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墨子职业教育思想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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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尚利、尚简的上古夏政的示范与引领，崇礼、崇技的东夷文化的涵养与熏陶，求新、求变的春秋战国的孕育与催生，是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的主要影响因素。深入分析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促进传统职业教育文化的传承创新，增强办好现代职业教育的文化自觉，坚定办好现代职业教育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墨子;职教思想;上古夏政;东夷文化;东周乱世

墨子，名翟，春秋战国时期小邾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墨家倡导的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韩非子将墨学与孔子创立的儒学并称“显学”。针对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墨家提出要建立“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他们兴办私学，通过培养人才来改造社会，实现政治主张。与其他学派不同，墨子教育思想存在诸多与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相悬契之处，孕育了现代职业教育的胚芽。墨子的教育思想因何体现如此特点，追根溯源、深入分析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因素很有必要，同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

(一)教育目标

墨子认为，墨家行教就是要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兼士”，“兼士”们要有高尚的品德，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言善辩、善于沟通，要掌握关系国计民生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兼士”出师之后，要和师门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个人的努力和个人能动作用的发挥，将学派的政治主张变为现实，最终建立“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

(二)教育内容

墨家的教育内容广博，用今天的标准分析，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三大领域。墨家设置“谈辩”“说书”“从事”三门学科:“谈辩”科侧重哲学，教授辩论、谈话的知识、技巧，培养辩士和说客;“说书”科侧重文学，讲授文化科学知识，培养教师、学者类人才;“从事”科侧重理工，教授生产技能、军事技能和自然科学知识，培养应用技术专门人才。

(三)教育方法

墨家施教，教育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述而且作，锐意创新。墨子反对“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主张“今之善者则作之”，认为主动作为、不断创新才是“善”。二是言行一致，注重实践。墨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尤其强调力行实践，注重培养动手能力。三是量力而为，因材施教。墨子坚信人人皆可教育，主张应根据教育对象禀赋、能力和水平的不同，挖掘潜力，发挥特长，分别给予适当的教育。

二、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的生成因素

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力图从诸多因素中理出主要因素，并论述其作用的机理。

(一)尚利、尚简的上古夏政的示范与引领

《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由此可见，墨家和儒家由于出身的不同，彼此的关注点也存在极大不同，因此墨子在施教过程中过多取法上古大禹施行的夏政。《山海经》载有鲧禹治水的故事:“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史记•夏本纪》载有体现大禹治水精神的事迹:“禹伤先人父鲧功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又有《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庄子•天下》记载大禹治水的具体情状:“禹之堙洪水，决江河而通九州四夷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纠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甚风，置万国。禹大圣也。”又有《淮南子•要略》:“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虆臿，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歧，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间服生焉。”由上述大禹事迹的记载，可以看出墨子所取法的夏政，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尚利”和“尚简”。鲧禹治水的目的是将民众从洪水滔天的困境中解救出来。鲧获取治水利器息壤的手段是“窃”，非常隐晦地表明统治者没有救民于水火的积极作为，鲧治水完全是实现天下公利的行为。鲧因窃取息壤而丧命，后世的记载又有将鲧的死因归结为治水“功不成”，两种说法都说明鲧为结束天下苍生苦难、实现天下公利而牺牲。禹继承其父未竟事业，继续治水，一方面至谨至慎、至苦至简，另一方面殚精竭虑、创新方法，终于使洪水得到有效治理。禹在治水的过程中，探索总结了水利灌溉的方法，发明新工具有效发展了生产力，征讨有苗拓展了华夏民族的活动区域，创制了原始国家的规模，留下了非常丰厚的遗产，泽被后世。墨家对夏政是尊崇的。在《兼爱》篇中，墨子铺叙了大禹治水过程中在东西南北四个地方的具体作为，特别强调诸多作为是为了服务当地民众，且专门指出:“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这些都是说禹的事情，我们今天也应该行这种兼爱了。向榜样学习的态度十分鲜明。墨子又说，禹带领各部落，征讨有苗，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而是为了追求兴盛天下人的利益，同时去除掉天下人的祸害。因此墨子倡导的“兼”，就是从禹那里学来的。《大取》篇，墨子将厚爱禹的行为与厚爱禹本人区别开来，认为禹之所以受到天下人的厚爱，根本原因在于禹能够厚爱天下人，博爱世人，其行为本身有价值。因此墨家要重点学习禹厚爱天下人的行为，由此才能得到天下人的厚爱，实现“兼相爱”和“交相利”。并以此观点影响弟子们，在“钩拒之辩”“巧拙之辩”“止楚攻宋”三次与鲁班的交锋中，充分阐释一个道理，“一个匠人，只要对天下人存着一片爱心、努力行义，努力推行天下之利，天下人都会爱戴他”［1］(P49)。《淮南子•要略》中谈到，禹治水成功之后，简约的民风逐渐形成，节财、薄葬、间(简)服成为民众普遍的习惯，而这些也是墨家极力倡导的政治主张，也都是来源于大禹作风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学禹，墨子也注意从周文王、周武王等诸多先贤那里汲取“兼爱”的思想，最终形成完整的“兼爱”思想体系。墨家同时又努力践行夏政。墨子认识到人是实现学派社会理想的根本力量，因此大力兴办私学，努力培养符合“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标准的“兼士”。“兼士”就是“兼爱之士”，要具有淳厚的德行，精通言辩，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方法，愿意吃苦耐劳，行走天下，为实现学派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墨子以身示范，为止楚攻宋，十天十夜风尘仆仆赶到楚国，与公输盘和楚王斗智斗勇，终于制止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弟子禽滑厘事奉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艰难勤苦之状跃然纸上。这些都是墨家践行夏政的具体体现。连墨家的批判者孟子都忍不住赞叹:“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家为什么要“用夏政”?春秋战国之际，墨子代表的小生产劳动者阶层，在旧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型地主阶级之间斗争的夹缝中求生存，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新旧两个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斗争精神最强烈，最渴望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反映在思想领域，墨家学派强调平等，追求人世间无等差的爱和利益的均衡性，即“兼相爱”而“交相利”。他们反对孔子试图将社会引回到西周宗法制社会的思想，反对有等差的爱，也反对老庄理想中小国寡民、无欲无求的原始低等社会状态。为实现本派社会理想，他们将上古时期的治水英雄大禹奉为楷模，按照学派主张对大禹形象进行丰富和美化，极力突出大禹为天下兴利除弊、自苦为极的一面，以此鼓励弟子们以大禹为榜样，修炼人格，刻苦行动。具体到教学行为中，将大禹式的治世之才作为人才培养目标，严格培养标准，合理设置课程，通过系统学习达到身居下层胸怀天下、百折不挠强于号召、精于业务善于总结的水平。

(二)崇礼、崇技的东夷文化的涵养与熏陶

据张知寒、任继愈等专家考证，墨子里籍在古代东夷地区的小邾国。东夷文化区，大致属于考古学上的海岱地区，是指今山东全部以及河南东部、安徽江苏北部、河北南部及辽东半岛。“在漫长的演进中，东夷文化形成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珍珠门文化这样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文化谱系”［2］(P114)，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源头。岳石文化之前，东夷文化曾一度超越中原文化，体现出明显的先进性。“在东夷之中，人口最集中而文化水平也最高的应以‘三邾’地区为代表”［3］(P245)，“三邾地区，是古代文化科学最先进的地区”［3］(P246)，此地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区域。“三邾”即为从邾娄国中析分出来的邾国、小邾(倪)国和滥国。以“三邾”为代表的邾娄文化，注重群体本位，富有利他主义精神，体现出“崇礼”的特点。其地民众敦厚和平，彬彬礼让，有君子仁人之风。“邹鲁(邾娄)文化可以上溯到夏商时期，比鲁文化先进发达”［4］(P117)，其地又具有“崇技”的风尚，在科技方面也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先秦时代大量生产生活用具多首创于该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发明创造，当属水陆交通工具“舟”和“车”。在古代舟车科技含量最高，制造舟车需要掌握力学、数学、机械学等多方面知识，没有相当的经验和技术水平难以胜任。《世本•作篇》载:“奚仲作车”，奚仲为夏之车正，东夷后裔，其封地在“三邾”地区。由此可见“三邾”地区科技传统源远流长，是当时世界上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考工记》是西周时齐国的官书，该书详细记载了当时官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主要工种，凡三十工，包含“攻木之工”七(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六(筑、冶、凫、栗、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鲍、韗、韦、裘)、“设色之工”五(画、缋、钟、筐、荒)、“刮摩之工”五(玉、楖、雕、矢、盘)、“抟埴之工”二(陶、瓬)。［5］(前言P3)分工相当细致，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反映出当时东夷地区普遍存在的手工业兴盛、科技发达的状况。墨学是东夷文化的产物。“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学饱受崇礼、崇技的东夷文化的涵养与熏陶，又经受了邾娄核心区文化的培育与灌溉，在传承地区“崇礼”和“崇技”文化特点的同时，又对其内涵进行了丰富和拓展。墨家注重弟子们的全面发展，尤其注重实用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是人才培养标准，类似于今天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谈辩”“说书”“从事”是其设置的三门学科，分类略粗，各有侧重，其学科内涵大于今天的“专业”，覆盖了今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三大领域。“崇技”是墨家学派的突出特点。与孔子代表的儒家不同，墨家源起于社会小生产劳动者，长期的劳动实践使他们对实用知识和技能极为重视。墨家的实用技能，主要包括生产生活技能、谈话辩论技能和军事攻防技能。墨家将实用技能的实践运用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之一，同时注意在实践活动中积累经验，不断探索规律，将其上升为经验科技。作为学派的代表人物，墨子把墨家“崇技”的特点发挥到极致，堪称师范。墨子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杰出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物理学家，他将实践知识当成验证思想学说的尺度，始终不脱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活动，从中总结出了许多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的原理，成为千古传颂的“科圣”。［6］(P42)墨家深受东夷地区“崇礼”传统的熏染，同时对“礼”又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墨家重视“礼”，其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就是“厚乎德行”，“‘兼士’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具有兼济天下的爱人之心”［7］(P123)。墨家摩顶放踵爱利天下，能够推己及人，把朋友的身体当做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惜，把朋友的亲属当做自己的亲属一样来维护，饥寒就提供衣食，疾病就照顾奉养，死亡就操心埋葬。倾尽所能，有力气就以力助人，有财富就分发助人，有德行就用道义劝勉教导人。对于如何培养“兼士”们的道德修养，墨子认为应该加强意志力训练，努力克制并去除人本身与生俱来的喜怒哀乐等各种率性，自觉实践以平等为基础的兼爱，这是切实可行的方法。墨家同时拓展了对“崇礼”的理解。墨家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和厚葬礼仪，崇尚极简，在深刻把握东夷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对“礼”做了深度阐发。首先，在社会生产领域，“礼”是规程标准。万事皆有法，《考工记》谈制作车轮，有制毂、制辐、制牙三大步骤，制毂细分之下又有选材、牙围、髹漆、制薮、整形、陈篆、施胶、摩革等工序。又如，“杀矢”的制作标准是:“刃长寸，围寸，铤十之，重三垸”［5］(P44)，各个部分的长度和整体重量都有明确的规定。墨子在《法仪》中说，百工用矩来画方，用规来画圆，用绳墨来画直线，用悬绳测定斜正，“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因此各种工匠都要严格依照规程标准从事。其次，在思维认知领域，“礼”是客观规律。墨子提出“察类明故”，面对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首先要依据一定标准对它们进行分类，然后找出各类事物的原因和根据，就可以分别各类事物的同异和因果，弄清事物之间前后左右的联系，从而把握规律，按规律办事。同样是镜子，墨子根据凸面镜和凹面镜在外形、成像特点等方面的不同，不断实验，总结出它们成像的规律。最后，在人际交往领域，“礼”是谈辩逻辑。墨家弟子宣扬学派主张，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上说下教，就需要具备相当的逻辑学知识，掌握谈辩的各种技巧和方法，才能取得理想的沟通效果，墨子认为这也属于“礼”的范畴。墨子止楚攻宋与楚王辩论，自鲁即齐拜访故人，就成功地使用了类比推理来说服对方。

(三)求新、求变的春秋战国的孕育与催生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变革期，又是革故鼎新的时代，“求新”“求变”成为时代的底色。在政治上，旧的分封宗法制遭到破坏，诸侯为了在战争中取得优势，纷纷实行变法，旨在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上，农业方面井田制得到破坏，铁器和牛耕得到推广，生产力提高，土地私有制确立;手工业生产方面，私营手工业兴起，形成官营主导，民营和家庭为主体的局面;商业方面，私营商业兴起，官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盐铁官营。思想文化上，“士”的阶层崛起，私人讲学兴盛，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主张又成为各国变法的思想理论基础。墨子思想为何会在春秋战国产生?一是社会转型为小生产劳动者阶层崛起创造了客观条件。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宗法制和井田制被破坏，小生产劳动者阶层崛起。墨家成员大多来源于小生产劳动者，其主体是农民、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在社会大转型中，农民阶级出现，他们由往日的奴隶转化而来，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升。由于“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社会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需求大大增加，手工业获得长足发展，家庭手工业大量涌现，小手工业者活跃起来，各地资源交流的需要又促进各类商人往来天下，实现商品的互通有无，商人大量涌现。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旧的奴隶主阶级走向没落，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出现，获得人身自由并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农民、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抓住历史机遇，抱团取暖为本阶层利益而进行奋争。二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小生产劳动阶层的思想觉悟。各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在兴起壮大的过程中，将战争作为统一天下的手段，形成乱世局面。这时各家学派都站在本阶层立场上，提出各自的社会治理方案，如儒家提出仁礼思想，法家主张严刑峻法，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墨子看到，小生产劳动者身处社会最底层，尽管境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受压迫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对此，“他不为权势、名利所动，甘愿以平民的身份作平民的代言人，他的贱民情结根深蒂固，终身不渝”［8］(P27)。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述而且作的创新精神，从维护本阶层利益角度，提出富有特色的系统治世方案:“兼爱”追求人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普遍平等;“非攻”反对战争保障小生产者生产生活正常进行;“尚贤”“尚同”选用符合墨家人才标准的贤良之士参与社会治理，从下到上形成一整套社会管理系统，天子也应该遵从上天意志，不可独断专行;“节葬”“节用”全社会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合理消费社会财富;“天志”“明鬼”，上天“欲义”，就是天下之公利，申明鬼神的“奖贤罚暴”，上天和鬼神形成对人间天子和官吏的监督约束;“非乐”“非命”，反对从事音乐活动，不信天命，主张利用自己的力量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三是从小生产者角度对周朝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礼记•王制》揭示了周朝教育制度的主要构成，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教育是对贵族的教育(“士”的教育)，道德教育是核心，价值理性受到重视，对一般平民的教育是“礼”的教育，知礼节别尊卑。“工”和“商”的阶层绝大部分处于奴隶地位，形成“工商食官”的局面，职业教育也处于相对低等的状态。以“工”为例，教育形式上官府的“工头制”和家庭的“家长制”并存，教育目标是熟悉各种生产劳动技能，为奴隶主贵族提供各种产品。墨家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认识到教育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意识到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传统教育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在教育目标上，墨子认为社会更需要符合墨家标准的“兼士”，这些人才是实现社会理想的中坚力量。面对社会大变局，能够担当起救世责任的是各种实用复合型人才，因此除了开展以“兼爱”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外，墨子还注意对自然科学、生产技能、军事知识等技能的训练。［9］(P77)作为墨家的对立面，孔子教授学生，一不谈生产劳动，二不谈生产技能，尽管也传授“六艺”，貌似涵盖了技能技巧，道德教育才是核心。儒墨形成鲜明对比。在教育的具体方法上，有感于整个社会的求新求变，墨家迅速做出适应社会的调适。墨子认为，时代在变，各种形势也在变化，即便是尧也管理不好现在的乱世，只有今之圣人才能够治理好，拘泥于古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强调述而且作、追求创新。墨子对儒家的古服古言、繁文缛节等形式和礼仪予以否定，“将求义建立在现实生产生活基础上，其学生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峨冠博带的儒家士君子有着明显的差别”［10］(P15)。墨家追求知行合一、强调实践。在“春秋战国无义战”的时代，墨家反对战争，一方面对战争行为进行激烈的反对与抨击，另一方面积极采取实际行动制止不义的侵略战争，在防御战和武器装备等问题上有精深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墨子注重因材施教，讲究量力而为。墨子明白人民创造历史的道理，他从平民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人皆可成才，都能有益于社会，教育应面向所有人，研究其特点，挖掘其长处，引导发展其禀赋，在每个人能力和情况的基础上做到因材施教。这与孔子提倡的因材施教不同，孔子为培养“仁”人而教，在他的眼里，只有具备社会管理潜质的人才是可教之人，因此孔子对教育对象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三、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做好传统职业教育文化的传承创新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职业教育的现代化离不开对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优秀传统职业教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墨子职业教育思想是传统职业教育文化中最具神韵的部分，它借鉴吸收了之前及所处时代职业文化的精髓，又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强调脚踏实地的实践，一方面引领改革现实的思考。开启民智，赋予普通民众高尚的人格力量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手脑并用，知行合一，为推动当时的社会改革做出最切实不懈的努力。今天的职业教育面向普通劳动者，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实现全面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这就需要当今的劳动者既要掌握精深精湛的专业技能，还要努力培养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做到“崇礼”“崇技”“尚利”“尚简”。学习借鉴、深刻领会两千多年前墨子思想的神韵与精华，做出适切社会的回应，“求新”“求变”，将蕴含其中的工匠精神和情怀担当熔铸到职业教育的基因之中，方可从现代职业教育的角度，真正推进今天的社会改革。

(二)增强办好现代职业教育的文化自觉

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办好现代职业教育，需要到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之中汲取力量。现代职业教育是有文化内涵的教育，要增强“文化自觉”，就是要具备文化上的自知之明，知晓职业教育产生的历史土壤，形成发展过程，特色是什么，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2019年5月，首届新时代中国卓越匠心文化论坛达成“枣庄共识”，指出:职教文化来源于厚重的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挺过艰难困苦的力量源泉，是匠心文化的植根沃土，是职教文化创新发展的历史根脉。［11］诚如蒋宝昌先生所言，墨子思想孕育了现代职业教育的胚芽，那么找寻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因素，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反思，就是要找寻职教文化更宽广、更深厚的土壤与根脉，完善中华职业教育的文化谱系。增强办好现代职业教育的文化自觉，可以为现代职业教育建立永恒的精神家园、提供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

(三)坚定办好现代职业教育的文化自信

中国有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教育文化传统。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因具有教育思想的先进性、教育内容的丰富性、教育行为的强制性、组织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推动古代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长期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领先世界。但由于儒学始终是古代教育的主流，“重道轻器”成为思维定势，实用技术层面的教育始终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长期处于自发的状态。十五世纪起，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古代职业教育开始落后于西方，科学技术也渐渐落后于西方。当今社会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研究墨子职教文化影响因素，为职业教育培土固根，以前人激励后人，可以增强发展职业教育的文化自豪感，摒弃轻视职业教育的落后观念，充分协调好“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坚定办好现代职业教育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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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凯．东夷文化的源起及其早期发展变化［J］．泰山学院学报，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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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丹．中国工匠精神探源［J］．枣庄学院学报，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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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卓彩．论墨子民生思想［J］．枣庄学院学报，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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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晓敏．墨学初兴探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11］山东省教育厅．枣庄共识:匠心文化传承与创新［EB/OL］

作者：颜凤池  单位：枣庄科技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