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发生合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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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对本案的审理情况
广东某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被告经原告申请，作出了在原保险合同的基础上同意加保中国境内险及变更部分保险金额的批单，这应视为原告与被告对此达成了协议。此协议的达成是原告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此后，被告对被保险车辆在广东省境外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了“车辆保险勘查”及“保险肇事车辆定损”，对被保险人进行了部分理赔。这表明被告实际上也确认了与原告达成的有关加保中国境内险及增加相应保险金额的约定，将原告发生的上述交通事故列入了保险责任事故的范畴。据此，应认定原、被告之间有关“粤B.J6101小汽车中国境内险”的保险关系成立且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在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应对原告及被保险人由此遭受的实际损失进行赔付。由于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中被保险人因事故发生造成一级伤残，其发生的治疗、护理费用将超出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50万元，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按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50万元赔付应予以准许。被告应将尚未赔付给原告的保险金34万元继续支付给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2条、第23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深圳分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周某赔付保险金34万元。逾期则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10元由被告承担。宣判后，深圳分公司不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书面批单之前，原保险合同尚未变更；上诉人于2001年5月8日即在被上诉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机动车辆保险批单无效；上诉人对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进行了车辆保险勘查及保险肇事车辆定损以及向被上诉人支付16万元补助金的行为并不表明上诉人对向被上诉人出具批单的确认，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6万元补助金视为上诉人就被上诉人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赔偿的行为是错误的”等理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广东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上诉人在其提出投保“乘客座位险”申请、上诉人作出保险承诺前，其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依《保险法》上诉人不可能对其进行保险。而上诉人仍愿意对被上诉人作出赔付，其已不是依保险行为而为的赔偿，而是基于被上诉人是其员工，基于照顾的考虑而为的补偿。上诉人“内部工作签报”及“会议记录”尽管未向被上诉人明示，但却反映其不愿给被上诉人50万元，而愿意在20万元范围内对被上诉人予以照顾的意思表示。考虑到上诉人该行为具有困难救助的性质，且已向被上诉人给付了156536元，二审法院依法确认上诉人还需向被上诉人给付43464元。一审判决对该案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条、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0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451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被上诉人43464元；三、驳回上诉人、被上诉人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220元，由上诉人负担7610元，被上诉人负担7610元。
二、案例简介
2000年6月27日，周某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粤B.J6101小汽车的车辆保险投保手续。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险别为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乘客座位责任险、驾驶员座位责任险等，承保行驶区域为广东省境内，承保期限从2000年6月29日至2001年6月28日，保险费合计9220元。投保当天，深圳分公司向周某出具了车辆保险单。同时，向周某开具了保险费收款发票，载明收到周某交纳的保险费9220元(但周某当时实际并未交纳此笔保险费)。2001年5月4日，周某及其家人驾驶的粤B.J6101小汽车在广西钟山县不幸发生车祸，坐在车内的周某的儿子(以下简称周子)脑部严重受挫及多处骨折，至今一直昏迷不醒。2001年5月8日，深圳分公司出具一份以周某为被保险人的“机动车辆保险批单”，载明：经周某申请，深圳分公司同意周某与该公司签订的上述保险合同项下的加保中国境内险，时间自2001年4月30日起至2001年6月29日止，并加收保费184.4元；乘客座位险保额由10万元更改为50万元，加收保费320元；共加收保费504.4元。此外，该批单副本另注：因被保险人申请批改前，已发生交通事故，故本批单内容能否履行须经上级公司审批同意后方能生效。出具批单当天，周某向深圳分公司交纳了保险合同项下的保费及批单要求增收的保费。2001年5月10日，深圳分公司派出的车险定损和医疗核损等一行人到达广西钟山医院，协同广西钟山交警和医院处理该起交通事故的善后事宜。在此期间，深圳分公司对被保险车辆粤B.J6101小汽车进行了车险核损，于2001年5月11日出具了“车辆保险勘查报告”及“保险肇事车辆定损修理合同”。5月17日，在深圳分公司的协助下，周子被从事发地转回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周某也随同回来。在周子治疗期间，深圳分公司于2001年5月23日向周某支付了保险预赔款9万元，2001年12月29日又向周某支付了赔款人民币66536元。上述二笔赔款，深圳分公司均向周某出具了赔款通知书，赔款通知书载明的保单号与周某和深圳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项下的保单号一致。此后，深圳分公司未再向周某支付赔款。周某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深圳分公司按保单和批单所列明款项支付其子周子的后续治疗费34万元。另查，周某原为深圳分公司职员。根据周某的申请，深圳市公安局法医鉴定委员会对周子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并于2003年11月19日出具鉴定报告，认定周子的损伤属一级伤残。
三、本案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例。在本案中，周某与被告之间就粤B.J6101小汽车的车辆保险合同关系是否已经变更是最具争议的问题，而这无疑涉及保险合同法领域的基本知识及原则。
(一)周某与被告之间车辆保险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有人认为，原告周某在投保时没有实际交纳保险费，原、被告之间的车辆保险合同关系不发生法律效力。
本文不同意这种意见。保险合同往往都有一个从订立、生效到履行的发展过程。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只有先成立，才有可能生效。保险合同的成立是一种事实判断，根据《保险法》第13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合同的生效是一种法律判断，是法律用特定的标准对已存在的保险合同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标志着国家法律承认并保护保险合同成立这一事实，使当事人双方受其约束。保险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也即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所作出的相关规定。然而，《保险法》也规定了保险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也即《保险法》第12条规定的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55条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第56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等等。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还可以约定生效要件，包括约定保险合同的形式、约定生效的条件或者期限。比如，约定保险合同于投保人交付第一期保险费时生效、保险合同于保险人签发保单时生效等。但如果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没有约定将交付保险费作为生效要件，则它就不能成为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而只能是投保人履行保险合同的表现。正如《保险法》第14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因此，交付保险费是投保人的合同义务，而合同义务的前提就是存在有效的合同。一般情况下，保险合同没有生效，也就不存在履行按照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之义务。保险实务中，分期交纳保险费是极为常见的。如果因为投保人的疏忽，迟延交纳保险费，因此而认定保险合同无效是不妥当的。本案中，就粤B.J6101小汽车投保与承保显然是周某与被告的共同意思表示，被告因为周某是其单位职员，在周某未实际交纳保险费的情况下就向其开具保险费收款发票，实质是保险人的一种不规范的经营行为，但不能因此认为保险合同不成立、不生效。
(二)周某与被告之间就粤B.J6101小汽车的车辆保险合同关系是否已经变更
笔者认为，所谓保险合同的变更是指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和保险人经协商同意，变更保险合同的有关内容。《保险法》第21条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和保险人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保险合同的有关内容。变更保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原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从《保险法》上述规定来看，保险合同的变更与保险合同的成立一样，都是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的结果。仅投保人的单方行为，而不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协商一致，不能导致保险合同变更。本案中，周某向深圳分公司交纳保险合同项下的保费及批单要求增收的保费均发生在5月8日。尽管交纳增加的保费不是保险合同变更的前提条件，但亦不能简单地因为投保人交纳增加保费的行为反推保险合同已经变更。在周某不能充分举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在保险事故之前，周某已向该公司提出变更的申请，保险人已经同意保险合同变更。
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合同。在一般合同关系中，自愿原则是一项基本原则。在合同变更以及实际履行问题上，合同一方当事人可以放弃己方权利，法院对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一般应予以尊重。保险合同签订的目的是对保险合同成立以后对被保险人发生的不利情形由社会予以分担风险，从而使保险人获得收益、被保险人等获得保险利益救助。保险以特定的危险为对象，危险的存在是构成保险的一个要件，无危险则无保险，并且作为保险对象的危险必须是危险发生与否不确定、危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危险所导致的后果不确定。如果允许保险公司对已经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那么保险也就不成为保险，而无异于一般社会救助。并且，尽管从形式上似乎这种事后的承认是保险公司的自愿行为，即便损害也仅仅是损害保险公司的利益，但因为保险有社会共同分担风险的性质，决定了保险公司违规经营必然带来较大风险，最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只要能够认定批单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所签，则不论保险公司是否同意，也无论其事后如何实际履行，均因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以及《保险法》第2条(保险定义)之规定，均属无效。
周某的境遇令人同情，但从严格的法律角度，周某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保险合同已经变更，二审法院对本案保险合同关系的法律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其最终处理更多的是体现了对弱者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保险合同法案例解说[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摘要：此文所涉案例中，投保人在事故发生后对保险合同申请更改，并得到部分赔偿，投保人在不能得到全部赔偿的情况下将保险人诉诸法律。终审法院认为，投保人在其提出加保中国境内险及增加“乘客座位险”保额申请、保险人作出保险承诺前，其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依《保险法》保险人不可能对其进行保险。而保险人仍愿意对投保人作出赔付，其已不是依《保险法》而为的赔偿，而是基于投保人是其员工，基于照顾的考虑而为的补偿。故宣判投保人败诉。
关键词：保险合同；合同变更；交通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