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与近代武术变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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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古代学校武术的演变
武术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深厚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武术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源于远古时代的生产劳动与战争。资料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蔗蜂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诸子集成》)_1]，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在平常的狩猎、搏斗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这种砍、劈、刺等技术成为了武术的雏形。为了使这些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经验加以延续，教育活动随之出现。当然，在早期的教育活动中并没有独立的教育机构，也没有专业的教师，是存在于生存技能与搏斗经验的传习，这种传习仅限于晚辈与长辈之间，部落之间，这种教育活动的产生为学校制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我国历史上学校制度最早出现在夏、商、周时期，《孟子•滕文公上》对于学校制度的记载是“夏日校、殷日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用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学校制度经历了夏、商的发展到了周代体系更加完备，形成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在周代的六艺教育中前“四艺”即“礼、乐、射、御”均有着丰富的武艺教育内容。西周时期的教育体系包括国学和乡学两类，教育内容主张以礼为中心，以武(射、御)为主要内容，文武兼备。这一时期所倡导的技击理论对后来的武术理论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私学的兴盛，出现了孔子、墨子等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非常重视“射、御”等武艺技能的发展，如孔子强调指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中也多次提及孔子论及射御的记载：“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墨子的教育思想中也非常重视“武技”的培养，《墨子》一书把武勇精神置于首要位置。墨子论《修身》的首句即“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指出武勇是战斗的根本要素。《尚贤》篇把“善射御之士”列为诸贤之首，并主张“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以激励人们习武。秦汉时期，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教育中“尚武”逐渐衰退，但武术内容在军队和民间却日益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推动了武术文化的发展。到了唐代开创了以武取士的先河，创立了武举制度，武举制度是科举制度中专门为选拔武艺人才而设置的科目，这一制度自唐代创立起一直延续到清初(公元702至公元1901)，武举制度的创立是武术精炼化规范化发展的结果(表1)。武举制度成了习武之人博取功名的主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术的发展。到了宋明时期，出现了专门为培养武术人才而设置的学校——武学，武学产生于宋仁宗庆历四年五月(公元1043年)，是在武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培养武术专门人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表2)。清朝的前期也非常重视武术发展和武术人才的选拔，清世祖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后自诩“以孤矢定天下”，足以看出对武技的重视。鸦片战争以后枪炮的威力得以显现，火器的出现代替了徒手器械格斗的近身搏杀，于是军队中的火器装备开始逐渐增多，武术在战争格斗中的搏杀价值开始逐渐减弱，到了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政府宣布废止武举制度。自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的武举制度宣告结束。武举制度的结束也促使武术从概念上告别了军事技术的范畴。
1．2古代学校武术发展的动因分析
无论是古代学校武术教育的开展还是武举制的建立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历史环境，正是当时特殊的社会制度才促生出学校武术的萌芽，因此古代学校武术发展的本质动因取决于五个方面：(1)由于原始社会的特殊环境和战争的频繁出现促使原始先民自觉尚武；在生产生活和战争搏斗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武术的雏形，为武术的传习奠定了基础。(2)武术作为特殊的搏杀技能为统治阶级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保障，因此统治者均将教育内容与治国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射、御”等作为古代战争中的主要技能成为学校武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3)由于文武分途的出现致使武术发展趋向专业化和规范化，加快了学校武术的发展，使培养目标更加明确具体。(4)民间和军旅武术的发展，使一些功法和理论与学校武术相互融合，促进了学校武术的发展。(5)“武举制”与“武学”的出现为培养和选拔武术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1近代学校武术的演变近代学校武术的发展道路是艰辛与曲折的，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武术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争论过程中跋涉前行。这一阶段的学校武术虽然经历了曲折和论争，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向前的。其发展演变历程有以下特点：
2．1．1武术学校的本土化与军事学校的西方化之争
辛亥革命前夕出现的军事学校的西方化与武术学校的本土化之争就是典型的论争之一。辛亥革命之前，受到当时“洋务派”和“新式教育”的影响，清政府废除当时的“书院”，在1811年至1890年期间建立了以北洋水师学堂(1881)、南洋水师学堂(1890)、天津武备学堂(1886)、广东水师学堂(1887)、广东陆师学堂(1886)、湖北武备学堂(1887)等为代表的大批军事学校，这些军事学校以西方式的教育为主课程内容，主要围绕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火器(洋枪、洋炮)和文理科目展开，这些西式科目的开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术的开展[3]。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只有极少数的学校开设武术课，特别是在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以后一直到五四(1919)运动前，在“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以肆兵事”的倡导下，各学堂以军国民思想为理论基础，普遍开设体操科。虽然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有尚武的一条，但是由于武术师资缺乏，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兵式体操主导地位的影响，学校教育中并没有体现武术内容。到了辛亥革命(1911)以后由于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尚武之风勃然兴起，特别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强国保种”和“尚武精神”的倡导下，武术成为当时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19o8年至1911年之间先后成立了以中国体操学校(19o8)、精武体操学校(1910上海)、北京体育研究社(1911)、中华武士会(1911天津)等为代表的近百家武术会社，这些武术传习机构普遍开设有拳勇、刺刀术等课程，这些本土的武术传习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体育与军事内容的开展。在此基础上徐一冰先生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1914)中首次提出将武术列入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正式课程。次年(1915)四月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当时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了“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当年教育部就做出了“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的明令批示，自此武术这一本土化的体育项目正式成为学校体育课程。
2．1．2本土独特的身体文化与舶来的西方体育之间的论争
所谓本土独特的身体文化即指武术，本土独特的身体文化与舶来的西方体育之间的论争就是近代体育史中的“土洋之争”，所谓“洋体育”是指以在华的外国体育传播者和留学生为代表的西方式的体育运动，倡导推广西方式的体育运动，其主要核心是从日本、德国传人的军国民教育(体育)和美国的自然主义体育。土体育即指武术。这种争论主要是在西方体育传人中国之初围绕着西方体育和我国本土的武术之间展开的。体育一词是舶来品，现代体育是由西方传人我国的，中国的古代并没有“体育”一词及相应的概念，为此在体育传人之初国人就对其与本土的武术进行了比较，“近El学堂界增体操，与拳法比较有无异同”l4]，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部分人处于强国强种的考虑特别是在20世纪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获胜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许多人认为“日胜俄，实得力于柔术。日之柔术，因胎孕于我国之拳艺也，其收效也如是”。为此认为“乃知中国旧有之武术，为最可实矣”，“今也欲求强国，非速研究此术不可，尤非崇为普通学科不为功L5H1’。在国人提倡大力开展武术的同时一些西方的体育家则讥笑中国武术是对着空气打架的东西，“既乏教育价值，又不合生理的需要”_8]。这种争论随着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刘长春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被淘汰消息的传出而全面展开。一些认为国人不适宜开展西方体育，应该开展中国旧有之武术，一时间土洋体育相互否定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主要围绕着三个论点展开，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多年来学习西方体育不得要领、西方近代体育(包括参加奥运会和远东运动会)不合中国国情”，这一观点还明确提出中国体育的根本出路在于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从中国文化之丰富遗产中，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大公报1932)。这一观点还认为“卫国治产”，为“土体育”之目的；祛病延年，锻炼筋骨则“土体育”之内容；“此道诚大兴，虽孤立于奥林匹克之外，可以无愧矣”l_9；提出“今后体育应以国术为宗，以外来体育为辅”『l。第二种观点认为“学术无国界，体育何分洋土?体育如有教育意义，不分洋土，自当采而行之；其不善者，立应淘汰，亦无顾虑洋土”_】。第三种观点介于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之间，辩证的认为食“洋”不化和食“土”不化都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盲目的采用“洋体育”很难使我国的体育走上新的途径，认为提倡“洋体育”的人，只注意到了体育的时间性，却忽略了体育的空问性，适合西方社会的体育，决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盲目提倡“土体育”的人，虽然留意了体育存在的社会条件，却忘记了其时代性，疏忽他的时间性，固执的保持“土体育”同样不能使我国体育走上新途径。。这场关于“土洋体育”的争论一直持续到3O年代中期，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转变为广泛的“全民体育化”和“体育军事化”、“体育救国论”的争论_1。这场关于土洋体育的论证是近代以儒道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撞击与挑战时做出的本能的回应，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土洋体育的论证促进了国人对西方体育和文化的初步了解；第二，在抵御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下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传统文化(武术)的地位；第三，在争论的同时也进一步的培养了国内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心理；第四，土洋体育之争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使国人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审视武术，促进了武术的进一步发展。土洋之争以后在我国的学校体育教育中开创了武术与西方体育项目并行的局面。
2．1．3教育部门对武术师资的重视及政府要人的提倡巩固了学校武术的发展地位
民国期间学校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学校武术的师资培养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民国时期的武术教师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第一、民间聘请；第二、武术团体聘请；第二三、由各学校和各国术馆培养。这一期间各武术家纷纷受聘于各个学校传习武术。作为主要内容每周练习5小时。特别是1932年成立的国立国术专科学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的武术专业学校，该校历时1O年，培养的毕业生大约有600余人，这些毕业生后来均成为当时各省、市国术馆和大专院校的武术骨干教师，对当时学校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的学校武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名流的提倡。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多次提出尚武精神，特别是在1919年的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之际为该会的《精武本纪》作序指出“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并且亲笔题写了“尚武精神”的条幅，这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在他所任教的学校中积极提倡武术，主张“以国术来培养健康的体魄”。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武术又“一跃而为党国要人所重视”_1。1927年国民党政府刚刚上台，就有大批党国要员联名呈请政府，要求改“武术”为“国术”[16l。议案的发起人均为当时的社会名流，有宋子文、、、孔祥熙、李宗仁、于右任、何应钦、蔡元培及何香凝等口。也在不少言论中时常提及“拳术国技为我国固有之体育，奋发振作之良好运动”口。从上述资料来看社会名流的提倡对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进一步确立了武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2．1．4学校武术人才的培养得益于武术传习机构的建立国民党统治时期，建立了组织严密的武术组织，为了对这些社会武术组织加以控制，深知“非动用国家政治力量不可”[1。建立了中央级的官方武术组织——中央国术馆，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各省市地方国术馆。并相应制定了《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以及《省市国术组织大纲》和《县国术馆组织大纲》。根据《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的规定，“地方各级国术馆馆长之职由地方首脑兼任，或由政府及董事会推定资望相当者充当之”。另外《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还对中央国术馆的工作内容作出了规定，确定了四项工作任务，依次为：一、研究中国武术与体育；二、教授中国武术与体育；三、管理全国国术事宜；四、编撰国术及体育图书。这在一期间以王子平、马英图、孙禄堂、杨澄甫、高振东为代表的著名武术家纷纷受聘中央国术馆，这些武术家除了进行武术教学外还组织了国术国考，另外还出版了以拳图说》、《少林武当考》、《国术周刊》等大量的武术专著和刊物。截至1933年底北京、青岛、上海、江苏、山东、四川等24个省市成立各省市国术馆，同时地、县级国术馆达300余个。1933年时任中央国术馆馆长的张之江在南京创办了“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传习所”，学制2年，1934年更名为“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学制3年；1936年又易名为“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该校迁至天津，1949年该校最后两届毕业生被调整到河北师范学院体育系。尽管上述机构的建立也存在诸如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但是这一时期的武术传习机构为培养武术师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的武术人才，为近代学校武术的发展乃至中国武术运动的延承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2近代学校武术发展的动因分析
学校武术在近代能够得以发展并且进入学校体育课堂主要取决于以下五个因素：第一、政治原因是保障武术发展的关键，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从抵御外侮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尚武教育，带动了学校武术的发展[3E；第二、一些体育社团和有识之士对武术的提倡；武术能够正式进入学校课堂主要来源于有识之士的提倡，正是徐一冰在1914年的提案和北京体育研究社1915年提出的《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案》等提案推动了武术进入学校的步伐；第三、辛亥革命后健康教育开始受到重视，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已成必然趋势，武术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第四、中西方关于“土体育”与“洋体育”的论争加深了国人对武术的认识，一些国人认为“袭他人之形式，未克振己国之精神”，而“提倡中国旧有武术，以振起国民勇往直前之气”。在这种思想的倡导下，武术的地位得以巩固；第五、政府要人及社会名流的提倡对当时的武术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结语
古代学校武术经历了从萌芽起源到专门武术人才培养传习机制建立的漫长演变过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推动：第一、自然与战争条件的影响。在生产生活和战争搏斗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武术的雏形；第二、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需要。武术作为特殊的搏杀技能为统治阶级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保障，第三、文武分途的出现致使武术发展趋向专业化和规范化；第四、民间和军旅武术的发展促进了学校武术的发展；第五、“武举制”与“武学”的出现为培养和选拔武术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代学校武术的发展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体育社团和有识之士的提倡；增进健康和锻炼体魄的需要；土洋之争促使对武术的重新认识；政府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大力提倡等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