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教育发展原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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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魏初发展教育的措施

(一)创立教育机构

公元386年，拓跋畦建立北魏后，为教化子民，曾向大臣求教良策。定州大中正李先告诉道武帝，只有经书才是“治理国家的典籍，教化之本”，皇上可令“州县搜索备运”。于是道武帝“班制天下，经籍稍集”。_l。。经书送到平城后，又令召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者凡四万余字，号日众文经”。可见，搜集书籍，重用有才学之人，是当时魏主加强文治的主要措施。392年，“初建台省，置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悉用儒生为之。”¨如左长史张衮“尝对魏王蛙言燕秘书监崔逞之材，硅得之，甚喜，以逞为尚书，使录三十六曹，任以政事”。¨后来崔逞被道武帝所杀，这一事件使得原本想投靠道武帝的东晋司马休之等数十人转至长安和广固。司马休之的做法让“畦闻深悔，自是士人有过，多见优容”。¨也许这也是后来众多儒士愿意留在北魏的一个原因。北魏于天兴二年(399)，“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恢复国子学和太学，虽然当时的太学人数还不能与东汉时期相比，但毕竟是一个进步。到太武帝拓跋焘时，继续发展太学。始光三年(426)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这说明北魏教育取得了初步成果。献文帝时，前朝老臣李诉劝谏皇帝要重视学校的教化作用，得到统治者的赞许。李诉上疏求立学校日：“建庠序于京畿，立学官于郡邑，教国子弟，习其道艺。今所在州上，学校未立。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由此可以看出北魏州郡还没有官学，献文帝于是召见中书令高允，日：“自顷以来庠序不建，为日久矣。道肆陵迟，学业遂废”。献文帝令高允与秘书省配合办理此事。很显然当朝迫切需要恢复官学以教化子民。对于统治者的想法，高允极为赞成：“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观经典、世履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到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18]献文帝同意此法，所以“郡国立学，自此始也”。此后在天安元年(466)七月，“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学生六十人”，_北魏地方官学从此创立。从高允的上表可以看出，当时的郡学有完整的体制，不仅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人数有规定，而且对教师的年龄也有限制。但是这些措施的实行是不是统治者有意在进行汉化呢?L2¨笔者认为这一说法还可以探讨。献文帝时北魏政权重心还在平城，统治的要地为鲜卑族的游牧之地，离中原汉人居住区尚有一定的距离，因此，献文帝是否有被汉化的意愿，尚不得而知。

(二)重用汉人饱学之士

北魏重视延揽人才，对汉族的儒生加以任用，吸收有才学之人进入政权。北魏统治者原是游牧民族，到太武帝时北魏“方尚武功，贵族子弟不以讲学为意”。_22这种局面使北魏对汉族地区的统治极为不利。所以统治者采取积极措施，把汉族中饱学之士纳入政权，这样即可影响本民族学习汉文化，又可扩大统治基础。因为这些人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对草原文化没有隔阂，可以协助拓跋氏君主解决两种文化接触时所产生的种种的问题。_2纠太武帝于神麝四年(437)诏日：“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卢玄和高允同时被“辟召儒俊，以玄为首，授中书博士”0[25]除重用才学之士，另一方面对献出经史子集的凉州陈留、江强，“亦拜中书博士”。这说明从道武帝开始重视搜集经书的传统还在继承。同在太武帝时期宣威将军常爽“置馆于温水之右，教授七百人”并且设立“赏罚之科”，使得“魏之儒风始振”。_2有些儒生甚至对北魏教育事业奉献一生，如高允“年将九十，仍劝人学业，风化颇行。”BJ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统治者已经在书籍的搜集、学校的创设和人才的任用方面打下了基础，客观上促进了当朝教育的发展，也对后来北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孝文帝和宣武帝对教育的重视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黄河流域统治进一步加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治理好中原大地。游牧文明统治农耕文明，如不接受汉文化，不学习和理解中原文化是无法从根本上治理国家的。孝文帝是个有远见和抱负的统治者，他重视教育，认为教化子民是维护稳定统治的根本。

(一)推崇儒学，搜集经书

孝文帝对教育的重视首先表现在对孔子的尊重和对儒学的推崇上。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86)七月，“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29延兴元年(471)四月诏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I3叫太和十三年(489)，“立孔子庙于京师”，并且“行幸鲁城，亲祀孔子庙”。此后，“诏拜孑L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太和十六年(492)正月，孝文帝又一次祭拜孔子，并封孔子为“文圣尼父，告谥孔庙”。l3孝文帝在太和中期，“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裨时用者加以厚赏”。仍然采用献书封官的办法。宣武永平三年(510)六月又一次下诏“重求遗书于天下”。_3建学校、搜遗书成为三位统治者的共同点，北魏在道武、孝文、宣武先后三次诏求天下书籍，对保护经书，“补王者神智”都起到了极大作用，加快了鲜卑民族学习中原文化的进程，对加速其自身汉文化水平的提高，推动北魏教育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

(二)开创新的教育机构

孝文和宣武对教育重视的另一个表现是新建教育机构。北魏统治者不仅恢复了国子学和太学，而且还发展出新的皇宗学④和算术学。皇宗学曾有段时间荒废，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对陆睿、元赞等日：“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_3刮这句话可以看出孝文帝对皇子皇孙的才识深为忧虑，因为这是关系到北魏是否能够长久立足于中原的大事。与此同时，大臣对皇子们的教育状况也很关心，秘书丞李彪上表日：“恢崇儒术以训世嫡，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用大协于黎蒸，是以世统生人，载祀八百。”_3孝文帝对皇族教育的重视不是偶然的。495年，太子恂到平城奔太师熙之丧，北方保守势力利用这一机会反对孝文帝迁都，这一举动几近让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政权分裂，仍然保留有很多胡风的拓跋恂所作所为让孝文帝深感痛心。孝文帝明白，只有教育他们学习汉文化，才能使拓跋氏政权统治更为长久，这是创建皇宗学的根本目的。高祖有意要把皇子们塑造成像他一样倾向汉文化的君主，所以对皇子的教育问题特别重视。3这既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也是进入中原后继承大业的需要。正如李彪所说的“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3要避免皇子皇孙不才现象的出现，就只有让皇子皇孙接受教育。任城王澄表日：“愚谓可敕有司，修皇宗之学，开辟四门之教，使将落之族，日就月将”。皇宗学修好后，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3)，“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此外，孝文帝时还创立了四f-JIJ~学这一新的学校。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太和二十年(497)，国子祭酒刘芳上表提出把四门小学校址改为与太学同在地，因为“四郊别置，相去辽阔，同处无嫌”。四f-JsJ~学的建立“加强了拓跋部的基础教育，使少数民族子弟从小接受汉文化的教育”，J对北魏教育事业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算术学虽不是北魏首创，但是算术学在北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太和初年，范绍原本是“充太学生，后转算生”，这表明算学已经创立了④。北魏时的算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高允撰《算术》三卷；信都芳注《重差勾股》、《四术周髀宗》；董泉撰《三等术》一卷(今不流传)，另外，现今流传的《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等也疑为这一时期的著作。⑨孝文帝开创性的设立教育机构，为北魏教育的兴盛又辟一条新途径。宣武帝主要是对国子学、皇宗学和四门小学进行了修复。宣武初年，任城王澄“上表请修复皇宗之学，开四门之教，诏从之”。正始元年(504)，诏日：“可敕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这次营缮可能没有成功。因此，在延昌元年(512)，宣武帝又一次下诏日：“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4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小学恢复后，世宗“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称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_48_“州举茂异，郡举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L4学校兴盛可见一斑。

(三)重用汉人和设立学官品级

孝文帝“爱奇好士，情如饥渴”，“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居近塞下”与“往来国中”的汉人和胡人同时被重用，在北魏初期贡献了他们的力量，但在拓跋氏政权统治的范围继续扩大后，他们的能力和经验，已不足以应付迅速发展所形成的复杂局面。于是，拓跋氏君主就不得不把目标转向有政治经验的中原士大夫。孝文帝南迁洛阳后，“所亲任者多中州儒士”，这使得宗室和代人往往不乐，因此孝文帝对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说：“卿勿以南人自嫌。彼有知识，欲见之见，欲言则言。”这说明孝文帝对汉人给以极大的信任和鼓励。常景，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高祖亲得其名，既而用之，后为门下录事、太常博士”。因为刘芳“笃学而有志行”，于是令“(刘)芳入授世宗经”。后又诏“以(刘)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世宗继位后，仍在“左右敷训经典”。这些例子只是众多汉人被重用的一个缩影。表明了饱学之士的汉人在北魏政权里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北魏儒学教育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北魏有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所以对于学官的品级也有明确的规定，这也可以看出统治者对教育官员的重视，官阶的设立对发挥学官的积极性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孝文帝和宣武帝对汉族文人的重视是北魏教育兴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正是这些儒学之士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加速了北魏的汉化进程，成为鲜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孝文帝和宣武帝对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孝明帝时，子恭上书日：“高祖所以始基，世宗于是恢构。按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乃访遗文，修废典，建明堂，立学校，兴一代之茂矩，标千载之英规。”可见，对两位皇帝的称赞极高。

三、孝文宣武时期各级官吏的支持

如果只有统治者一厢情愿地重视而没有地方官员的努力执行，北魏的教育政策是无法全面实施的。这时期地方官员对学校的作用有了足够的认识，能够劝谏统治者重视学校的教化作用，积极发展地方文教事业，可以说他们是北魏教育兴盛的有力促进者。

(一)在地方任职期间积极发展教育

孝文帝时河南尹李平，“劝课农桑，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亲为立赞”。韦或“出为雍州治中，转别驾，以蛮俗荒梗，不识礼仪，乃表立太学，选诸郡生徒于州总教。又于城北置宗武馆以习武焉。”韦或不仅设立学校，同时还亲自讲经，慕名而来的学生无以数计。对此，韦或的墓志可以为证，“建太学，置崇文堂，立孔圣庙，生徒负养，慕义如云，俎豆之容，道齐一变。政事之暇，亲为执经，高义既清，徽言载绪”。62可见，韦或在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西兖州刺史高佑，“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到他把教育推向更基层。地方官吏不仅自己办学，对一些有助于教化的事也给予积极支持。宣武帝时，崔休在任渤海郡守期间，“大儒张吾贵有盛名于山东，四方学士咸相宗慕，弟子自远而至者恒千余人。生徒既众，所在多不见容。休乃为设俎豆，招延礼接，使肄业而还，儒者称为口实”。这些都可以直观地得知北魏众多官吏在地方积极兴办教育，成为北魏教育事业兴盛最有力的支持者。

(二)官员不断向统治者进言献策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虽然很快恢复了教育，但是“国子学堂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这一切在国子祭酒郑道昭看来是十分不利的，他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要有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则必须先有学校。他请求统治者“重敕尚书、fIT，考论营制之模，树旧经于帝京，播茂范与不朽”。宣武帝时，道昭任州都，他认为北魏初期在仍有战乱的情况下，依然“招集英儒，广开学校”，官员还能“妙选英儒，以崇文教”，今天下承平更应如此。但是，在“学官凋落，四术寝废”，教育发展不如前期的情况下，道昭上表日“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_6紧接着道昭又表日：“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有章，儒风不坠，后生睹徒义之机，学徒崇知新之益。”像这样关心教育的官吏较多，如中书监崔光也认为“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L6再如南安王子英也对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议，“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_7。又如永平元年(508)十二月，“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置小学博士员三千人”。“这一举措的实行，对加强小学教育是有极大的帮助。从上实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官员对教育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他们认为，学校的建设是教育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学校，教育就无从谈起，可见北魏地方官员把学校的作用阐述得十分透彻。总之，北魏孝文宣武时期教育的发展除了上面所论及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原因也是不能忽视的。据杨吉仁介绍，还受后赵、前秦、慕容燕等国教育的影响，且河西陇右和江左的士人也对之产生影响。北魏除了官学之外，私学也很发达。在北魏，私学有一定的生命力，而且对教育的促进尤其是对汉人儒学之士的培养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在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太武帝想禁止私学，诏令“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r但是这并不能扼杀私学的存在，因为禁止私学发展不符合时代潮流，很快又恢复了私学，如“景穆时阳平王之孙乃置学馆于私第，集群众子弟，昼夜讲读，并给衣食，与诸子同。”M从中得知不仅私学有所恢复，而且还出现在王族当中。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这种氛围更加浓厚，“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l北魏私学是“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孝文帝为促进教育健康发展，摒除了有害教育发展的谶纬之说，净化社会风气。他认为谶纬之说“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凭”，所以他于太和九年(485)正月诏令“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纪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自东汉以来流行的谶纬之学，不仅对学术的发展有害而无利，对社会安定也构成威胁。所以，孝文帝认为它是“徒为妖邪凭”并坚决予以焚之，这是极为正确的。另外，史书还出现了北魏妇女重学的现象。如李彪之女“幼而聪令”，世宗“召为婕好”，“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上至皇宫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重学，这种风气对教育的发展是个有力的刺激。此外，北魏迁都洛阳这一重大事件对北魏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魏迁都前统治者重视教育，是为了更好地教化子民，提高民智，增强国力。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政治中心随之转移到了中原，这时期统治者和地方官吏积极发展教育，这是拓拔氏治理国家的迫切需要，积极学习中原儒学，以使自身在中原的统治能够长久。而孝文和宣武时期是北魏定都洛阳后的繁荣期，相对于北魏其它时期，拥有更多的精力去关心教育发展。所以，这一时期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具有它的特殊性和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