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实证—对我国法制教育的路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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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借个案实证并结合历史考据的范式，分析了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是因为长期受制“义务本位”和“国家本位”思想影响而忽视个人权利的结果。由此提出，作为推演中国法治化进程的现行法制教育，必须重塑权利观念为核心的实践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不得不承认，事关法制教育和法律信仰的讨论，历来就是一个显得似乎有些苦涩难语并极其沉重的话题。我们的法制教育随同普法教育一起经历“一五”到“四五”，长达二十余年，曾耗去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在充满强烈意识色彩的“政府推导型”框架下，施以“阵风运动”的演进模式，什么“犯罪率升高了”、“贪污腐败盛行了”、“学生违法多了”等等，随即冠之以一阵子所谓的“严打”、“宣传”、“整顿”来泛泛应对。敢问，这种“运动”型的法制教育或普法教育在“思想威慑”和“教化刁民”之余，还能给社会、家庭及青年学生们带来些什么？下则案例在警醒反思之余也许恰好是对我国现行法制教育的一个确切实证。

浙江嘉兴市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两名公务员2003年4月3日下午在办公室里遇刺案。警方确认，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时年22岁，是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应届毕业生。原来，他在该区公开招考公务员中，已通过笔试、面试，但健康检查不合格，未被录用。因情绪悲观，产生报复念头，遂迁怒于人事部门的招考人员，最终导致行凶杀人。同年9月5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周一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说，死刑的判决结束后，周一超同学当庭将判决书撕烂抛弃，拖着脚镣踉跄而去。多么令人痛心的场景啊，苦读寒窗十数年，换来一张“死刑书”。不过，若稍稍换个视角即可发现，案例折射出的却是现实社会条件下法律意识存在状况与“依法治国”要求的极大反差，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并非个案。然而，由此带给我们的思考无疑是十分沉重的。案中的周一超同学，应当说可算得上是当代青年人的一个精英代表，在自认为权利实现“遭受阻却”时，首选的行为方式是极端野蛮的“暴力复仇”，为什么没有想到诉诸原本可以尝试的“法律救济”呢？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周一超同学呈现出如此糟糕的法律意识呢？若干年来,我们的法制教育或普法教育到底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总是难以培育社会民众及青年学生们对法律的亲近情结？是方法上的问题还是法制教育的力量原本就无法足以让人们去信仰法律？中国社会距离法治为什么总是那么遥远？如此等等，面对这一个个棘手而极为现实的追问，不知不觉地加重了笔者涉足本文的紧迫感，尽管有些力不从心，“吾也将上下而求索”。

二、历史与现实：排弃权利是漠视法律的中国根因

当下，只要我们睁开双眼，并可发现大大小小的学校法制教育教材里，看到的多半是教育学生不要实施杀人、放火、投毒、绑架、盗窃、爆炸等犯罪行为，即使有一些有关宪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部门法的知识，而真正涉及公民个人权利内容的则寥寥无几，这实在是让人感到疑惑。曾经有一位厂长邀我去给他的工人讲讲法律知识，我说讲劳动法，这位厂长赶紧打住，说只能教授如何签订经济合同方面的东西，千万不能讲劳动法，工人们太懂劳动法了就不好管。这位厂长的话细细想来不无道理，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普适性国际规则迅速渗透到各个经济角落，我们的政府机关、公司企业若不按规则办事就意味着要“碰壁”，自然不得不要求官员、员工们竭尽全力地去掌握“法律”。不过，在这类“政府型”仰或“义务型”模式下的学习“法律”，其价值前提是要人们如何地去保障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如何地维护社会秩序、履行社会职责，至于法律能为个体的人带来何等利益、规定了哪些权利则尽量少提或避之不提，因为此类“东西”传播多了容易产生“刁民”。可见，法律并没有因“依法治国”的呼吁而赋予社会个体应有的自由权利的独立性价值，始终奉行的一种封建造物化的神坛，时时充当以国家工具和义务服从的角色，人们学习这样的“法律”不仅豪无好处，反而是负担，学得越多包袱越重，自然，在法律与人们的互动关系中，无形构筑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不过，客观讲来，造成“法律”在当今中国社会进程中不痛不痒的尴尬境地，不仅仅是一个法制教育的问题，还有着它积淀深厚的文化根基。回溯历史，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生活秩序主要是由“礼”来进行建构的，而“刑”只是对违礼者的禁令而已。至于礼的功能，它除了规范社会秩序之外，还能够使人“尽其责而妥其神，务其事而安其身”。因此，传统上的“礼”所蕴含的价值信念并不在于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而在于为整个社会划定“名分”，通过引发人们的崇高之情使其进行精神内省而非外求来稳定人生，从而造就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礼”实为伦理化的法律，它要求人们处处以义务自课，以主动对他人承担责任为存在价值，于此，个人权利只有通过他人的承认才能得以凸显。显然，正式受这种儒礼文化的义务本位观念封锁，现代法律所蕴涵的独立人格主体性权利一直与庶民百姓无缘无分。

近代以来，清末及辛亥革命进行了法律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但其合法性价值在于为国家富强服务，并未赋予个人权利自由的自立自足的独立。孙中山认为，只有牺牲个人自由，建立一个强大的“万能政府”，将散沙一般的个人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的团体，国家的独立才有希望。1949年以后，在高度政治化和计划经济安排的架构中，政府权力统管了社会生活的整个范畴，个人的权利空间仍未获得全面释放。70年代末，政府的权力开始在经济领域渐退，邓小平智慧性提出：“政治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民主与法治相结合……。”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方略。1999年，“法治”入宪，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宪法修正案规定：“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即便如此，真正意义的现代法治国家事实上并非已经建立，至少在实践行为中，总还能看到那么一点或多或少的义务本位主义或国家集权主义的思想痕迹。

通过上述简略的线条式分析可知，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律几乎等同于“帝王之具”、“驭民之器”；其要旨在于“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由此看来，法律在根本上似乎从未与什么美好的事情关联，或用于对付小人，或奴愚民众的锁具，或保障国家利益的砝码，或义务遵从的条规等等。正是受这种义务本位型礼法文化及工具主义法律思想的排弃，以个体自由自主性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律精神根本无法获得生存空间，久之，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要么如同小人一样地位卑微，要么如同地狱一样令人胆寒，以至苏东坡大学士赋诗曰：“读书万卷不读律。”人们对法律避之犹恐不及，又何谈信从之有呢？此况，至少在传统上甚至近现代的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三、权利观念：法治化推演中法制教育的路径选择

前文的讨论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哪怕显得有点主观臆断的结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是因为长期受制“义务本位”和“国家本位”思想影响而忽视个人权利的结果。

事实上，社会文明演进的每一步，无论基于何等起点的阶级架构，都是不得不（即使不那么坦然）面对特定条件下多元社会主体的自治性权利应如何优化这一历史命题的。公元13—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期间，人文主义思潮在反神学的斗争中发现了“人”，并要求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荷兰资产阶级思想家斯宾诺莎受之启发，极具创造性地提出“天赋人权”概念，认为人权是自然权利，国家就是人们通过缔结契约转让一部分自己的自然权利而产生的，同时人们还保留了一部分自然权利，这些被保留的权利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剥夺。接下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更进一步发展了天赋人权学说，并将其推向规范化和法律化。1776年诞生的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是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至此，“权利”话语与人类的社会活动便行影不离起来，并超越资本主义边界趋同普遍的共适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某些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属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的全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为人享有这些权利。”

何谓权利？一般而言，权利是指国家对人们依照法律规定可以自主决定做出的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人们通过实施这样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一定的利益。按奥斯丁的理解：“权利之特质在于给所有者以利益。”至于权利与法律的关系，我国当代法学家认为：“法是权利呼唤的结果，没有权利就没有法律。”正是因为法律与权利有着如此种种的内在关联并且基于法律的权利设定可能带来各种便利和利益，包括心理和感情上的利益（公正），才会赢得人们遵守、诉诸或全身心信仰的直接动机。如果把这一激发信赖动机的法律权利因素替之以义务服从，意味着法律仅仅给人们带来的是不便，甚至是损害，或是给大多数人带来的不便和损害，那么，只要没有实际的强制在场，这个法律即使被人们公认为是法律，却也很难为人们自觉遵守，更不可能进入他们的心灵和身体，成为他们的信仰。

从教育学角度讲，法制教育的天职就是培育现代法治观念。普遍认为，“自由”、“公正”和“法律至上”为现代法治观念的三大支柱。其中，法律至上是法治的前提，公正是法治的精髓，自由是法治的核心。法治的公道、正义性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满足度，人们服从法律恰恰是因为基于自由的需要，也正是因为法律能体现自由并保障自由才有获得了“至上性”的可能。权利是法律自由的外化载体，也就是说，法定的自由度是通过权利来具体表达的。所以，法治构建的路数一般都是施之以限制政府权力来获取个人权利的最大化。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基于法治化起点或法治化进程的社会条件下，激活人们对权利欲望哪怕仅仅是可能性的狂热追求才是法制教育的应当目的。换句话讲，这是促成法治观念普及化的说起来不那么好听但做起来切实管用的一种手段。

世人皆知，在美国，人们至小就有学法、用法的习惯，随时动用法律武来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每个人一生中自觉的生活安排。虽然这与美国悠久的法治传统及宪政历史密不可分，但，今天的美国公民对法律如此器重甚至是“依耐”，并非纯粹的这种“祖先根基”或“民族传统”自然演绎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长期推行的以“权利导向”为中心的法制教育模式。

这一点，笔者收集的一则案例颇具启发性，案意大致为：一个中国家庭移民美国后，一日因儿子顽皮父亲正欲用打骂的中国教育方式来教育儿子时，儿子突然对其父亲做出了一个暂停的手势，然后很严肃地说：“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未成年人享有XXX权利，父母及他人均不得侵犯和剥夺，违反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可是这位中国父亲依旧痛打儿子一顿，于是儿子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依法判决儿子胜诉，判处父亲拘役，后来母亲将父亲保释。过了不久，父亲因为一些小事又打了儿子，于是儿子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次法院判决父亲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得进入以儿子为圆心，以200米距离为半径的范围之内。有一天父亲下班与同事一起去超市恰好遇见放学回家途中在该超市买零食的儿子，父亲此回扭头就跑，在跑了大约半公里后，气喘吁吁地问同事：“这儿离超市有没有200米远？”。

细细品味案例后不难发现，美国法律不仅赋予了美国公民极为广阔的权利空间，并且就美国的法制教育而言，首先教会人的是有如何的权利，接下来是应当如何保障这些权利等等。显然，这种法制教育模式不仅足以让世代美国子孙自豪地知道：早在1787年美国就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成文宪法，其中的《权利法案》已经把个人权利不受侵犯作为最高原则；更为重要的是能让每个生活中的美国公民亲身感悟到：美国的法律体系始终把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主要目的，由于人的权利是有限的、弱小的，但法律的权威却是无限的、巨大的，惟有通过法律保障才能最大化地实现人的基权利。既是如此，美国公民何有不信从他们神圣法律的理由呢？

诚然，于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法律未曾获得应有的至上价值，也未获有人们与之青睐的心理空间，就算是现代“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能为人们带来何种利益大家也不得而知。这个意义上讲，以法制教育塑造法治观念的范式路径，实为中国法治化进程不得以而为之却又不失为唯一恰当的选择。不过必须指出，法制教育的重心并不在于敦促人们如何遵守义务、如何服从国家利益，而应该耐心细致、百烦不厌地呼唤人们对权利意识的觉醒。激起他们把法律当作一种追求个体利益的资源而诉诸、利用，让他们坚信唯有通过法律才能更好地获取某种利益或保护即得的利益，让他们在实际的法律运作中感受到“还是信仰法律好”，感受到法律值得尊重和崇拜，以至于让他们把全身心都卷入到这种法律实践的话语中，直至无法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