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小学人才培养观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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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中小学有机衔接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完善的重要要体现。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是传统教育体系的推陈出新，内部构成及外部因素发生了巨大变化。回溯五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公元前110o年就有学校的雏形，长达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官学私学体系日渐成熟，尤因科举制度的牵引，以乡学私塾为基石，形成纵向连贯的传统教育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及国民政府参考日美及欧洲一些国家学制，以改立、兴办大中小学堂及学校为主线，在外来资本主义和本土封建传统的综合作用下，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学制。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完成了对旧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造，向工农敞开教育之门。1951年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确立了各级各类学校面向学龄人口、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服务的制度路径，在实施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开展扫盲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教育，规定了专业技术教育和业余教育的地位。新中国的教育向各行各业输送了大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才，彻底改变了国民教育水平落后的境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当前，我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系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不仅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教育权利，而且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综观全球200多个国家的大中小学在学规模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而呈现正梯形及柱形的约占1，3左右。从小学到大学，越往上越需要更多资源条件，大中小学规模结构反映的是一国公共财政水平和公民支付能力，其深层次原因还与该国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及知识经济结构有关，与城镇化水平也有一定关联。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基础薄弱，20世纪50年代大中小学结构呈倒T形分布；60—80年代历经艰难曲折后全面恢复，属于顶部较尖的金字塔形；90年代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呈现顶部变钝的金字塔形；21世纪第一个十年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步伐不断加快，高等教育扩招导致规模稳步增长，故从2010年起呈现准梯形，这从一个侧面显示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处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较好水平，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观察近现代大中小学的递进链接方式，往往是一个教育阶段终结与另外一个教育阶段开端的链接，这种链接既可是直接贯通，也可是竞争选择；既可是柔性的，也可是刚性的。当大中小学在学规模处于金字塔形时，教育供需之间关系紧张，教育机会越是供不应求，越倾向于刚性的、竞争选择的链接；当其结构转为正梯形乃至柱形结构时，教育供需关系趋于缓和，不同层级之间会出现柔性、直接贯通的链接。因此，当前我国大中小学规模结构呈现准梯形，不仅意味着不同学龄段人口依法入学和选择就学的机会同步增大，而且对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完善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从而迫切需要在新的供需关系下来认识大中小学有机衔接、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和模式的问题。

二、大中小学有机衔接、系统培养人才已经纳入国家政策范畴。

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是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展望2020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首次要求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进而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强调届时“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党中央的宏观决策，为2020年前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厘清了方向，也为《教育规划纲要》新的部署定下了基调。按照《教育规划纲要》对未来l0年教育发展的战略部署，我国向世界范围公认的人力资源强国发起冲击，已具备体系结构及支撑能力等有利条件。然而，基于数量规模的结构形态跃上新的阶段，不过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趋于完善的一个特征，今后的关键在于，通过持续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和模式完成质的飞跃。对此，《教育规划纲要》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多个维度提出了具体要求，把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在部署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时特别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深刻阐释了更新人才培养观念事关教育体制改革全局的重要意义，并对树立五个方面新观念提出了具体要求。

第一，“树立全面发展观念，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是素质教育的核心理念，最具教育的本质性特征，在所有新观念中起着引领全局的重要作用。

第二，“树立人人成才观念，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成长成才。”这一理念比较接近国际社会倡导的全纳教育，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现代教育的民主性和普惠性。

第三，“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这是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统一理念的折射，闪烁着传统因材施教思想的光芒。

第四，“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为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是当代社会公民生存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密不可分。

第五，“树立系统培养观念，推进小学、中学、大学有机衔接，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

上述一系列要求，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主文件尤其是第三次全教会关于素质教育决定的精神一脉相承，而且与时俱进，也是对所有新观念的整体概括。《教育规划纲要》号召树立的五个新观念，相互之间关系非常密切，构成了有机整体。相比其他观念，最后的“系统培养观念”涉及面更广、内容更为丰富，所以《教育规划纲要》通过不同关系组合，作出多个角度的论述，这是在国家政策范畴内对大中小学有机衔接、系统培养人才作出的重点部署，集中体现了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对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和模式的总体要求，完全符合时代需求、教育规律和人民期待，对于准确把握大中小学有机衔接、系统培养人才的政策要点，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三、落实大中小学有机衔接、系统培养人才政策的若干要点。

回顾《教育规划纲要》的调研过程，关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研讨是比较热烈的。在义务教育趋于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8O％、普通高校年招生600多万人形成的“准梯形”格局中，教育质量问题空前凸显，尤其是“钱学森之问”更为社会各界及学校提供了辩论热点。总的来看，围绕系统培养人才观念的讨论尚多，但聚焦构建模式的政策设想偏少，教育和人才的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一些掣肘因素。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落实大中小学有机衔接、系统培养人才政策的要点，近期主要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课程改革整体设计应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重点是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而课程体系建设是教育教学的基础性环节。在大中小学课程体系建设中，需要深入研究、确定不同教育阶段学生必须掌握的核心内容，形成教学内容更新机制。以德育为例，最近，教育部在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全面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的要求时提出，要通过整体规划科学设计，形成由浅入深、循环上升、有机统一的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把德育融合到学校教育教学各个环节。这一举措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收到更好实效，其他学科课程改革的整体设计，也应借鉴德育课程体系模式进行探索。为此，还需在政府主导下建立有利于大中小学课程体系内容有机衔接的统筹协调机制。

第二，教师队伍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教师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更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决定性因素。相对不同教育阶段学生流动而言，大中小学教师之间更易受长期职业分工影响ii疏于交流合作。通常有利于大中小学教师建立制度性联系的就是教师教育体系，《教育规划纲要》强调要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要求在教师队伍建设规划中，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培养教育教学骨干、“双师型”教师、学术带头人和校长，造就一批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这些政策举措，都可以从大中小学有机衔接、系统培养人才的新要求出发，创造性地落到实处，而且还可以与其他政策融会贯通。例如，旨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行县(区)域内中小学教师、校长交流制度，是可以发挥师范院校教师积极性的；再如，教师要全心全意帮助学生全面发展，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大中小学教师之间也有相互切磋交流教书育人经验的必要，共同提高专业发展水平。在此，也须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

第三，校际合作与协同创新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一向呈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不同流程。《教育规划纲要》充分吸收社会意见，针对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既提出涉及全局的宏观要求，又在地方和学校层面给足探索的空间，强调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确认推进分层教学、走班制、学分制、导师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提出在建立学习困难学生帮助机制的同时，改进优异学生培养方式，在跳级、转学、转换专业及选修更高学段课程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目前，部分地区正在探索贯穿各级各类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途径，组织开展改革试点，包括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和试验，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与此相关的校际合作，也开始从同一教育阶段拓展到不同教育阶段，而且不同层次学校在系统培养人才方面的合作与协同创新，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延伸到教育教学改革各个方面，乃至进展到联合办学的深度。同时，还应开展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的改革试验。对此，国家政策将予以必要支持。

第四，网络文化与教育信息化关系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具有革命性影响，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教育体系越来越感受到网络文化的冲击。网络文化形成的亚文化现象，与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所负载的传承创新文化使命的关系变得非同寻常。从积极意义看，网络文化改变人的交流交往模式，形成新的思维方式、美学观念、文化创造方式，主题内容虽是社会经济生活映像，但已纳入独特的话语空间。从消极影响看，儿童期上网可改变观察外界的思维方式，网络对少年期、青春期群体的影响，明显有图形依赖、抽象思维弱化和浅阅读等，对未成年人具有明显致瘾效应。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搭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包括用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政策，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近期国内大学推出优质公开课的做法十分值得肯定。涉及到大中小学有机衔接、系统培养人才，在网络文化深刻影响下，应当研究和适应青少年儿童和成年人不同群体的读书学习、交流交往等方式，本着积极兴利除弊、寓教于健康向上活动之中的原则，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载体，不断增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促进全民终身学习的整体能力。

总之，本文探讨的大中小学有机衔接、系统培养人才，并没有限定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范围内，而且也未对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相互配合作进一步分析。从长远看，我们必须让系统培养人才的观念和模式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个方面，使系统培养过程由学校辐射到家庭及社会。这样，才能将大中小学有机衔接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实践表明，政策要取得实效，不仅在于决策前利益相关方的基本共识，而且在于政策执行中各方行动的一致性；政策取得实效后，若要形成长效机制，更需要各方从认识到行动的高度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