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面劳动高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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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工神圣”的前世今生
一战结束后，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讲演会上，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劳工神圣》演说⋯。劳工之所以神圣，是因为连神圣的造物主也认为：“丰衣足食是上帝对勤奋者的恩赐，贫困饥饿是对懒汉与罪孽的惩罚”。卢梭和马克思(思想家、政治家)、爱迪生(科学家)、高尔基(文学家)等，这些国外大家对劳工神圣性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从班固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到陶行知的“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劳动更是不乏褒扬；党旗上的镰刀斧头象征着工农、五星红旗代表着工农商学兵，劳动光荣、劳动者地位崇高更成为一种政治宣言。随着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劳动”的内涵以及劳动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共和国奠基的阶段，“劳动”是最重要的几块基石之一，它意味着从经济、政治到文化、伦理的一整套秩序，意味着对一种以劳动为价值基础的经济秩序的诉求以及“爱劳动”的社会伦理主张，从而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社会领导地位得以确认——这种情况实际上基本可以扩展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所谓的帕累托效应，广大工农劳动者也成为改革的受益群体，工人劳动者的主人公地位依然得到了体现，但已经有了下降的迹象。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边际效应的递减，由于经济基础和经济地位的改变，企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也必然随之变化——“主人公地位”越来越成为一种口号和政治话语；而随着二元经济的加快转换，蜂拥进城的“农民_q2”又对他们造成挤压，使其地位更加不堪。这些年来，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地位，被屡屡呼吁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但资强劳弱的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以近年来的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证。从2003到2008年，《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特别是《劳动合同法》等的制定，意在规制、调处劳资矛盾。然而，不管是立法的博弈还是事后的评价，劳工阶层缺乏代言人和表达的渠道、法律法规的执行往往大打折扣，却是不争的事实。对“劳工神圣”的前世今生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劳工神圣”问题目前存在着明显的“三种反差”，即宪法规定与现实表现的反差、过去与现在的反差、社会认识与实际作用的反差。现在到了必须修正这种反差、重提“劳工神圣”的时候了。
(二)重提“劳工神圣”要以“体面劳动”落实
重提“劳工神圣”，要以“体面劳动”去落实；而实现“体面劳动”目标的背后，则是一个国家、社会的整体的和系统的进步。基于资本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而出现的“买家主导型商品链”、“专制性工厂体制”、“向下竞争”、机器排挤劳动、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等现象，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提出“体面劳动”，为国际社会普遍接纳。“体面劳动”意味着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体面劳动”成为检验全球化的一块试金石，就在于它是对“唯资本意志是从”、对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负效应的抗争与回应。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逻辑。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正处于关键阶段，这就需要无数的、具体的细节来支撑，而社会最微观的“细胞”——一个个的普通劳动者，其能否实现“体面劳动”，则从微观层面上映照着社会的和谐度。正基于此，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被提到了国家执政理念的新高度——、都在国内外的不同场合积极回应了“体面劳动”的国际主张。理念已经很明确，关键在于化理念为切实的行动。要实现“体面劳动”，不仅要通过人性化的管理和到位的服务使劳动者能够从劳动中得到尊严与快乐，而且要通过职业素质的养成和职业技术的训练的教育使劳动者能够从劳动中体验尊严与快乐。因而职业技术教育肩负着重大责任。
二、“体面劳动”与非“体面劳动”及其人群的演化
“体面劳动”中的劳动所有者，理应涵盖所有从事劳动的人们，不过，正在从事“体面劳动”的人通常是不存在“体面劳动”的问题的，而这一人群的典型代表就是公务员。显然，公务员也是劳动者，不过，这一群体劳动的领域不同——不是在产业领域，而是在行政管理(服务)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基层的或低职级的公务员仍然可以被定位在“第一线劳动者”上，但这个“第一线劳动者”群体，虽然就其纵向比较来看，其层级、待遇是最低的，但就其横向比较来说，其岗位却又是趋之若鹜。这就必须要谈到公务员报考问题。由此会想到1980年代的大学报考(甚至含中专报考)的情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形容当时那种招录情景的常用词汇。
那时候，考生、家长都知道，只要考上大学(包括大专)，哪怕是中专，工作、饭碗等等都无忧了，体面的学历+铁饭碗，这定然就是从事的“体面劳动”了。然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影随形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却将这一局面一点一点地打破了：第一，上大学不再很困难、甚至变得很容易。随着高考报考人数的连年下降(自2009年起开始变得明显)，据教育部统计，2011年全国高考录取率平均已达到72．3％，一些省市的录取率已经达到90％左右，社会上于是有了“上大学”就是“大家一起上”或“大致地上一下”的戏说。第二，“毕业即失业”不仅仅是一句怨语，还很可能是活生生的现实。第三，随着企业运营机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主要是面向产业或行业领域的旧的铁饭碗被一一砸破了，大学毕业生们又在急切地寻找着新的铁饭碗，而这个铁饭碗现在也只是“硕果仅存”——政府公职岗位才是名副其实的，而事业单位岗位也正在或已经面临着“全面聘用制”改革的威胁。现如今，公务员报考的热度已经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已经不足以表达这种热度；其热度的背后是在现行体制下，公务员在收入保障、社会地位、权利维护等方面享有的特殊待遇，被认为是目前最体面的工作，从事的是最体面的劳动。
当然，在事业单位岗4,2上的工作，被认为是从事的较为体面的劳动。反过来推之，在企业第一线岗位从事的最基层的、待遇最差的工作，或虽在行政事业单位上班但作为企业编制的工作，就是从事的最不体面的或较不体面的劳动。简单归纳，总体上，就单位性质来看，在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的劳动是体面的，在企业单位从事的劳动是非体面的；从编制来看，行政事业编制的工作是体面的，企业编制的工作是非体面的；从岗位来看，中高层级岗位的工作是体面的，底层或基层(即第一线)岗位的工作是非体面的——一句话，企业或企业编制的第一线岗位的工作是非体面的工作、从事的是非体面劳动。那么，接着的问题是：从事这些不体面的(最不体面的或较不体面的)，是哪一类劳动人群呢?是什么样的教育培训主要为这一人群提供供给呢?
三、我国劳动前教育的二次分流
那些正在从事非“体面劳动”的人，“他们”究竟是哪一类人群呢?按照“体面劳动”的国际界定，“他们”是权利得不到(足够)保护、没有足够的收人、缺乏充分的社会保护、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的一类人群——而又可进一步地大致具体化为社会的中下层(低层、中下层，通常不包括中层)劳动者。那么，顺理成章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教育“供给”最适合或更适合对应于这一类劳动人群呢?无论从政策的“被”定位还是客观的现实表现来看，职业教育及其高职教育正在印证这种最适合性或更适合性。为了验证这一判断，不妨从我国劳动前教育的二次分流说起。我国劳动前的预备教育，实际上是起步于初中(贫困地区的孩子未读完初中就辍学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学生——那些贫困的或考普高无望(继而读好的大学无望)的学生，不得不进入所谓的“三类学校”(即中职、中技、职高)，过早地开始学习谋生的基本技能。可以想见，这些学生在家庭经济基础薄弱、知识结构严重失衡(甚至是空白)、技能训练环境差强人意的境况下，日后能否获得从事“体面劳动”的机会。这是劳动前教育的第一次分流。劳动前教育的第二次分流，则始于那些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的高考选择；当然，他们的这种选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选择”的过程——考试分数本身其实已经就是选择了。因为在我国现有的教育选拔机制和集权的制度下，高考被认为仍然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次优选择，而分数就成为这个相对公平的次优选择的唯一的筹码——以分数论成败、以分数排定或显示学校座次。
单从录取批次来看，高职院校作为专科层级的高校理所当然地排在所有“本”(“一本”、“二本”、“三本”)之后，而且既没有作为“提前批”的资格，又永远被列入最后一批次的招录。由于是什么样的分数对应什么档次的学校，那么分数越高的好学生，越有优先权选择自己中意的好学校——无论如何，他们绝对不可能去选择一所高职院校，否则人们认为他(她)是傻瓜；而分数低的以致别无选择的差学生就只能在高职院校之间挑来挑去了。这就明白无误地告知“天下”：排在最前批的(“提前批”例外)是最好的学校，排在最后批的是最差的学校；而接下来自然而然的严酷现实是，就读高职院校的学生被社会认为也是最差的(其实很多高职学生自己和家长也是这样认为的)。既~mtl：，这些高职学生毕业以后会从事什么性质和地位的工作，就不难得出结论了。以高职教育的投资理财专业的毕业生的就业现状为例。本专业的毕业生的流向应该更多的是金融性的、理财性的单位，其中以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最为典型。这些毕业生要进去并不难，因为这些单位正需要一大批战斗在第一线的客户经理——实际上就是拉业务的营销员，而这些营销员的工作显然是最辛苦的、收入也是最难保障的。通常这些营销员获得收入的模式是“底薪+提成”，底薪一般是很有限的，如果要获得更多的收入就要多拉业务，多拉多得，然而对于这些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没有人脉资源的刚毕业的营销员来讲，能拉到多少“单子”自然是可以想象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这些毕业生难的是进入“编制”，即成为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公司“体制”内的正式员工，享有一切该享有的待遇。
事实是，他们作为“编外”员工，与其他所谓的正式员工(这些金融部门一般规定：成为其正式员工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必须是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生，甚至是名大学的毕业生)的待遇有天壤之别。其实，高职教育的投资理财专业的毕业生的工作境遇，正是整个高职毕业生工作状态的一个缩影而已。上面所说的我国劳动前教育的二次分流，简言之就是中职分流和高职分流。通常，中职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被称为“蓝领”，而高职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被称为“高级蓝领”。不管是“蓝领”还是“高级蓝领”都被定位于技术型技能型人才，亦被称为应用型人才或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其实质是这些人才都是在第一线劳动岗位上从事具体工作。由此推之，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培养出来的第一线岗位的劳动者与非“体面工作”有直接的或必然的联系吗?很显然这种直接或必然联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这表明，所谓“职业”的或“职业技术”的教育与非“体面工作”的关系似乎越来越“亲密”。就高职教育来讲，虽然它较之中职教育更“高”一些，但本质上具有一致性——都带“职业”一词、具有“技术性”培养要求，而我国这种类型的学校，其身份、名分天生就低一些、贱一些，这是严酷的现实。2011年高职院校招生进一步遇冷，一些高职院校招生甚至出现零投档的窘境，“好就业、难招生”的状况令很多高职高专院校头疼J。其原因固然较多，但考生及其家长的本科情结难以放下则是最主要的。“好就业、难招生”的进一步解读是，“好就业”说明高职毕业生较之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更容易、更高比例地就业，因为他们自知其“身价”，没有挑选工作及其岗位的余地，甚至是见2[2作就抢、见岗位就上；然而它与“难招生”之间的矛盾又说明，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并不高，并且其以后事业发展的想象空间和实际空间都不大——于是“出口”(就业)的“粗放”导致“进口”(招生)的不畅，形成了“出口一进口”的恶性循环。
如此说来，高职毕业生所从事的地位相对偏低的工作即非“体面工作”，与高职教育本身似乎越来越有一种对应关系——选择了读高职院校，这些毕业生就要有从事非“体面工作”的准备。尽管这个基本结论真的难以接受，但这就是历史的演进和现实的表现相交织而形成的社会“共识”。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发达不仅仅是经济的发达，还有文化、文明的程度和高度，经由职业技术学校而从事第一线的劳动，并没有贵贱之分，而只有因技术不同而获取的职业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之别，职业教育最为成熟的德国就是一个典型，而这些国家职业教育也有研究生这一学历层次也是重要表现。反观我国，在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古文明的国度，在“重道轻器”的文化熏陶下，在现行的“高职教育就是谋生教育或就业教育”的政策定位下，高职毕业生从事非“体面工作”与高职教育，这两者的对应关系，就有了历史的发展逻辑性和现实的必要性。由上分析表明，高职教育目前在我国总体上还不是一种“体面教育”，因而其培养出来的人才所从事的也总体上是非“体面劳动”。那么，高职教育能否成为一种“体面教育”呢?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还是回到起初的问题，由于“体面劳动”映照的是国家、社会的整体而系统的进步，如果高职教育将来已然是一种“体面教育”，那表明中国社会已取得了整体而系统的进步；如果高职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将来也同样在从事“体面劳动”，那也同样表明中国社会已取得了整体而系统的进步。这些正是我们殷殷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