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艺术民间艺术学取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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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十年来，随着整个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我国高校的艺术教育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如果我们细心浏览一下全国各地高校艺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就会发现一个潜在的问题——专业趋同。无论是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一直到教学计划和各门专业课的教学大纲，都体现出高度趋同的特点。在最讲个性、最讲创新的艺术类专业中，整个教学体系是如此地整齐划一，这决不是一件好事情。这不叫规范，或者说不是办学规范化的必然结果。歌唱家的唱法都合乎规范即合乎科学，但各人有各人的声音；画家作画也都合乎创作规律，但各有各人的艺术个性。而艺术专业却是如此地面目相似，这可能一方面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缺乏个性、缺乏创新的表现。如何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艺术院校或艺术专业形成各自的特色，使整个中国的艺术教育呈现出五彩斑斓、五音繁会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这里强调的是，充分利用各地的民间艺术资源，通过调查研究与梳理归类，建成丰富的课程建设与教学资源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专业特色尤其是课程特色，应该不失为一条重要的途径与手段。

《雕塑》杂志2010年第1期刊登有王梦佳的采访报道《美国艺术教育模式在中国》，其中提到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袁佐教授说：“美国不同艺术院校的课程结构设置，自由选择度各有不同。他们也是根据各自学院的师资状况、教育设备和地区特点来建立各自的体制，每个学校都会特别标榜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有些特点和优势不是每个学校都可以相互模仿和建立的。这就形成了美国主体艺术教育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课程结构设置，各院校有自己独立的教学思想和方法。”袁佐教授所谈到的美国艺术教育状况，有两点使我们很感兴趣，一是美国并不要求各艺术教育专业统一课程设置与教学大纲，二是地区特点也正是美国艺术院校或专业建立各自体系特色的重要因素。有了来自大洋彼岸的成功的参照，这似乎也使我们对于上述的设想更加有理由自信了。民间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地方性。民间艺术与民俗如影随形，“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仅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艺术，同为汉族聚居地区，也有吴越之别，有楚汉之异。江南有杏花春雨之明秀，冀北有铁马秋风之雄奇。同样是民间音乐，你听那东南地区的《茉莉花》、《九连环》，与西北地区的信天游、花儿，区别有多么大。甚至同样是民间剪纸，你看那江苏邳州的王桂英，与福建漳浦的林桃，陕西旬邑县的库淑兰，安徽阜阳的程建礼，其题材构图，手法与风格也各有自己的特色。

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因为各自成长的文化语境不同，自然形成了各自特有的姿态与风采，而我们放着这些现成的素材不知利用，还在教科书上抄来抄去，岂不是太封闭、太固执、太保守了吗?和中小学开设的校本课程或乡土教材不同的是，高校艺术教育的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必须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一是要把当地的民间艺术放在区域文化传统以及方言、风俗、经济生产方式等整个“文化语境”的背景下来认识；二是要把剪纸、年画、香包、泥塑等民间艺术形式与全国其他地区同类艺术加以比较，力求同中见异；三是要点面结合。有了这三点，也就有了一定的高度、深度与广度，才可能避免那种平面罗列、浅尝辄止的教学模式，讲出较高的学术含量来。

二

民间艺术的教学目的主要不是讲述理念或传播知识，甚至也不是单纯地学习技法技能，而是要通过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了解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培养博大深厚的人文精神，形成健康开放的艺术价值观。高校艺术专业的教师虽然也可以讲授《民间艺术概论》之类的课，但他可以讲史、讲论、讲鉴赏，而决不能替代民间艺人的现身说法。民间艺人所用的方言语汇，以及那种“土得掉渣”的从艺歌诀，还有那种过程性的现场示范，以及他们专注而欣悦的表情，都是不可替代的“原生态”，是带有乡野人文特色的“原汁原味”。这些是书本上学不来的，也是高校教师所无法替代的。让民间艺人走进大学课堂，可能会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制约此种设想的实现。一是观念认识问题，二是管理体制问题。从认识问题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教师、学生以及管理者认为，这些民间艺人没啥文化，让他们来上课或开讲座讲不出多少“学术含量”来。从管理体制来说，有的管理者会僵硬刻板地“死抠”规章制度，认为这些民间艺人一无学历，二无职称，三无高校教师资格，偶尔去参观一下或无不可，要让他们走上大学讲坛来授课就未免太离谱了。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即首先是观念问题，只要能够认识到位，管理体制其实不成问题。张道一先生说：“民间艺术是一种‘母性’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Lu民艺学专家潘鲁生教授指出：“我认为民间艺术非但不是雕虫小技，反而应该是中国艺术中的洪钟大吕。它不但作为一种典型的艺术符号，活跃在艺术的百花园之中，而且在很多方面是文人艺术、宫廷艺术甚至宗教艺术的源泉。”[2]也许，只有对民间艺术有过深入研究的人，才会得出如此深刻的结论。还有那位一直致力于“原生艺术”或“朴素艺术”研究的台湾学者洪米贞写道：“这些‘普通人’，这些对所谓‘文化’陌生的人，由于他们对艺术文化生态的无知，使得他们创作出来的东西，得以免除因模仿所造成的变质的危险，正因为他们欠缺艺术文化的训练，才保全了他们的纯粹性，所以难怪迪米费要对着原生艺术大声地赞颂；‘谦逊的艺术!它甚至还不知道它就是艺术’。”是的，很多民间艺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手工艺活动叫艺术，更想象不到自己居然还能被称为艺术家，直到有一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国际东西方艺术家协会民俗委员会授予他们“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大师”，或是称他们为“东方毕加索”的时候，周围的人才知道用惊奇的目光来重新打量这些大字不识的乡村老太太!想想看，这些人都已经被权威部门认定为大师级的人物，而且常常和毕加索、马蒂斯相提并论了，到普通高校来上课或开讲座还有什么不可以!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叶朗先生在《北京大学艺术教育的传统》一文中写道：“早在1920年前后，王心葵先生由章太炎先生推荐到北大教古琴，开创了古琴教学进高等学校的先例，吴梅先生、许之衡先生先后在北大讲授昆曲，又开创了昆曲教学进高等学校的先例，被当时上海的报纸称为破天荒的大事。”

北京大学的一批名教授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曾于1918年发起征集民间歌谣，出版《歌谣周刊》，到1926年已收集歌谣13000多首，并由顾颉刚等人编集为《吴歌集》、《北京歌谣》、《河北歌谣》、《山歌一千首》等。这种中西兼容、雅俗并包的做法也正是北京大学艺术教育的一大特色。想想看，北京大学都敢于把民间艺术引入校园，那么有名的大牌教授都能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现在的普通高校普通教授还有什么理由自视甚高或故作矜持呢!譬如，作为一种教改的探索与实践，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教学管理的要求，徐州工程学院近年来尝试推行“1+1”教学模式，即由一个专业教师和一个民间艺人共同主讲一门课。专业教师可以讲某种民间艺术的发展源流、不同地区或不同艺人运用同一种艺术形式的风格比较和民间艺术传统语汇的开发利用等等，而民间艺人的主要任务是：现场表演，讲述自己学艺历程及体会，以及介绍相关的民间歌诀等。和一般的课堂讲授不同的是，这种课程的教学方式应该灵活多样，可以随时提问或展开讨论，不是那种教师设计好的“互动”，而是自由的即兴的提问与讨论。而且这种课程的成绩评定，一般不采取卷面考试的形式，而是平时的作业与课程作品展示的综合评定。这样学习实践一门课，学生不仅掌握了一些专门技艺，而且对民间艺人与民间艺术有了非常生动而感性的认识。

三

我们不赞成艺术专业的本科生都去勉为其难地撰写力所不及的毕业论文。高考时的文化基础薄弱，进校之后思维与写作的训练缺乏，都使得这些毕业论文大多留下拼凑应付的痕迹。．当然可能在形式上符合要求，但从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掌握科研方法与提高写作能力，所以这两个月的时间或8个学分没有多少效益可言。如果我们将视野投向民间艺术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性研究，可能会让艺术专业的师生受益终生。张道一先生说过：“中国那么大，民间艺术的积淀又那样丰厚，如果在每个地区有一个人或几个人认真地做起来，从发掘、收集人手，客观地记录作者的艺术经历、人文环境，个人见解和用途说明，会是非常精彩、非常珍贵的一份资料。这是研究工作赖以上升的第一手资料，是科学的依据。”[3]事实上这种面广量大的工作，单靠少数专家不行，靠各级政府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不行，而那些完全没有专业背景的人又做不起来。我们曾经随同学校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题组，参与过苏北地区的民间艺术资源调研，到过一些县的文体局和乡文化站，发现政府文化系统让地方调查登记的项目由于缺少专门人才而流于形式。尽管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统一设计的调查手册，那种按照层级分类展开的序列也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体系，具体从事调查的人只要把相关内容填上就行了。可是由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并没有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等专业背景知识，只是经过一些简单的培训就仓促上岗了，所以这样的调查看上去也做了“拉网式”或“地毯式”的普查，而事实上不仅是挂一漏万，收集的材料也不具有资料性，当然更谈不上学术性。

在这方面，我们的设想是，在开设相关课程或专题培训的基础上，由专业教师带领学生组成若干课题组，有计划地到各县各乡去进行专题调查。开展艺术教育，最重要的是参与。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在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会议讲话中强调指出，要“让学生在参与和体验的过程中提高艺术素养和人文修养，培养健全人格和吸纳优秀文化艺术”。对于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参与民间艺术的调查研究比一般意义的参与创作、表演更重要。这个调查的过程，就是考察体验民间艺术的生存土壤与氛围，感受民间艺人喜怒哀乐的过程，同时也是熟悉民间艺术的审美情趣，掌握民间艺术的技法技巧的过程。要知道，在展览会上或商店里看到的民艺作品，与在百姓坑头上、天井里，看他们亲手剪窗花，挂门笺，那种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才是原汁原味，活色生香；这才是口传心授，薪火相传!这种调查的直接成果，是基于一县一乡某种民间艺术或某个民间艺人的调查记录，即张道一先生所推重的原始资料，而在此基础上可以分工合作，写成调查报告或论文，也可以延伸出关于区域文化建设的规划或建议。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不管其学术水平如何，至少是充满真情实感而且言之有物的。既可以使学生广见博识，开阔眼界，受到朴拙健朗的民艺风格熏陶，同时也会使他们初步掌握田野调查方法，对其将来的成长与艺术境界的提升都是大有好处的。所以，不是在书斋里或电脑前挖空心思地拼凑或杜撰毕业论文，而是走到民艺的广阔天地里亲历亲闻，这绝不是降低要求，而是更富实效的学习与训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