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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立社区学院,实现普及型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美国是当今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强国。翻开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都与1900年时存在着较大差别,但首先令人晾奇和羡慕的是,一个世纪的高等教育增长和发展并没对其高等教育系统带来太大的压力。在20世纪中期美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美国仅用了30年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至21世纪美国大学和学院成功满足了国内80%中学后人员的高等教育需求。为什么美国能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发展了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美国较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的精英主义到普及化转变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无法回避美国高等教育发达之道的第一个“原创”经典——社区学院的创立与发展。社区学院的创立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结构的基础,正如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的观点:“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结构变化事实上仅仅只是社区学院的创建和扩张。’’社区学院创立的初衷就源于美国人的“高等教育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承诺”。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类高校博弈过程产生的一种结果,最早发展于四年制高等学校的内部。1892年,威廉•哈珀(Harper)任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后把芝加哥大学分成“学术学院”(AcademicCollege)和“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两部分,前者为大学一二年级,后者为大学三四年级。1896年,他把这两类学院改名为“初级学院”(JuniorCollege)和“高级学院”(SeniorCollege)并于1899年说服芝加哥大学董事会向完成初级学院课业的学生授予副学士学位,随后第一所两年制学院在美国建立。
起初的这些学院的主要使命是为本科学院三年级输送合格学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教育结构中的地位也不甚明显。但它的出现意味着美国自此形成了由大学、学院和社区学院构成的三级高等教育结构,建立了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构成的完整的四级学位制度。二战结束后初期,科技的进步,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源的增多等对高等教育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激发了美国对社区学院职能、数量和规模的进一步拓展,社区学院因其低廉的学费,开放的入学政策和传统高等教育机构所没有的职能——转学教育、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大大满足了社会的教育需求,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发展最快的部门,同时也是其高等教育结构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克拉克•科尔在回顾社区学院创建的深远影响时曾指出:“社区学院运动开创了向学习型社会的伟大转变。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要愿意,就能够在几乎任何地方学习几乎任何科目⋯⋯美国正成为首先提供普及中学后教育的国家。”_2可以说,正是由于社区学院的创建和发展,美国高等教育在面临大众化的入学人数之前就拥有了适合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组织和结构框架。社区学院扮演着国家快速发展与平等主义的高中、精英主义传统的高级学院以及职业院校与大学之间桥梁的重要角色J。现在美国4356所高等学校中2777所(65%)是两年制社区学院。作为大部分州高等教育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差不多拥有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学生人数的半壁江山,可见,这一组织和结构框架到现在仍发挥着普及高等教育的巨大作用。
二、扩展高等教育职能,践行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
多数美国人认同亨利•康马杰的这样一个观点:对于美国寻常百姓来说,“教育是信仰”——条件是它必须“实用并带来红利”。这一根本的价值观支撑了美国高等教育对实用性服务与教育的职责和情感,同时也促成了2O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另一处不容忽视的经典——践行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这处经典,也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斯拉•科内尔在建立康奈尔大学时所描述的大学目标那样:“我要建立一所大学,任何人都能在这里接受自己所需要的教育。”l4在1862年的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中也可以看见类似的表述:“尽管并不排除进行其他科学知识的学习或者经典知识的学习,但主要目标应该是教授与农业和技术相关的知识。”威斯康星大学的校训也体现了这样一个价值观:“大学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这一办学理念具体体现在大学为社区服务的两个关键方面:一是主张大学的精英教育也要涉及更多的专门知识;二是通过与农业生产、社会生活更紧密地联系的技术性课程,将大学推向广大民众。“大学应向更广泛的社区提供服务”,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发生的一场革命,使美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它通过开设农业和工业方面的应用学科以及进行应用研究与试验,将科学、技术和学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扭转了当时美国学院因过度偏重古典教育陷于空疏无用的状态,将美国学院从19世纪70年代以前奄奄一息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并逐步转变为现代大学。其次,重新界定了联邦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使联邦政府能够将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开创了联邦政府资助高等学校的先例,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最后,它使美国高等学校不再延续封闭的办学体制,第一次让美国人民获得了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不仅使人们明白“一个处于大学有效范围外的美国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成效的农场主或工人”l6J,也使得大学将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帮助美国创造了农业奇迹,促进了美国区域经济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一个世纪以后,这一服务社会的目标则成为美国大学相互竞争的核心动力:大学通过服务社会争取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大力资助,增加办学经费,提高学术声誉和教育质量。
三、构筑国际学术“天堂”。实现研究生教育的突破
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当欧洲一些国家已先后成为国际性教学与科研的理想圣地,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学生和学者的目光和兴趣时,美国还处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追赶期。从2O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却因为拥有众多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而成为国际学术的“天堂”和研究生教育的领头羊。克拉克•科尔曾于1963年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描述过美国大学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这些顶端机构,它们自19世纪末以来的演变是美国高等教育崛起之路第三个令人瞩目的经典。作为是德国洪堡大学模式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结果,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揭开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序幕。然而,直到二战后,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O年代初这段时间,这两个方面才又有了质与量的新突破。二战期间,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功,V.布什因此发表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著名报告。这份报告促使联邦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加强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包括创立国际科学基金会,拨款支持高等学校建立国家实验室。随即,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实验室之间建立起“政府拥有,大学代管,实验室相对独立”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研究型大学积极提高学术能力和科研竞争力,争取大量科研经费,获得大学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据统计,1953~1963年,联邦政府对研究与发展的总预算以250%的速度增加,给大学的比例增长了455%。
同期,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从2.55亿美元增加到11亿美元。政府的科研资助从1953年的54%增加到1963年的70%E7]。由于“研究生教育和更高一级教育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大学的目标是“最自由地促进一切有用知识的发展;鼓励研究;促进青年的成长;促进那些依靠其能力而献身于科学进步的学者们的成长”,因此,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也造就了研究生教育的突破性进步溶观地说,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早期的美国研究生教育在很多方面功利性色彩浓厚。仅从课程方面看,从硕士到博士,各类专业应用性的课程开设得比较多,对系统的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有所忽视,因而在研究生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一度在研究生的理论根基和学术水平上与欧洲的大学相比存在一些差距J。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院不仅特别强调以学系为重要载体的研究生教育必须更好地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而且针对各学科专业,在研究生计划中开设了许多基础理论课程,从而在基础上为提高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质量和科研水平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二战期间科技进步引发了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大量需求,研究生的数量也大幅上升。1950~1976年美国大学研究生从23.7万人增加到126万人,增长了4.3倍。。,研究生院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本科生院。到了21世纪初,每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已逾4万,而每年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已逾40万,美国研究生的教育模式也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竞相效仿。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美国改革和调整大学模式与结构的经典过程。大学通过竞争科研项目,有可能致力于新的交叉学科研究并获得大量的资助,同时还保存了大学原有的核心科系结构。研究生院将人才培养与科研联系起来,提高了大学结构顶层部分的人才培养质量,也实现了他们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职能。
四、完善“四维”协调机制,增强高等教育的适应力
美国高等教育在崛起之路上表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它能够不断完善自身结构、更新自身的功能——从继承英国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的单一的学院模式到现在分层次和多样化的复杂结构;从内战期间把军事训练作为主要任务到20世纪创办社区学院——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其不断适应变化的结果。这种强大的适应性体现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第四个经典之处——一套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相一致的,比较健全的“四维”调节机制。
1.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协调机制。作为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美国政府对大学的影响是零碎的、局部的,而市场调节则是最主要的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自由竞争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一种传统,几乎牵涉到高等教育的每一个领域。首先,高校要竞争消费市场。在消费市场中,美国高校必须不断调整和创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意向。这种调整和创新不仅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而且促使高等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完善。其次,在学术服务市场同样充满着激烈的竞争。高校向政府或企业提供科技服务以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始于“二战”期间大学对联邦政府提供的科技服务加剧了这类竞争的力度,同时也巩固了一批大学在高等教育中的领导地位。如哈佛大学在“二战”结束时,竞争到28个联邦科研服务项目,年度资助经费达到430万美元。这大大保证了哈佛大型研究项目的充足资金,也提高了其基础研究和高级人才培养的质量。再次,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这个市场中学者成为买方,高校在这个市场中的竞争大大促进了教师流动和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
2.以“宏观干预”为特征的国家协调机制。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市场协调机制相比,政府干预是较晚发展成熟的一种协调机制。1862年,《莫雷尔法》是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干预的成功的先例。从颁布《莫雷尔法》开始,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施加的影响愈来愈强。进人20世纪,尤其是二战爆发到冷战期间,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大事件几乎都与联邦政府的各种干预密切相关。1944年,国会颁布《军人权利法案》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平民化,高等教育获得的政府资助也达到了2O世纪以来的高峰。1947年,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为民主服务的高等教育》报告,促使美国高等教育改革原有系统结构和管理模式、扩大社区学院招生规模。1950年,国会批准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推动了科学和工程学的研究与教育的发展。1958年,《国防教育法》第一次将高等教育与国防事业和全球战略紧密联系起来。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进程,而同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则将政府对公、私两类高校的资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推动各州迅速建立各种治理或协调委员会。1974年创立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以及其后成立的“教育资源情报中心”,成为各级教育机构的信息情报系统,影响和支持着美国各类高校的教育决策与发展规划。冷战结束后,联邦政府还陆续出台了对全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指导作用的战略规划。例如,“教育总统”乔治•布什在《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报告中提出制定相关标准以提高大学新生入学时的学业质量。此后,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则规定了国家教育目标和标准,使教育战略规划上升为立法,成为国家的意志。可见,20世纪中期以后联邦政府逐步形成了以立法、拨款、信息服务、战略指导为主要手段,从国家的长远目标出发,在宏观上支持、影响,乃至巧妙控制高等教育的政府协调机制。尽管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意味着“公共规章和制度在不断取代大学的自主选择”,但它克服了之前美国高等教育一盘散沙,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领导的状况,为高等教育根据国内外形势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雄厚经济基础。
3.由“自愿者团体”力量所创造的协调机制。“四维”协调机制中的这一机制的形成与美国的自愿主义(voluntarism)传统息息相关。正如19世纪著名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观察的:“一些新事业开始之时,在法国,一马当先的是政府,在英国是权贵,在美国则是公民自愿组织。”因而,在美国的各种自愿者团体,他们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极为明显且众所周知。首先,私人基金会,特别是全国性的基金会,在过去的近百年里,不但为不同时期的高校特别是私立院校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支持,而且还是大学一些关键I生活动发展的推进器。例如,1932~195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theRockefellerFounda-tion)斥资2500万美元支持美国大学前沿科技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的研究;1955年,福特基金会出资9000万美元给45家私立医学院校以增强它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引;等等。这种参与不仅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协助,而且为政府拨款机制的形成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其次,大学协会。这类组织不仅捍卫着不同类型高校的利益,而且还是美国政府、社会与高校之间桥梁。以1918年成立的美国教育协会(ACE)为例,它是美国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协会,这一组织建立之初注重“建立共识”,而后转向带动改善高等教育的各类行动,如成人教育、教育公平等。该协会所提供的广泛服务和出版品,包括全国性的政策分析,且涉及联邦的经费和控制问题的议题。不仅如此,该组织还负责根据大学的需要向政府部门进行游说或提供咨询报告。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教育协会与其他主要大学协会一起成功地使国会在1996年通过了大学生的资助拨款计划,增加了对大学生的资助¨引。再次,自愿性认证协会。美国高等教育在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有了空前的大发展,而这种大发展却是在一种非常松散的管理机制下展开的。高校类型和数量都大幅度增加,质量也良莠不齐,为保证各类高校特别是新办高校的质量,认证协会作为一种专门质量监督和衡量机构走上了历史的舞台。2(】世纪中期后,认证组织不断完善,认证机制也不断健全,既保障了美国高校的办学水平在一定基准上运作,又避免了政府对高校的直接干预,在制度上保护了高校的自治。简言之,由“自愿者团体”力量所创造的协调机制不像市场机制一样鼓励激烈的竞争、功利性强,也不像政府协调机制那样宏观集中、方向性强,但它却渗透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担当着大学、社会和政府的缓冲阀的重要作用。
4.高校内部的自我协调机制。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独特的大学治理制度——董事会制度。20世纪后半期,美国几乎所有的私立高校都设有董事会,公立高校中亦有近三分之一设立了自己的董事会,这些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是美国高校的“最高法院”。校外人士以代表广大社会利益的名义对高校的长远发展进行指导,掌握院校的最后权力,是一种有利于高校世俗化的管理体制。同时董事会又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这就使大学避免了政府的直接干预,保证了大学的相对独立性,维护了大学教学与科研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持续发展。第二,分散的管理权限。在美国高校内部的管理中,大学、院、系有着各自的“势力范围”,权力相对分散。、据鲍德里奇等人的调查,在美国高校中,分散的权力系统已取代了传统上的由一个权力中心占支配地位的管理模式5_∞。处于顶端的董事会对学校整体的战略规划和财务预算有着重大的影响;校长为首的行政官员对董事会负责,可以对学校进行宏观的控制和协调,也可以直接参与微观的管理事务;院长主要负责与全院发展休戚相关的主要工作,特别是对于教师的聘任权;教师与系的影响主要是对于课程、教师委任系主任的选择等与其专业职责最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上。总之,适合于美国文化传统和经济体制的四维协调机制,一直激发着美国高等教育的生机与活力,也是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中的经典之处。
五、强化高等教育的国际性,寻求多元与同化之间的创新性发展
“与广泛的世界相联系”,寻求高等教育多元与同化之间的创新性发展,是2O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发达之道值得回味的第五处经典。早在17~l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创业期,美国学生和学者就通过留英、留法、留德将欧洲的高等教育思想和经验带回美国,并进行本土化实践和改造。最初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就是秉承英国人文主义教育传统而建成的培养新教神职人员和少数社会精英的机构。苏格兰的民主教育理念对美国大学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推动美国大学设置数学和自然科学讲座,“平衡了以往侧重古典文学的偏失”。其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则直接源于对l9世纪后期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的本土化移植。不可否认,美国高等教育自诞生之初便从与其他伙伴的接触中获益良多,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奠基时代,处处可见美国对他国高等教育经验积极学习、改造与创新的痕迹。20世纪初期,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日渐强盛,美国终于形成了自我风格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模式。然而,美国并没因此放慢教育交流与借鉴的步伐,20世纪40年代后,美国正式步入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教育交流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福布赖特项目就是这一时期启动的,它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对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形容该项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慷慨、最富有想象力的事物之一”。在此期间,美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教育交流的政策法案,如1966年通过的《国际教育法》将教育交流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推进各高校将国际教育纳入大学学位计划。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才服务于美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需要,1965年的美国移民法案明确规定给予“因其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特殊才能对美国的国家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福利作出重大贡献的专业人员”以签证的优先权_l。这样,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人美国。这些人才中很大一部分进入美国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的智慧为提高20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的质量和国际声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时至今日,这种趋势仍未衰减。据欧盟的有关调查,1996年,美国仅从欧洲就引进了1720名高端科技人才,其中不乏一些牛津大学著名的教授。至2005年,美国年均接受的访问学者与各类研究人员已稳定在20万人左右,国际留学生已接近60万人。虽然,20世纪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教育交流的重心不只是出于学术与科技的目标,其政治意图和功利性已经极为明显,但它毕竟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成就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包容万象”与“繁荣兴盛”。今天,21世纪已悄然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回味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崛起之道,不难发现,尽管有时美国高等教育在追求自身的目标时显得踌躇不定,但总的说来,美国高等教育已创造性地应对了自我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我国作为高等教育的后发国家,研究和探讨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息息相关的经典历程,对我们更好地认识美国高等教育发达的内在原因,并创造性地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有特别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