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信仰建立提升大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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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高水平大学建设陷入困境的根源，教育界、学术界以及社会舆论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分析，其中既有学术道德与行政道德的建设与完备问题，包括相关个体的道德修养与价值观问题，也有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问题以及大学文化、现代大学制度的本土化问题，甚至还有社会分配体系的公正性问题、法律体系的完备性问题及监督的严格性问题，本文认为，这些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还不是根本因素，不是根本原因。追根溯源，当代中国大学之所以出现种种不规范、甚至是腐败丑恶的现象，以致难以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信仰出现了严重危机。所谓教育信仰，按照石中英教授的说法，“是人们对教育活动在个体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教育行为的根本准则”(石中英，2000)。在本文中，教育信仰是针对高校而言的，指的是大学各层教育主体(包括校党委、校长、校董事会、学术委员会、教师等各层机构及其成员)在教育活动中所信奉的、贯穿于整个教育活动中的终极价值目标与行为准贝U。由于教育信仰是教育信念、教育目标、教育宗旨背后的终极价值目标与行为准则，所以教育信仰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类型的教育信仰往往影响着大学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最终影响着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的水平。
一个大学如果没有教育信仰或者没有明确的教育信仰，那就意味着这个大学没有明确而稳定的教育信念、教育目标、教育宗旨，这个大学的办学方针、办学定位也就会处于模糊状态，当然谈不上建设高水平大学了。反之，如果一个大学虽有明确的、但又是不适宜的教育信仰，最终也会影响大学办学的质量，影响高水平的大学建设。在传统教育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4-1=中，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教育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还涉及人性的教化、文化的传承问题，是一个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教育最终是要以促进人的成长(包括身体、知识、人性、技能等方面的成长)为根本。对于这种以人的成长为根本的教育信仰，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应当承认，这种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是符合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的，大学毕竟是培养高等专门人才、研究高深学问的教育研究机构，育人是其核心工作，学术研究是为培养高等专门人才服务的，否则，大学就无法与社会上以赢利为目的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专门进行科学研究的研究机构区别出来，也无法与进行产品制造的企业区别出来，无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现代西方，以马斯洛、罗杰斯等为代表的教育心理学家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人文教育，重视人的价值，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与尊严，追求人的个性、人性、潜能的发展，充分揭示了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的内涵。在当代，哈佛大学虽然办得很出色，在各种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名第一，但其哈佛学院前任院长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中仍然对哈佛大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哈佛大学为了追求卓越的学术成就，重视研究生的教育，重视市场名利，轻视本科，轻视教学，轻视学生道德人格的培养，忘了后者才是大学的灵魂，其中不乏人本主义的视角反思E。
在学术界，许多人往往把教育信仰理解为教师的教育信仰，实际上，教师是教育的主体，教师的教育信仰只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教领域，大学也有自身的教育信仰，国内外许多著名大学都在自己的校训、校风、大学章程、办学理念中有意或无意地阐释自己的教育信仰。因此在本文中，所谓教育信仰的危机指的就是大学各方面的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的危机，而不仅仅是教师教育信仰的危机。在当代中国，其典型表现就是教育价值观的功利化、教育管理行政化与大学职能非教育化。所谓教育价值观的功利化，就是指大学不以非功利的育人为目标，而以教育产业化、排名化、官僚化为价值目标；所谓教育行政化，就是指大学管理不具有强调学术自由、追求真理的学术管理特征，而具有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特征；所谓大学职能的非教育化，指大学过于关注所谓的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而忽视了办学育人的根本宗旨。在目前中国高教界，许多大学的教育活动不是以育人为中心，而以非教育的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大学排名为中心，注重大学产业的经济价值，注重大学排名的社会效益，注重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内部管理行政化，形成了功利主义的教育信仰，导致教师教育信仰的功利主义变化，最终导致高等教育的异化现象(即高等教育的“去教育化”现象)，阻碍大学教育的高水平建设与发展。目前流行一种说法，当代中国没有建成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那是因为我们民族没有信仰，处于“信仰缺失”状态，以致我们缺乏教育信仰。实际上，正如李向平、沈顺福等学者所说的，中国虽然是一个缺乏宗教感的民族，但是并不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只不过中国人的信仰形式与西方不同，如中国人的信仰是弥散性信仰，西方人的信仰是制度性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是多元的，西方人的信仰是一元的等等。
与此相类似，我们也不是没有教育信仰，只不过持有的不是西方中世纪意义上的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教育信仰，也不是近现代西方具有启蒙运动意义上的科学理性主义意义上的教育信仰，更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内圣外王”意义上的德性主义的教育信仰，而是片面追逐大学现实名利、忽视“育人”核心地位的功利主义教育信仰。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目前的大学高水平建设之所以遇到严重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功利主义的教育信仰严重膨胀，导致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教育信仰与功利主义教育信仰的冲突，造成我们的教育信仰的严重危机。一方面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人才，强调“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其实质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受社会上各种大学排名指标体系、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政策及其相关评估指标体系的影响，许多高校把建设高水平大学当成办学的目的，强调按照高水平、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指标来办大学，片面强调学科排名、教学成果排名、科研经费排名，重视教育功利，其实质是功利主义的教育信仰，这两方面导致人本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教育信仰冲突。目前大学办学的核心虽然名义上是人才培养，但是许多学校并没有以学生为中心进行人才培养，也没有把人才培养当成大学办学的核心，而是根据大学排名指标提升的需要进行办学。
在大学的排名过程中，由于人才培养质量是靠招生人数、精品课程数、品牌专业数、重点学科数、师生比、优秀教学成果奖等一系列定量指标来衡量的，于是，许多大学纷纷在这些指标上做文章，不惜弄虚作假，或者是不择手段进行人际公关，结果，学生的人格培养、心理问题、生理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这些年大学生自杀事件频出，名牌大学自杀者也是屡见不鲜。在排名过程中，由于科学研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于是许多大学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激励教师争课题、拉项目，拼命在SCI、CSSCI等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导致一些人不择手段拉课题或进行学术抄袭，以至于低水平的文章与课题重复很多，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教师的精力也因过多投入到科研方面，对教学产生了很大冲击。在社会服务方面，许多学校为了大学排名，也拼命进行产业化服务，以致影响教学活动的展开。实际上，一个大学除了人才培养，是应该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但三者之间应当有关联性，人才培养是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科学研究是大学进行高水平人才培养的前提(大学的高水平在根本上也是由科学研究水平决定的)，社会服务是大学高水平科研及高水平人才培养的社会化延伸，三者之间不能因为功利主义的动机而互相脱节。许多人认为当代中国之所以没有建成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是因为我们的大学不像大学，大学管理过于行政化，学术权力受到行政权力的有力制约，法人地位不明，缺乏足够的办学自主权，招生、发文凭、教学大纲、甚至一些课程的内容与大纲都要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授权，教授的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平心而论，这些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在缺乏适宜的教育信仰背景下，即使大学得到了办学自主权，大学的管理就能够走上正轨吗?可以想象的是，许多大学肯定会出现滥发文凭的现象，肯定会出现按照社会热点需求大量、重复招生的现象，由此造成人才过剩、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目前高校存在的学生就业困难会更加严重。有人说当代中国之所以没有建成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是因为教授治学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学校内部的行政管理人员权力过大。这固然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教授治学能够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前提又是什么呢?它对教授的教育信仰又有什么要求呢?在当代中国，由于种种缘故，大学主要的行政人员也都是教授或研究员，有些甚至是院士，为什么没有支持教授治学呢?此外，目前许多大学存在的学术腐败现象有相当一些就有教授或研究员参与其中，试问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能够通过“教授治学”建成高水平大学呢?有人说当代中国没有建成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掌握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我们缺乏足够的资金，缺乏高水平的师资与生源，我们缺乏良好的教育环境，我们的文化传统有问题，甚至是我们的民族基因有缺陷等等，这些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理由都不够充分，要知道在民国时期，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后来的西南联大都建成了高水平大学，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学，进入20世纪后，哈军工、香港科技大学办学历史短，也都建成了高水平大学，显然不是我们没有掌握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问题，也不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或民族基因问题。
就资金、师资与生源而言，我们现在的条件恐怕远远比西南联大要强多了，显然，这些都只是次要原因，教育信仰才是根本原因。有人说当代中国没有建成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那是因为我们的诚信教育出现了严重问题，出现了严重危机。无疑，诚信危机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教师学术剽窃，学生考试作弊，领导弄虚作假，这些都违背了起码的职业道德、教育操守，也影响着国际化高水平大学的建设。问题是单纯的诚信教育能否解决问题呢?显然不能，因为高校的教师、学生及领导都知道诚信做人的重要性，而且高校教师与领导本身就是教育者，明知故犯，显然，诚信危机是高校的学术腐败与行政腐败、难以建设高水平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教育信仰才是根本原因。一句话，当代中国大学教育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的教育信仰出现了危机，偏离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知识、德性、身体、创新能力等方面)、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把大学教育向高水平推进的人本主义教育信仰，而滑向了单纯注重社会评价定量指标提升、忽视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功利主义教育信仰，由此导致我们许多大学过于重视附加在教育活动社会评价上的东西，以致不自觉丧失了对教育事业的神圣敬畏心理，丧失了对教师神圣职业的敬畏，由此导致大学教育伦理严重扭曲。目前虽然有许多高校意识到教育伦理的重要性，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由于社会环境、教育政策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的缘故，没有能够深人到教育信仰层次，所以作用有限。
二、中国教育信仰危机的形成及其根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教育信仰危机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有历史过程的，也有非常复杂的现实根源和思想根源。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教育信仰危机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古代社会，由于儒家“尊师重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天地君亲师”的价值秩序、科举制度形成的“学而优则仕”制度体系，导致教育、教师、教学在中国古代有着崇高、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各地夫子庙对孑L子的崇拜，对科举状元等优等考生的热捧，私塾学校、书院、太学等对孔子等人的儒家经典的反复背诵热捧，实际上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的德性主义的教育信仰。在这里，教育是一个实现“内圣外王”神圣目标的事业，教育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还涉及人性的修养教化、文化的传承问题，涉及安邦定国的人才培养，是一个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但是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传统的教育信仰受到了严重冲击。为了富国强民、抵御外来侵略，教育承担了“救亡图存”、“兴邦强民”的人才培养历史使命，实用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了上风，注重个人修养的文化传统逐渐受到削弱，注重社会责任担当的文化传统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的科学技术，而且也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西方的大学制度就是在此过程中引进的。“”对于孔家店的打倒，破坏了中国人两千余年形成的对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敬畏，由此导致对于儒家倡导的“天地君亲师”价值秩序的批判，导致对于教师职业神圣性的毁灭。民国时期由于受外来列强的侵略，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教育由此赋予了救国救民的崇高使命。
不幸的是，“教育救国”就像“商业救国”一样，毕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救国最直接的途径还是武装革命，因此，“教育救国论”最终还是为“革命救国论”所取代。建国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的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反右”及十年“”期间，由于受阶级斗争等“左倾”政策的影响，知识分子被打成了“臭老九”，列入受改造的小资产阶级范畴，一些有突出成就的学者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关牛棚戴高帽，接受学生及普通群众的批斗，教授、学者及教育职业斯文扫地，对于教育行业产生了巨大冲击。粉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随着知识分子相关政策的落实，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也逐步被摘掉，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其社会地位得以逐步提升。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随着商业化思潮的泛滥，教育逐渐变成了经济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功利化、商业化由此开始，八、九十年代许多人离开高校下海经商创业就是受这种经济思潮影响的典型表现。进入20世纪末以后，各种教育评估机构对大学的排名对大学教育的功利化产生了更大影响，许多大学为了短期的排名效应采取了拔苗助长、弄虚作假的措施，导致了传统的注重个人修养、注重社会担当的教育信仰受到无情的解构。从现实根源上看，大学教育信仰的危机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在管理体制上，大学缺乏足够的独立性，教育行政部门从招生、经费、毕业文凭、课程设置、学科设置等各方面制约大学的发展，以致出现严重的教学行政化现象，一切围绕上级主管部门红头文件转，大学的学术管理也被迫出现行政化，教育活动的神圣性、复杂性与探索性受到严重冲击；在教育经费方面，由于不同等级的高校所获得的发展机遇、发展经费不一样，985高校经费及社会地位明显高于211高校，而211高校也在经费与发展机遇方面明显高于公办普通高校，普通公办高校又高于民办高校，但是，在总体上，大多数高校经费不足，由于受教育主管政策限制，学校筹集经费的渠道也是有限的。
于是，一些高校走上了产业化、商业化的道路，甚至走上了变相买卖文凭的道路，学术腐败、招生不规范等现象层出不穷，大学的社会声誉一落千丈，高等教育的尊严受到严重冲击。就高校管理而言，随着大学排名的社会影响日增，大学之间的竞争非常明显，于是，大学教育逐渐变成了一种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活动，大学的育人功能及其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受到严重忽视。在当今，许多高校为了争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甚至是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拼命挖人才、拉关系、挣大课题，严格地按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各项指标建设高校，可是，所有这些高校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大学排名是高校发展的结果，排名本身不是目的。大学如果失去了育人的根本，也就失去了灵魂，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最终也失去了意义。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我们可以在解放前能够建成许多高水平大学而目前却困难重重的根本原因。从思想根源上看，大学的教育信仰危机是由于大学、家长、教育主管部门及社会把大学所进行的高等教育简单地等同于企业的产品生产，忽略了人性、教育活动以及大学的人才培养具有自身的复杂性、神圣性与特殊性，把高等教育等同于专业基础教育+专业教育+技能教育+政治教育，忽视了感恩教育、审美教育、道德教育、信仰教育等情商教育的重要性。实际上，大学教育具有自身的特殊型、复杂性与神圣性，首先，大学的教育对象是具有中级知识水平的青年学子，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社会经验与专业知识都相当匮乏、世界观与人生观都还在成长过程中的人。与一般的自然存在物不同的是，人的成长不仅包括生理过程在内的生理成长，不仅包括心理的成熟与社会经验的丰富、价值观丰富与成熟的过程等心理成长的过程，还包括人性成长的过程，人性的成长具有自己的特定规律，这些决定了大学教育的阶段性、复杂性与特殊性。其次，大学的人才培养是一个教育活动，教育活动具有自身的规律，具有自身内在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教育活动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高级的专门人才，还要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品位的社会公民，要遵循人性成长、知识传播、道德养成、信仰内化的内在规律。第三，大学是培养高级的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术教育机构，大学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大学知识的传承、研究与拓展也具有自身的规律，高校自主、学术自由、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修学、民主管理、追求真理、服务社会，这是千余年来高校发展的普遍规律，不可违背。简言之，由于种种历史、现实与思想的根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教育行政化、教育腐败，学术剽窃等现象层出不穷，大学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名利场，许多人热衷于、挣项目、搞产业，育人活动排在了很低的位置，教师也不能安心于教学，由此造成教育信仰的危机，最终导致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瓶颈。
三、重塑教育信仰、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对策研究
由此可见，我们要建设高水平大学，就必须要重塑教育信仰，超越功利主义的教育信仰，重新树立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从信仰的确立、内化及其制度建构三方面重建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以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成长为根本，摆正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奠定基础：首先，我们要深刻反思目前的种种教育弊端，重塑教育信仰，确立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如果深刻反思我们的教育信仰危机，就会发现，其深层原因在于我们始终没有深入反思目前的种种教育弊端，没有从内在的角度反思教育的价值，而是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度量教育的价值，把教育当成一种手段，当成了实现各种功利性目标的手段，形成了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因此，我们要形成真正合理的教育信仰，就必须转换视角，从教育对象发展的内在需求角度反思我国当前教育的种种弊端，把教育信仰建立在对人性、教育、高等教育的复杂性、特殊性与神圣性上，建立在对人才培养的神圣性上，合理处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关系，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确立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
其次，借鉴中国古代的教育信仰及其信仰养成传统，加强道德修养，尤其是加强诚信修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本主义教育信仰。我们要真正确立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仅仅从观念上确立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我们民族传统的教育信仰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教育信仰，只有这样，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才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教育信仰也是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的，只不过重视的不是知识的传授、创新能力的培养，而是德性的培养，重视德性意义上的“知行合一”，重视的是个人的发展与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的统一。对此，我们应当结合时展的需要对其进行新的诠释，在加强知识教育、创新能力培养的同时，加强个人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提升全球责任担当意识，把个人的发展与民族的复兴、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人本主义教育信仰。最后，制定大学章程，确立合理的大学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把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贯穿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中，并通过现代大学制度给予人本主义教育信仰以制度保障。教育信仰虽然是体现在各层教育者个人的价值观与其行为中，但是，教育者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个人的价值观与其信仰的力量由于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是有一定脆弱性的，最终还需要大学制度来保障。
从制度层面上说，我们要确保人本主义的教育信仰贯穿于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就必须进行全面、综合的教育改革，制定具有“育人为本”的大学章程，优化大学治理结构，确立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现代大学制度。对外，各大学与政府主管部门形成明确的权力界限，大学自主办学，政府、社会以不同方式对学校的办学方针、管理制度等进行监督，让大学真正成为具有明确自主权的高等教育机构；对内，大学强调“育人为本”的教育信仰，合理界定政治权力(党委)、行政权力(校长等)、学术权力(教授)、学生权力在大学管理体系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大学章程在法律上确立下来。在大学章程中，要确立具有人本主义特色的教育信仰、办学目标以及管理体系，落实大学办学的育人功能，防止大学教育的非教育化倾向，引导教师把主要精力用在人才培养上，提倡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服务，把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强调大学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引导功能，以超前的文化引导、科学研究服务于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通过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合理的教育信仰的稳定形成与良性发展。当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形成合理的教育信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几代人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