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对女性人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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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甲午战争失利之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业救国行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和朝廷权臣的主要选择。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下，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女性作为社会另一主要力量，其创造性和生产力长期以来被严格地禁锢于“传宗接代”、“相夫教子”的家庭附属角色之中，从而无法得到充分利用，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维新派的代表梁启超即认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民智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女学之不讲久矣。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而一切倚男子而生存，乃不惜娇柔涂泽，以求容于男子妇女不学，其以掣男子之肘、败男子之业者多矣。而害于人种尤巨，遗传也，胎教也，蒙养也，何一不关女权者此种姓所以糜，而政治所以腐败也，正本清源，自女学堂始”。因此，在“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思想激励之下，兴办女子实业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为近代中国女子职业教育的滥觞。最早明确提出女子职业教育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郑观应，他主张在职业教育制度上学习西学，“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术等事。塾规与男塾略同”。
在通览了西方世界在女性职业教育方面的成果之后，郑观应主张中国的“女塾章程必须参仿泰西，整齐严肃”，“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但即便是倡导维新变法的梁启超，其“生利分利”的女子职业教育观最终目的也是培养“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保种”的“贤妻良母”。清末女性职业教育思想的弊端很快被人们认识到，到了民国初年，随着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广大妇女要求进入社会、争取其“女国民”资格的呼声日渐高涨，她们强调女性在社会中所拥有的独立性，以及其作为和男性一样的社会个体所承担的责任和相应的权利。但在我们细致考察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女性职业教育在内容和宗旨方面的变迁和差异之后，就会发现其在争取女性独立和女性解放等方面，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就其女性职业教育的宗旨而言，清末的“相夫教子”带有强烈的封建男权色彩，而民国初年“实用主义”也仅仅是以可量化的金钱财富作为女性解放的重要标准，也就是说所谓“实用”对社会而言是财富的创造，对女性自身而言是求生技能，对于女性自身身份的建构及女性意识的觉醒而言，则缺少必要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指导。
在从女性职业教育的内容来看，当时针对女性自身的特点开设的教育科目多局限于医学、护理、纺织、烹饪等方面。这样的职业教育并没有赋予女性“社会人”的身份角色，无论是护理、纺织还是烹饪，都只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所承担的诸多家务劳动之中的一部分，只不过将劳动地点由家庭搬到了工厂，其从事劳动的内容仍旧是传统观念中女性在家庭中所应完成的劳作。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女性职业教育，所改变的只是女性的工作地点，其本质上仍旧是女性家庭身份的延伸，它并未帮助女性完成其女性社会身份的架构。因此，在这一阶段的职业教育实践，一方面，为传统的中国：性提供了经济独立的现实手段，为女性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没能打破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身份定位，也就难以完成女性人格的完整，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
二、现代社会职业教育和培训对女性人格的影响
那么，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已有百年，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应用领域上的突破，完成了女性解放的目标，实现了女性人格的完整呢?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下，针对女性进行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与针对男性的教育有着极大的差异，它在培养谋生技能的同时，被赋予了建构女性主体功能的期望。因此，对女性职业教育制度及内容的思考，就不应只考虑到就业前景是否广阔或所创造财富的多寡等现实“细节”问题。毫无疑问，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专业设置和内容，一方面要考虑当下的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方向，同时，它还需符合社会环境中人们关于专业和内容对学生性别要求的文化选择。例如，在初等职业教育培训中，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教师的培养中，女性学员所占的比重更大，而在与机械相关的汽车制造与维修行业，女性往往少得可怜。这种职业教育培训对性别的选择大多基于性别的生理特点：女性的记忆力更好，情感更为丰富，语言表达能力更强，但相应地逻辑思维和空间辨识能力则有所欠缺。因而女性其在服务性的技能培训中，更能体现出其优势。
在漫长的社会演进中，“人类通过建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有效地实现社会管理，并将劳动性别分工合理化，实现一套社会性别关系秩序”。与此同时，“性别陈规颇具持久性，甚至当职业的性质以及它们所需要的技能因为技术变迁而被彻底改变时，技能的性别划分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于是在性别的生理差异和传统观念双重作用之下，人们更倾向于认为男性更应该掌握某种可直接应用的技能，并且这种技能须不断更新，以保证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相同步，确保其能够时时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而女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则以“服务技术”为基本导向，强调女性所特有的情感亲和与服务执行的能力，这就意味着针对女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在方法和内容的更新速度上更为缓慢，科技含量更低。在这样的文化导向和教育期待之下，许多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从了教育和用人市场的性别逻辑，推出了不少“女性特色”的专业，诸如文秘、服饰、财会、护理、幼教、旅游、公关、销售、礼仪服务、美容等专业。
一方面，这样的专业设置的确让更多的女性接受到现代职业教育，但另一方面，这些“女性特色”专业所面对的职位，除了对专业技能的要求，还有针对女性年龄、相貌等附加条件，这就造成了女性职业教育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女性青春职业教育”。所造成的后果是多样的：第一，其对传统的性别职业观念有极大的强化作用；第二，它大大限制了女性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对自身职业的选择；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这种职业教育培训使女性处于经营管理的末端，即命令的服从者和细节的执行者，妨碍其以平等、独立的身份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来。但现在的情况正在往好的方向转变，至少全球化进程为女性大大拓宽了职业范围，在大型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中，越来越多的成功女性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同时，现代专业人才的选拔方式，将不同层面的管理人员所应具备的能力进行了量化，使得抽象的素质变为可操作的数字，为不同行业的中高级人才制定了相应的客观选拔标准。职(执)业资格证书就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典型表现。职(执)业资格考试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可与男性进行公平竞争的平台，使她们得以从事通常由男性从事的行业，发挥着与男性专家相同的作用，甚至更为出色，如建筑类的建造师、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针对职(执)业资格考试的社会培训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的周期更短、受众更多、实用性更强，同时报考条件又保证了培训内容的专业性。
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培训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必要补充，在女性人格的进一步独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毕竟，人们对女性解放的期望已经从最初的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提升至女性独立、自信、稳定的人格养成，这样的变迁不仅仅关系到女性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金钱报酬，更关系到女性社会身份的建构和社会角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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