增长幅度快速发展。2004年研究生招生规模已达到32.6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27.3万人,博士研究生5.3万人,分别比2003年增长了24.8%和9.4%。虽然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快速发展,但是在高等教育扩招的背景下,在校研究生规模占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的比例依然很低,仅从1999年的2.3%增长到2004年的4.6%。②截至2003年底,全国授予研究生学位共计92.6万人,其中授予博士学位11.0万人,授予硕士学位81.6万人。

二、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的特点

1.以硕士研究生教育为主转变为注重博士研究生教育从我国不同层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情况看,尽管1978-1991年间,博士生招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的增长速度均高于硕士生,在校硕士生与博士生的比例从1982年的47.2∶1调整为1991年的6.1∶1,但从绝对数量看,我国博士生教育的整体规模仍然很小。至1991年,我国硕士学位获得者约为20.1万人,博士学位获得者仅为0.95万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研究生教育逐渐调整了发展的战略方向,开始重点发展博士生教育。1992年至1999年间,在校博士生规模的年均增长速度(20.6%)高于硕士生(12.3%)。但是在研究生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在校硕士生与博士生的比例从1999年的3.3∶1,提高到2004年的4.0∶1,在校硕士生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博士生。③从博士生教育规模发展的绝对数量看,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我国逐步缩小了与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的差距。1983年,我国首次授予了19人博士学位,只相当于同年美国授予博士学位数(32775人)的0.06%,日本(7233人)的0.26%,德国(13637人)的0.14%,英国(6528人)的0.29%,印度(6597人)的0.29%。1997年,我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达到6793人,相当于同年美国(45876人)的14.8%,日本(13921人)的48.8%,德国(24174人)的28.1%,英国(10993人)的61.8%,印度(9070人)的74.9%。与1983年相比,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绝对数量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2002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达到14706人,相当于同年美国(46500人)的31.6%,德国(23043人)的63.8%,与英国和印度基本持平,已经超过了日本(13642人)。从博士生教育规模发展的增长幅度看,1990年至1997年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五个国家的博士学位授予人数的年均增长幅度分别是2.6%、4.2%、1.1%、3.9%、0.8%,而我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从1990年的2127人,增加到1997年的6793人,年均增幅达到18.0%。1999年至2003年间,我国博士生招生数量的增长幅度(26.7%),明显高于研究生教育大国的平均水平(美国1.5%,印度3.0%,日本15.1%)。2003年我国在校博士生约为16.6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如果按照目前博士生教育的发展速度估算,2007年至2010年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将与德国基本持平,甚至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位的研究生教育大国。

2.以普通高等学校为主体,多系统培养研究生从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类型看,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普通高等学校为主体,科研机构、军队院校和党校在内的四大研究生培养系统。截至2004年底,在全国341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中,普通高等学校239所,占70.1%;在全国775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中,普通高等学校460所,占59.4%。[4]从不同类型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的情况看,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的数量和速度,均远高于科研机构、军队院校和党校,说明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普通高等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的8.6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26.6万人,增长了大约2倍。科研机构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的0.5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1.4万人,增长了大约1.8倍。[5]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招生规模占全国的94.9%,大约是科研机构的18.8倍;在校生规模占全国的94.8%,大约是科研机构的18.3倍。

3.拓展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空间,多渠道、多类型培养研究生从不同类型研究生的规模增长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主要为国家培养教学科研型人才,研究生教育以学术型人才为单一培养类型。90年代以来,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短缺现象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逐步建立起以计划内招收攻读学位研究生为主体,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为补充,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学位共同发展的多渠道、多类型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同等学力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规模总量较小,但近年来发展明显加快。从同等学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情况看,我国从1985年开始允许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全国授予同等学力研究生学位人数仅为1293人,到2003年已增加到16376人,是1991年的12.7倍。2000年至2003年间,同等学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于稳定,且授予同等学力博士学位人数的年均增长速度(22.2%)高于同期全国博士学位授予情况(17.8%)。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有8.2万人通过同等学力申请获得研究生学位,占全国研究生学位授予总人数(92.6万人)的8.9%。其中授予同等学力硕士学位8.0万人,占全国授予硕士学位总人数(81.6万人)的9.8%;授予同等学力博士学位0.2万人,占全国授予博士学位总人数(11.0万人)的1.8%。2003年,全国有权开展同等学力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的单位共计71个,其中高等学校65个,科研机构2个,军队系统4个;有权开展同等学力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的单位共计420个,其中高等学校360个,科研机构19个,军队系统40个,党校系统1个,显示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同等学力研究生培养体系。⑤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情况看,我国从1990年开始设置和试办专业学位,截止至2003年底,十三类专业学位中(除公共卫生专业学位、口腔医学专业学位、军事学硕士专业学位和会计硕士专业学位以外),共计授予研究生53256人,占全国研究生学位授予总人数的5.8%。其中工商管理硕士28363人,工程硕士12589人,分别占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数的53.3%和23.6%。⑥2000年至2003年间,授予硕士专业学位人数的年均增长速度最快(56.8%),远高于同期全国硕士学位授予情况(26.0%)。

三、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基本动因

1.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159878亿元,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2004年的第6位。[6]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91-2003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7%,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倍,日本的7.5倍,德国的6.5倍,英国的4.2倍。[7]按照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人均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整体趋势下,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发展呈现出围绕国民经济波动的发展态势。这表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的根本动因。对1982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研究生招生规模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66,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展在整体上与我国经济发展相协调。1999年以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调整,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轨迹;1999年以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增长具有了与国民经济相似的发展趋势,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由于研究生教育总量的基数较小,因此在发展中呈现鲜明的补偿性增长的特点,发展的速度快、规模大,已成为我国高层次人才的“造血库”、“蓄水池”和“引力中心”。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根本动因之外,还存在其他因素影响或制约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当国民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其他因素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影响程度就会加强。因此,需要以审慎的态度、结合多种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生规模增长的幅度和速度。

2.政府政策驱动

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质上反映了政府研究生教育政策的调整,每一项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会直接影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规模和结构。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教育、科技领域中“人才断层”的严峻问题,政府政策的重点是培养学术型研究生,故扶持重点学科和研究生院等研究生培养基地的建设。90年代后,在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显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背景下,承担培养高水平研究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的研究生教育日益受到政府关注。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批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为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1999年以来,在政府“深化改革,积极发展;分类指导,加强建设;注重创新,提高质量”的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全国研究生计划招生数从1999年的8.5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32.6万人,增长了大约3倍。⑦在政府政策牵引下,全国硕士生实际招生规模从1999年的7.2万人激增到2004年的27.3万人,博士生实际招生规模从1999年的2.0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5.3万人。⑧

3.科技经费投入力度加大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综合国力的提高,1999年以来,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出现快速增长势头,中央财政对科技活动的资金扶持力度继续加大,企业技术开发特别是新产品开发投入增长较快,研究与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提高,总体上保证了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同时,政府通过“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211工程”、“985工程”等一系列重点项目及专项工程建设,持续投入了大量资金,使得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活动相对集中。从科技活动经费筹集和使用情况看,1999年全国共筹集科技活动经费1460.6亿元,科技活动支出经费为1284.9亿元,2003年全国科技活动筹集经费和支出经费分别增加到3459.1亿元和3121.6亿元,分别都是1999年的2.4倍。从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看,1978年,我国财政科技拨款额仅为52.9亿元,经过20余年的发展,到2003年,已经增长到975.5亿元,增长了近19倍,年均增长率为19.2%。科技拨款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相对稳定,1999年以来,基本保证在3.6%-4.1%之间。在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中,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拨款均增长较快。中央财政科技拨款从1999年的355.6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639.9亿元。同期,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也从188.3亿元增长到335.6亿元,分别增长了0.8倍。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在国家财政科技拨款总额中的比重相对稳定,1999年至2003年间,中央财政科技拨款平均约占64.2%,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平均约占35.8%。从研究与发展(R&D)经费的使用情况看,1999年以来,我国R&D经费投入保持较快增长,总支出从1999年的678.9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1843亿元,增长了1.7倍。2004年R&D经费总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4%,为历史最高水平。2003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在R&D经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7%、20.2%和74.1%。与1999年相比,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虽然略有提高,但总体上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R&D经费支出的结构变化不大。[8]截至2002年,“211工程”学校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占全国的比例已分别达到69.1%和86.0%;科研经费、仪器设备值约占全国高校的70.1%和38.7%;覆盖了全国100.0%的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83.6%的国家重点学科,“211工程”学校成为培养研究生的主导力量。“九五”期间,“211工程”建设资金总量约为182.3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27.6亿元,主管部门配套建设资金64.0亿元,地方政府配套建设资金39.5亿元,学校自筹建设资金49.2亿元,其他渠道建设资金3.4亿元。“211工程”资金在使用安排上,用于重点学科建设资金63.9亿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资金35.0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0.1亿元。⑨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办学经费呈现大幅增长的势头,办学和科研的整体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开展前沿领域科学研究和解决经济建设重大问题的能力显著增强,为研究生教育规模的继续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高等教育大众化

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是在高等教育整体规模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发展的直接原因。通过对1982年至2003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招生规模与研究生招生规模的相关分析可知,两者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988。特别是在1999年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快速向大众化阶段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9%提高到2004年的19%以上。[9]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招生数从1999年的65.3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182.5万人;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的9.2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26.9万人,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0.8%,与同期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的增长速度(29.3%)几近相同。[10]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推动了我国高层次人才需求的上移,势必要求更高层次教育的发展。同时,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规模明显增加,在研究生录取比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必然要增长,这也反映了人们的迫切需求。从1996年至2002年全国研究生报名与录取情况看,研究生报名人数从1996年的21.7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68.2万人,增长了约2倍。研究生录取人数从1996年的5.8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20.1万人,研究生报名与录取人数之比基本维持在3.7:1左右。[11]

5.研究生培养能力迅速提升

政府通过制定学科点战略规划,在宏观上对学科结构进行调控。2000年以来,经过全国第八次(2000年)、第九次(2003年)学位授权审核,我国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的科类结构得到了进一步调整,在分布中出现了以下特点:从学位授权点总量增长的情况看,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从2001年的682个,增加到2004年的97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从2001年的9693个,增加到2004年的12590个。从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分布情况看,2004年,工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440个)所占的比例依然最高,为45.2%,与2001年相比,所占的比例基本相同(2000年为317个,占46.5%);农学、医学和军事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占全国的比例与2001年基本持平;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得到大力发展,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增长最快,从2001年的19.4%增长到2004年的21.4%,并超过了2004年理学一级学位授权点占全国的比例(14.8%)。[12]截至2003年底,在全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中(11.0万人),工学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最多,大约4.1万人,约占全国博士学位授予数的37.0%。理学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2.6万人)约占全国的22.9%。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规模较小,约2.1万人,占全国的19.4%。在全国硕士学位获得者中(77.9万人),工学学科硕士学位获得者最多,约为32.2万人,占全国硕士学位授予数的41.4%。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硕士学位获得者的规模次之,约22.4万人,占全国的28.7%(以上数据不包括专业学位)。⑩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促使研究生导师队伍规模迅速扩大,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基本保证了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研究生导师整体规模较小,1992年,全国仅有硕士生导师4.4万人,博士生导师5033人。到2003年,全国硕士生导师已有10.0万人,博士生导师2.9万人,研究生导师队伍的整体规模迅速增长。○11虽然1992年至2003年全国研究生导师数量增长的速度很快,且博士生导师数量以年均17.2%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硕士生导师数量增长的平均速度(7.7%),但同期在校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数量分别以年均22.6%和18.5%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数量增长的幅度。在研究生规模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全国在校研究生与导师的比例不断拉大,在校硕士生与硕士生导师的比例从1999年的2.7∶1,增长到了2004年的4.7∶1。在校博士生与博士生导师的比例也从1999年的3.5∶1,增长到了2004年的4.7∶1。对全国57所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学历构成的调查显示,研究生教育师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2003年硕士生导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为35.4%,博士生导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为59.0%,分别比1990年增长了26.7%和23.9%。从博士学位获得地看,2003年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的硕士生导师的比例达到78.5%,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导师的比例达到了68.7%,反映我国立足国内培养的一批高层次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13]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在规模上的发展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使我国从一个研究生教育的小国转变成研究生教育的大国,从世界高等教育的边缘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流。这一转变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充分显示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生机、活力和创造力,为我国走向世界研究生教育的强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