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律师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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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WTO与中国律师业的关系
（一）律师业的逐步开放是我国为加入WTO采取的积极措施之一
中国自1986年正式提出恢复gatt席位的申请后，始终未停止过关于“复关”，继而“入世”的艰难谈判。因此，对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三项新议题之一的服务贸易，中国一直对gats的制订和运作持积极参与的态度，1991年7月，已对世界做出先一步开放包括银行、广告、旅游及律师服务在内的专业服务等6个行业的初步承诺。1992年7月起，正式开始了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试点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81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和26家香港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市设立办事机构。我国在逐步加大律师对外交流力度的同时，也已批准13家境内律师事务所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
（二）WTO对律师服务业提出的要求
根据gats对服务贸易的界定，服务贸易是指以四种方式提供的服务：（1）过境交付（如国内律师以现代通讯方式向国外的当事人提供服务）；（2）消费者流动（如国内律师为来华的外国人提供服务）；（3）商业存在（如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开设分所）；（4）人员流动（如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分所聘用中国律师）。
同时，gats作为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继续适用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市场准入国民待遇作为基本原则。尤其在市场准入方面，参照作为WTO成员国的日本，其承诺实行市场准入自由化的项目主要有四：（1）服务提供者数量和业务量的限制；（2）对雇佣的限制；（3）限制法人或合伙制形式的措施；（4）外资限制。即使我国在谈判初期对个别项目（如合伙的禁止等）予以保留，全面自由化的趋势在所难免。这样，根据我国提交的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承诺单，法律服务业的开放作为专业服务贸易开放的一部分，在WTO框架下完成自由化，将会出现以下情形。即各成员国的律师、律师事务所互相冲进对方阵地，与当地的律师合伙或予以雇佣，如同在本国一样自由开展业务活动，最终将导致该专门职业的资格完全互相承认。自由竞争将提高律师业作为服务业的“生产性”，推进其“产业化”进程。
二、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程度
1992年6月26日，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发了《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暂行规定》。根据该《暂行规定》，外国律师事务所未经司法部批准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并从事业务活动；不得规避法律，以咨询公司、商务公司或其他名义从事法律服务活动；也不允许外国律师直接在我国境内设立律师事务所，或与中国律师联合在我国境内开设律师事务所。另外，办事处不得聘用中国律师，其在业务收费、税务、外汇管理、财务会计及其他活动上，都应依照中国法律，并接受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和监督。同时，《暂行规定》对办事处的业务范围也作了诸如“不得办理中国法律事务”、“不得向当事人解释中国法律”等的限制。
固然，我国不论是在“复关”还是在“入世”的谈判中，始终贯彻中央“有计划有步骤”的精神，今后也将继续坚持。然而一旦加入WTO，根据承诺，法律服务市场将逐步开放，以上罗列的对外国律师业的限制也将逐步消除。因此，目前国内部分律师基于国家对外国律师入境的一系列限制，尤其是“不得办理中国法律事务”而产生的优越感将不复存在，竞争意识将被强烈唤起。
（二）目前律师事务所主体性质不明确带来的“税”、“费”问题
我国《律师法》及相关法规、规章都没有对三种律师事务所的主体性质、法律地位加以明确界定，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定性不一致，律师事务所的“税”、“费”不合理。同样对律师事务所，在征税时倾向以企业定性（高税率），而在物价上制订收费标准时又倾向以事业单位定性（低收费）。
“税”、“费”上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伙所）隐性的双重征税。在目前的税收体制下，一个合伙所负担的主要税种有：营业税及其4种附加税，约占总收入的5.56％；企业所得税，占利润的33％；律师个人还要交纳5％～45％的个人所得税。而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对合伙所的律师只征收单一的个人所得税，而不把律师事务所作为一个纳税对象。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首先，从合伙所的资产性质来看，属个人合伙。合伙所交纳的企业所得税，实际上就是合伙人所交纳的所得税，如果合伙律师再交个人所得税，实际上就是双重征税了。其次，从税赋和经济责任的关系看，合伙所与企业法人相比，交纳的税赋相同，前者却要承担经济上的无限连带责任，与其他也须承担无限责任的个体户相比，合伙所要承担更多的税赋负担。这种双重负担和经济责任对合伙所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第三，在目前的“税”、“费”体制下，各地区为了吸引更多高层次的律师事务所入驻本辖区，纷纷出台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这在推动律师业发展的同时，也体现出一定弊端，主要表现在：一些律师片面追求新建律师事务所的减免税优惠政策，待事务所发展到一定程度，尚未形成规模就有人“跳”出另建新所。这对形成上规模、上档次的律师事务所非常不利，也难以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形成较高地位。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大背景下，这将严重影响境内律师事务所的国际竞争能力，并可能导致在法律服务市场逐步开放的将来，我国的律师服务领域来不及适应国际形势，而受到外国同行的冲击和占领。
（三）优秀律师人才流失的可能
应当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律师业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完善，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特别在办公条件的软环境方面，更是境内律师事务所无法比拟的。如美国高·舒·贝尔律师事务所的电脑中心同全国性信息中心及其设在若干国家的分支机构实行联网，每天24小时开通，使该所的每一位律师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同时查询或调取各种法律文件，查找本所或其他部门的业务信息资料，极大提高了律师的工作效率和处理法律事务的准确性，同时也加强了律师事务所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本所律师的管理。而由于客观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律师事务所眼下的办公条件还远不能和国外所相提并论。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入驻境内，其优良的办公设施，先进的管理模式，现代化的工作环境，必将吸引国内的优秀律师人才，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为其服务。从我们自身言，如果不把律师业作为真正的、高智力水平的服务产业加快发展力度，不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不提供中、高薪就业机会，我们的人才，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都有流失可能。
三、寻求对策
（一）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建立要注意前瞻性，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
为使我国律师业在加入WTO后能尽快进入角色，加入国际法律服务贸易一体化的竞争机制中，我们应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原则，整理修订并出台一系列的法规、规章制度。
我们在整理修订法规、规章、制度时，立足点要高，目光要放长远，要保证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应当充分考虑WTO对我国律师服务市场的要求，对以往立法中对此做出的种种限制，进行系统清理，以保证我国立法与WTO在原则上的相容性，确保相关政策法规的透明度，注意非关税壁垒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应充分研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律师管理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针对新的形势，我们应用十年左右时间，建成较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律师制度，包括律师地位及作用、律师业务及权利义务、资格、执业、律师事务所、管理体制、行为规范等基本内容。
（二）苦练内功，培养高素质的律师人才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律师业务的跨国发展趋势，对我国律师提出了更高的、更深层次的要求。一方面，国内律师应树立忧患意识，苦练内功，以懂政治、懂法律、懂经济、懂科技、懂外语的“五懂”标准来要求自己，提高政治、业务素质。不仅要做到业务精良、外语流畅、精力充沛，更要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形成专业分工习惯。不仅要精通本国法律，更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外国法律，知己知彼，才能做到百战不殆。另外，司法行政部门要把律师队伍的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长抓不懈。
（三）律师事务所要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律师服务的国际化竞争，主要是在占有非讼法律服务市场方面的竞争，尤其是对一些大型项目或跨国项目（如bot项目、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证券项目等）的竞争。因此，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要站在跨世纪、全球化的历史高度，将效益、规模、信誉融为一体。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引导境内律师事务所根据市场需求，广招人才，实现各类资源的优化组合，采取组建规模所或律师集团的形式，发挥多专业、多层次的立体办案优势，取得客户信赖，创出牌子。在事务所内部机制上，可以参考国外的一些成功做法，如事务所内部建立对外统一收案，内部按照所涉及专业分工合作的制度，实施“生产流水线”式运作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抗衡外国律师实体入境的冲击，才能吸引并留住律师中的优秀人才。
（四）寻求相关职能部门支持，为我国律师业发展创造良好执业环境
一方面，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和公、检、法等司法、执法机关及工商、税务、物价和社会保障等职能部门的沟通和协调，维护法律赋予律师的各项执业权利，并针对传统体制下律师制度中的个别不合理现象，探索、寻求矛盾解决的最佳结合点，使存在的问题在最大程度上得以解决。
另一方面，应积极鼓励律师事务所参加执业责任保险。这样做，既有利于将律师事务所（或合伙律师）可能承担的巨额赔偿风险转移至社会保险机构，也有利于提高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信誉，藉此扩大高风险、高收益的法律服务范围，如证券业、海外投资业等等，从而使律师的业务运作始终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在这一点上，上海律师先走了一步，目前全市已有300多家律师事务所办理了执业责任保险，占事务所总数的9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