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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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的区域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宏大叙事”不同，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当地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其可持续的、成果共享的、有效益的发展。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参与式发展理论被“引入”中国，但它并非完全是舶来品，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尤其是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两大流派的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更是如此。本文试图探讨参与式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关键词：参与式发展理论乡村建设定县实验邹平实验

发展是当今世界性的主题，对发展的结果——现代化即获得现代性，各发展主体基本上是没有异议的，但对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发展，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发展主体却难以取得共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的差异性很大，发展的手段实际上也不可能是一致的。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所包含的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理论背景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传统发展理论所要求的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是经济增长”，[1](p10)希望通过经济增长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的‘中心’国家接轨。“如果现代化只包含一个方面的内容，比如只包含经济发展，事情也许就简单多了”。[2](p349)但“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3](p30)而且“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4](p5)近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表明，真正能与发达国家接轨的只是极少国家和地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了“内在殖民化”或“拉美化”现象。所谓“内在殖民化”，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以城市为代表的相对先进的部分、地区和阶层与国际资本连接起来，剥削这些国家的落后部分、地区和阶层，形成内部的依附关系，造成“两极分化”。[1](p19)所谓“拉美化”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呈现出很不合理的金字塔型，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占社会成员人数很少的主导性阶层分享殆尽，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城市贫民和农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没有机会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失衡现象被称为“拉美化”。[6]巴西、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社会阶层结构的畸形使其丧失了继续发展的动力。由于不能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贩毒活动、恐怖活动猖獗，左翼游击队长期与政府分庭抗礼，贩毒集团、恐怖组织和左翼游击队都能在城市和农村的贫民中找到自己的后备军。这些国家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并落入为世人诟病的‘万劫不复’的锁定状态”。[7]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良性运行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那怕社会的下层分享成果的比重小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如果不能这样，甚至以牺牲一些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发展，就会陷入一种有增长没发展的“内卷化”（Involution）1状态，因此，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有效性正在受到怀疑。

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作为对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批判的面目出现的。与现代化理论相比，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发展理论，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使社区成员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8](p23)

参与式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伙伴关系；尊重乡土知识和群众的技术、技能；重视项目过程，而不仅仅看重结果。[8](p23-26)各国专家、学者对“参与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参与式是人们相互间的一种自愿贡献；

2，在农村发展中，参与式就是让人民自主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利益分配及监督和评估；

3，社区的参与意味着社区人们有权力和责任参与揭示自身的问题，指出自身的需要，评估自身的资源，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4，参与式就是通过组织起来，通过自身努力，形成有效的控制和创造；强调当地人的参与，由外来者协调和帮助。促进当地人进行调查和分析，分享调查和分析的结果，达到使当地人自我分析、做出计划和采取相应的行动。[8](p22)

参与式发展的思想核心就在于：强调了发展过程的主体是积极、主动的人，只有人的发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强化，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参与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被引入中国，目前以“反贫困或公益如自然保护、生态恢复等项目为多。项目也逐步扩大，从农业、林业发展到农村能源、卫生保健、妇女、供水、教育等领域，从纯粹的自然保护拓展到生产与保护相结合，从单目标扩展到综合发展，从农村项目向小城镇发展项目扩展。”[8](p35)虽然参与式发展理论、方法和实践是伴随国际合作项目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被“引进”中国的，但笔者认为参与式发展理论并不完全是“舶来品”，在我国20世纪20、30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后来的相关实践中，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尤其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流派的“邹平实验”和“定县实验”更是如此。

“定县实验”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较高水平的现代西式教育，对西方文化有较多了解并深受其影响，晏阳初及其主要同事被认为具有强烈“现代化”或“西化”的倾向，因此，“定县实验”也就显得现代或开放一些；相比较而言，“邹平实验”的主要领导人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多一些，梁漱溟及其同仁则被视为“保守派”或“文化守成主义者”，“邹平实验”也因此显得更传统或保守一些。尽管有这样的差异，但两大流派“都比较重视乡村建设人才的培训，也都认为农民的主动参与是乡村建设成功的前提。”[9](p473)两者都强调其工作人员要workwithpeople，而不是workforpeople，实际上都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

作为一名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一般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差异很大，基本上是现代化的阻碍因素，但20世纪后半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实践表明，儒家的某些思想可以与现代化并存，甚至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量。[10]作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除了其文化哲学思想非常著名外，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邹平领导的“乡建”实验也是广为人知，并引起广泛争论的。实际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有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一整套设计方案，而非仅仅是为了解决乡村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11](p46)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崩溃源于中国文化的失败，要把来自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应用于乡村，构造新的社会组织，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完成中国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复兴。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其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创新集中体现在其“乡农学校”的组织结构上。“乡农学校”是梁漱溟在引进西方文化的长处“科学技术”和“团体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儒家传统而设计的一个地方自治组织，并非是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学校”。梁漱溟认为它与当时的“乡村改进会”有些相似。这样的乡村组织就“是极力启发乡村自力为主，极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团体组织，极力让众人对团体生活为有力的参加”。[12](P400)梁漱溟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决问题的主力。”[12](P350)但单靠乡村人自己是解决不了乡村问题的，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的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不能了解认识”。因此“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12](P351)

“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构成：校董会（日常行政管理），校长（监督、训导），教员（外来者），学生（全体乡民）。除教员外，乡农学校的其他成员都是当地的居民。乡农学校给当地的居民提供了一个聚会的机会和场所，这对于散漫而又无组织习惯的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假使他们不十分聚合时，我们的教员（乡村运动者）要设法从中做吸引的功夫、撮合的功夫，使他们聚合。假使虽聚合而谈不到问题上，则我们要提引问题，促使讨论，假使他们虽谈到问题。而想不出解决之道，将付之一叹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一条道路，贡献一个办法，或彼此两相磋商研究出一个办法。因为单使他们设法，往往无法可设；单是我们出注意，又往不能切和实际而可行。现在我们要与他们和在一起，想出办法或能合用也。”[12](P352)外来的新知识、新方法必须与当地村民的“乡土知识”相结合，才能产生解决当地问题的办法。“好法子的产生，一定要经过：一面是对问题顶亲切的乡村人，一面是有新知识、新方法的有心人，两面接头，两边逗合；把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办法，经过切磋，经过陶炼，然后才能是一个合用的法子。这个法子，从其效用上说，因为是新的，一定有效用；从其切合实际问题上说，因其是经切磋陶炼的，一定能行的通。”[12](P254)

参与式发展理论认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当地居民积累了丰富的乡土知识，这是他们参与发展的基本能力。长期与当地的自然资源打交道，能体会到贫困意味着什么，更有发展的迫切愿望，也能够理解自身所面临的政策环境，[8](p27)因此，参与式发展理论特别重视当地居民的乡土知识和已有技术、技能。参与式的过程和方式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机会，使得各方不断地进行谈判并在发展干预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达成妥协与共识，这是达成有效率的并使目标群体收益的发展干预的前提。[1](p31)“邹平实验”正是这样做的。

经过与外来者的合作，通过当地人积极、主动的参与，找到了解决某一问题的办法，这样就促进了村民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合作的气氛，有利于进一步的合作，解决更多的问题。“如此则越作越有组织，越有组织越作”，这样乡农学校就充实起来，成为一个“活”的组织，这样组织是尊重差异、因地制宜的。各乡农学校不必有相同的课程，“各乡校事实上必须应付它的环境来解决问题，才能发生我们所希望的作用与效果，故须自有它因时因地制宜的功课。”[12](P356)例如，有匪患的地方就搞自卫训练，在山区宜林的地方就组织大家造林，在产棉区，就“帮助他选用好种子，指导种植方法，然后再指导他们组织运销合作社”。[12](P356)“乡农学校可以随时成立种种短期的职业补习班，或讲习班，在实地作时就与他讲解；如养兔、造林、织布、养蚕、烘茧等等。又因此可以随宜成立种种组织；如林业公会、机织合作、棉花运销合作、储蓄会、禁赌会等等数不尽。”[12](P357)各地的乡农学校应因地制宜确定自己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村学乡学的工作尽可能的作，不勉强着非如何不可”。[12](P357)与此可以对比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政府为扫除农村中的文盲，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也获得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农村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成人识字率也大幅提高。但是，这种成果并未能得到巩固。因为，“乡村正规教育完全脱离乡村生活的实际，它仅仅为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服务”。[13](p390)农村学生使用的是与城市学生一样的“统编”教材，教学的内容完全脱离乡村社会的实际和农民的生产劳动。如果农村学生预期自己不能升入大学，跳出“农门”，那他读书的冲动就会大大减弱，这是农村流行“读书无用论”的重要原因，当然也就是农村中文盲不断再生、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缓慢的重要原因。实际上，邹平乡农学校的教育是广义的，教员的责任也是广义的教育功夫，兼有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方面，而社会教育的内容则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和社会建设事业两大类，因此，乡村建设研究院要求教员们应随时与村民保持联系，注重社会活动，多与村民进行沟通、交流。

强调当地人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并不排斥外来专家和学者的作用，这与参与式的原则也是一致的。乡农学校的教员是一个新知识、新方法的体现者，当地农民通过他与外界建立联系，来寻求解决当地问题的技术与方法。这个教员是社区外来力量的代表，他来自乡村建设运动这个大系统，与外界有密切而广泛的联系。他“所以能够常常不断的新，所以能够解决问题，不是他本人的力量，而是由于他是从这个大的系统来的”。[12](P358)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才是落后地区的稀缺资源，获得这种稀缺资源是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因为乡村地区的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Group）只有通过这些人才，才能够有机会利用社区外的技术、资本等外部资源，才能成为强大的社会行为者，掌握自己的命运。[1](p19)

强调自主、尊重差异，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外来者的帮助，寻求解决当地问题手段与方法，这是“邹平实验”的精髓所在，也是参与式发展理论所主张的基本原则。

“定县实验”的主要领导者大多是留学欧、美的博士、硕士和国内主要大学教师、学生，1在当时就积极争取国际力量参与“定县实验”，对外交流很多。更重要的是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事业60余年未间断，与诸多国际发展机构、学术机构和诸多国家政府及非政府组织（NGO）有广泛的联系，其乡村改造的经验被广泛应用于亚、非、拉各地，对参与式发展理论的贡献颇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晏阳初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深感华工不识字的痛楚，首创华工速成识字班，通过一年多的能力，使华工识字人数由当初的20%上升到38%。[14](p27)华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启发了晏阳初回国从事平民经验的决心。晏阳初回国后即投身平民教育事业，并于1926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部迁往河北定县，把定县作为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实验县。“定县实验”很快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邹平实验”一起成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主流派别。

晏阳初认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愚、弱、穷、私可以通过教育来克服，要实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标，单让农民识字是不行的，因此主张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及其同仁在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大教育，连环进行，相辅相成”的主张，“逐步发展的四大教育相辅相成过程，明白说明相互依存的功用，公共卫生协助农民健康而增加生产。农业生产计划又协助教育的推行，农民亲自体验识字读书才能有新知识新技术。教育又协助合作社的发展，如何记账、经营运销都需要知识技术能力。这充分表现四大教育互相环结、同时进行的重要性。”[14](p154)实际上，定县实验并非仅仅是平民教育实验，而是一项综合社会发展实验。正如晏阳初本人认识的那样“乡村建设虽始于乡村，但并不止于乡村，它不过是从拥有最大多数人民的乡村下手而已，它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全中国的富强康乐，因而奠定世界和平”。[14](p427)这种综合发展的经验，对国际发展援助机构有很大的影响，“海外若干机构，如美国的第四点计划、和平工作团及教会团体都认识这一重要性，力求避免重蹈以前分散、片段分别进行的弊害。”[14](p165)

晏阳初认为，任何社会革新计划都应有当地人积极参与，否则很难成功，“一项革新计划，如果没有本地人的参与，一定是短命的，难以长久，改造工作无能实现”。[14](p154)有了当地人的主动参与，还要发挥专家的作用。为了把科学技术应用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面，晏阳初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主张。“定县实验”创造了研究、训练、表证（示范）、推广这种四步递进的方法来普及科学技术，“定县实验昭示：以训练做准备，以表证为方法的实施制度，农业科学确实可以深入民间。40年来，这种制度不仅在中国实行有效，即现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若干国家也仿行有效。”[14](p14)

1972年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实施的“农民学人”计划（TheFarmer-ScholarProgram）可被视为定县经验的发扬光大。这一计划的方法是：每一乡村选择4-6人，接受某种技术培训，受训后即成为“农民学人”，由“农民学人”传授5名“表证农民”，然后由“表证农民”训练“推广农民”。[14](p526)这种方法既考虑了农民的实际需要，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把科学技术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要比我们目前的“科技下乡”、“科普大蓬车”效果要好得多。“定县实验”在把科学技术引入农村的同时，强调要重视和利用农民的乡土知识，“农业的科学化，只可渐进不能突变；以土产及土法应用为研究改进的方法，实为成功的基础。”[14](p145)“定县刘玉田号”小麦品种当时被中央农业实验所认定为“华北小麦珍贵品种”，这个品种就是农民刘玉田在“平教会”专家的指导下培育的。[14](p195)

“定县实验”在推行合作事业时，特别强调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培养农民的自立，注重贫困农民，提倡小宗放款，使需要用贷款的合作社成员都有机会。定县合作事业的原则是：合作事业是农民自动的，切忌以‘条件允许’、‘越俎代庖’为提倡的手段；应注意这是多数平民的组织，勿使少数人以慈善心理与官场手腕一手包办，尤须屏绝不良分子参加；对于无产的良好生产者多加注意，勿专为小资产信用打算；村合作单位的经济活动，应统一组织，连锁进行，以信用为中心，运用购买连锁生产三方面。借收资本管理互相为用的经济效能；应有严密周详的会计制度；实事求是，不论新旧事业的进行，都须具有经济上的稳妥性；勉励参加的农民努力与自强，勿稍存竞争牟利观念，避免外来攻击。在资金运用上曾规定“应注重农民本身资金的培养，并提倡小宗放款，使有需要的社员都有享用的机会，更应严禁用于非生产方面”。[14](p201)“定县实验”在卫生保健方面的可贵探索既使对今天中国农村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也有诸多可借鉴之处。实验期间，在每村培养一名农民保健员，在每区乡设一保健站，在县城成立巡回医疗队。卫生制度建设注重预防，推行实习表演，用农民能接受的方式普及基本卫生常识，在没有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用简单的实用技术防治定县死亡率最高的天花和肠胃疾病，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极大改善了定县人民的健康状况。而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农民的就医问题还没有制度化的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仍有待进一步探索，1甚至中国最富裕的浙北地区，村内的环境卫生也很糟糕，“村内通常无公共卫生设施，塘水混浊，路旁的垃圾、污水随处可见。因此，乡村公共卫生状况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导致这一变化的条件（包括村民卫生意识的根本改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的增加等等）尚未具备。”[13](p414)这说明缺乏社区成员积极、主动的参与，缺乏外来者引入的有效方法、手段，即使在富裕的地方也没能很好地解决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公共卫生问题。

“定县实验”不仅大大推动了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抗战期间还把其实验工作推向湖南、四川，并于1940年10月28日在四川成立中国乡村育才院，培养农村发展人才。晏阳初提出要让人民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并认为“在人民接受文化、生计、卫生和自治这四大教育之后，就能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中国打下牢固的基础”，[15]更为重要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晏阳初把其在中国从事乡村改造实验所取得的经验，广泛用于亚、非、拉各国，并不断加以改进，对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形成有重要贡献。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0）成立时，“定县实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瞿世英是中国代表，他根据中国平民教育经验提出的建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这是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真实价值，影响及与全世界”。[14](p383)晏阳初也曾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身份到世界各地访问、考察，并据自己在中国的经验给该组织诸多有益的建议。1952年晏阳初参加菲律宾的乡村建设事业，1967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HRR），致力于培养世界各国的农村发展人才。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工作人员的九项守则与参与式发展中的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的原则颇为相似：①深入民间（GotothePeople），②与平民打成一片(LivingAmongthePeople)，③向平民学习(LearnformthePeople)，④与平民共同商讨乡村工作(PlanWiththePeople)，⑤从农民已知的地方着手(StartWithWhatTheyKnow)，⑥在现有的基础上建设(BuildonWhatTheyHave)，⑦不迁就社会而是改造社会(NottoConformbuttoTransform)，⑧应注重整体综合发展(NotPiecemealbutIntegratedApproach)，⑨不应单独的救济而应启发人民的力量(NotReliefbutRelease)。[14](p586-588)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不仅致力于农村发展人才的培养，还将其发展的经验推向世界，在亚洲除菲律宾外，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危地马拉、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加纳等国家都在用晏阳初的农村发展经验来促进乡村建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不仅与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还为各国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培养人才，“1978年美国和平工作团的17成员到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受训”，“同年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也选送发展官员来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受训”。[14](p586)“1981年1月泰国政府派社区发展部官员25人到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受训”，[14](p617)这只是其中的几例。

20世纪初晏阳初先生所倡导的“平民教育（MassEducation）、”社会实验室（SocialLaboratory）途径，特别是他提出的“平民自治（Self-Government）”很大程度上与参与式发展中强调的“自我组织”和“自立”的观点不谋而合，并且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与民主的实施以及以后的农村教育事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1](p24)晏阳初以定县经验为蓝本，以乡村改造学院为依托，不断实验、探索，鼓励当地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改进农村社会，培养农民的自立精神，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并利用人民已有知识技能，为这些地区的农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经验被国际发展结构加以吸收利用，是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形成的重要源泉。

与参与式发展理论所要求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后，从合作化、到，我们执行的是一种“赶超战略”，这种战略要求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本于少数产业或行业，以达到在短时间内、在某些方面的“赶超”目标。但这种“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资源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受保护产业没有竞争力，利润低，经济剩余少；受压抑产业没有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也提供不了足够的资本积累。”[16]为实施这种赶超战略，国家必须加强对农业剩余的控制，其结果是在违背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确立了国家与农民之间强制性的交易关系，因为，无论是合作化，还是化，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交易秩序是一种人为的设计，而不是像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那样是一种自然秩序或扩展秩序。”[17]哈耶克认为：“这种扩展了的秩序（ExtendedOrder）并不起源于人类的设想和意愿，而是自发地来到人间：它来自人们对某些传统的实践，尤其是对道德实践的无意尊奉。”[18](p1)[显然，这种制度设计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农民也就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民虽身处集体之中，但却是“被组织”或“他组织”，而不是“自组织”。虽然在集体化时期“国家的征购数量”有大幅度的增长，但这是以农业劳动边际效益递减为代价的。[19](p317)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获得的部分生产自主权，但国家同农民之间的强制性交易关系仍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农业生产者所处的谈判地位是非常不利的，农业的经济地位仍然是工具性的。1这说明“赶超战略”仍然主导着我们的发展思维，其具体表现就是把“发展”理解为片面的经济增长，试图把“如何分蛋糕”的问题等同于“如何作蛋糕”的问题，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经济增长的“伦理追问”。实际上，农民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而非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不能将其等同于技术问题（技术进步、规模经营、产业结构调整等）。这种“赶超战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使中国社会正在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与改革早期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不同，“到了90年代，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20]与这种“赶超战略”所代表的传统现代化理论不同，参与式发展理论虽然是一种微观发展理论，其价值取向却是以人为本的，这解决了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谁是发展的主体”？“谁是发展的受益者”这样的根本问题。它在解决区域发展方面的有效性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各地自然条件、文化传统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在当地人民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就变得更为重要。

梁漱溟与晏阳初在20世纪20、30年代领导的乡村建设实验，其精神遗产是我们今天农村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没能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参与式发展理论、方法被“引进”我国，“PRA”(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参与式农村评估)在我国方兴未艾之时，我们更应珍惜这笔宝贵的本土精神遗产。正如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并非任何事情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本来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他的思想在当时不易被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21](p4)20世纪40年代，晏阳初在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基础上，提出应使人民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其平民教育及农村综合发展的思想被认为具有革命性的贡献。1943年，“哥白尼逝世四百年全美纪念委员会”将晏阳初、爱因斯坦、杜威等10人评为当代最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14](p341)毫无疑问，艾恺对梁漱溟先生的评价同样适合于晏阳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