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硕士范文精选

一、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现状

当前，我国法学硕士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多渠道、多类型、多形式。多渠道包括既有普通院校，又有军事院校;既有教育部直属的院校，又有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院校，既有国民教育系列院校，又有为数众多的党校、行政学院等非国民教育机构。多类型包括既有参加统一考试入学的普通学历硕士、推荐免试硕士，又有同等学力的学位硕士、单独考试硕士，还有专门针对高校教师开设的在职硕士教育。多形式包括非定向、自筹经费和委托培养等。截止2014年，具有法学专业硕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所大概有200个，具有法学专业博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所大约有170个。而且我国法学硕士培养单位出现了快速增长的现象，同2008年相比，具有法学专业硕士点的高校和研究所增加了约60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培养了许多高学历、高素质的法学人才。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法学硕士研究生整体培养状况并不理想。北大朱苏力教授谈到:“当下中国的法学院发展尚不能满足社会的急迫需求，根因在于‘过剩’与‘紧缺’的错位。过剩的是中间、低端产品，而能够参与治理国家、决定对内对外政策的高端法律人才仍然欠缺，明显的例证是，扮演经济问题立法的主角多为经济学家而少有法学家，深谙涉外事务的多为来自外域的‘中国通’而鲜有本国的‘外国通’。

事实上，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够深入，尽管培养形式采取了多渠道、多类型、多形式，但是多数都还是从理论到理论的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有的学校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总体而言，培养模式都较为单一，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不强，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基层法律人才不多，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严重不足，不能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人才需求，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合作多领域拓展的形势下，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远未满足需求;适应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西部边远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基层需要的具有奉献精神、较强实践能力、维护民族团结的法治人才远未满足需求。综上所述，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受限于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现实条件:一是办学理念的现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研究法律条文的理性思考，课程设置重在完成部门法规原理的学习理解，缺乏针对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实践研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研究国内法律体系立法成果，缺乏研究法律成果的实际运用，缺乏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研究，特别是缺乏对先进法律体系在指导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实际运用研究。二是办学条件现状。办学条件远远不能满足发展教育教学实践的需要。法学教育教学实践导师指导学生大量阅读钻研教科书，多数学校没有具备良好的实践教学设施，诸如:电子阅览室，远程视频教育，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庭、刑侦实验室、法律研究所、律师事务所、法律图书馆，学生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三是实践教学现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理论教学和适当案例教学，缺乏实践教学的亲身体验，多数学生在实务部门实习期间，安排的实习过程又都是一些记录、归档环节。有的实务部门办公条件有限，无法更多接收指导学生实习研究的任务。同时学校多集中在大城市，基于学校经费紧缺，没有更多经费输送学生到边远贫穷落后地区进行实习，很多法学硕士研究生对西部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知法执法现状研究知之甚少。

二、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的原因分析

(一)培养方式与本科教育区分不明显本科阶段法学教育注重的是知识的积累，教师只是单纯地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需要培养学生的自主科研与创新能力，需要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进行更多的理论的、实践的互动和讨论。但是随着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的激增，教学条件不充分，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教学还在沿用本科阶段教学方式，没有完全实现培养目标。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提到，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有一个“极限容量”，一个班级有20～30名学生，那么学生和老师之间就会有机会很好地沟通和交流;如果学生达到40～50人，就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很多学生就会失去和教师交流、进入实验室实际操作等机会，甚至有些学校学生上自习都难以找到座位，教学质量必然大为降低。学生人数的过多增加会导致教学中学生与教师之间互动和研讨的减少，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数量增多，没有办法对每个研究生都密切关注，许多学生处于“放羊”状态，甚至还出现过导师在毕业论文指导中次数不多，学生难以把握，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

(二)教学的方式方法滞后我国长久以来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独自讲授为主，缺乏讨论、研究和启发的教学，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在学科的设置上，几乎不会开设交叉学科研究动向和前沿趋势的相关课程，使得学生局限于法学的知识之中，不能够和如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其他领域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近几年在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中出现了专题讨论的教学形式，大大改善了灌输式教育带来的缺乏互动性以及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缺乏的问题。这种方式是以学生讲授为主，教师点评为辅，这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教师无法控制学生讲课的质量，在几名学生做某个专题的时候，其他同学感觉不是自己的任务，关注度和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中经常会有只是做专题的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互动、其他同学基本不参与的情况出现，缺乏所有同学参与实践的过程。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等方式未成体系化。1870年，兰德尔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他开创了案例教学法，使哈佛法学院不仅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法学院，而且建立起了作为法律职业界领导人所需要的制度化的法律培训。1959年在国家法律援助和辩护人协会赞助下，法律诊所委员会(CLC)成立，1965年，该委员会被美国法学院协会接管，并更名为职业责任委员会(COEPR)，1968年，具有独立地位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LEPR)取而代之，在CLEPR的大力推动下，法律诊所项目的数量从1970年的169个迅速增长到1976年的494个。而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教学过程中对于案例教学和诊所式教学的关注度不够，同时学生在十几年传统灌输式教学的影响下，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方式，有的法学院由于教学设施和资源的缺乏，同实务部门联系不够都使得案例教学和诊所式教学流于形式。

一、现状：当前法学硕士单一“理论型”定位及其困境

根据我国教育部的分类，法科类研究生主要有两类：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其中法律硕士又有法学与非法学之分。两者在培养理念上存在差异，法学硕士被定位为“学术型”或者“理论型”教育，重点是培养高等学术研究人才，为高校、科研机构等储备人才，而法律硕士则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实务发展之需要。前者强调知识的学习、理论研究和创新，是一种为了知识而知识的理念；而后者则更多是为了服务政治经济等社会实践，强调职业教育，是一种为了实践而知识的理念。两者的矛盾是知识本体与其社会价值的冲突或对立。然而，一味强调两种培养定位的区分，没有对培养主体、培养过程和方式以及社会需求等一系列因素进行科学考量，一方面使得两者更多地是走向同质化，没有定位上明显区分；另一方面又造成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培养与实践之间存在明显脱节。为全面了解法科类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我们针对重庆高校法学硕士生及相关授课导师、重庆法检机关、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以及银行等单位做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尝试从法学硕士的教育培养到最终社会实践效果这一整个流程中去反观法学硕士的培养问题，以便发现“真问题”，从而更好地推动法学硕士的教育发展。

调查发现：第一，“理论型”法学硕士“弱理论”化现象明显。按照培养目标的要求，法学硕士应该是注重理论人才的培养，其培养的过程重点放在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上面，主要的去向也应是各大高校或者科研院所。但当前法学硕士教育，从其个人意愿到培养方式过程，再到最后的就业去向都与“理论型”人才定位相矛盾。一方面，很多法学硕士生从法学本科升至法学硕士，并没有致力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心理准备，仅仅是因为本科是法学专业而选择法学硕士，在法学硕士学习过程中，大多数也并没有选择走学术路线，更多人职业规划倾向于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从最终人才走向看，法学硕士去向没有像培养目标设想的那样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者走向高校、科研单位等，相反大部分是走向公务员机关、银行、律师事务所和公司等实践机构。反映了师生对法学硕士“理论型”定位的看法。此外，从培养方案来看，法学硕士的教学方式与课程设置也并没有很好地体现“理论型”人才定位的要求。大班填鸭式教学、对学生学术要求的低质化以及课程设置上诸多弊端使得法学硕士强调“理论型”人才的培养定位失去意义。如：课程安排方面，就存在课程设置太少、课程设置与本科相同而没有体现研究生课程的理论深度、课程设置没有反映理论前沿和缺乏实践性课程等问题。特别是课程设置与本科课程并没有太大区分、课程设置不能反映理论前沿及热点问题，会导致授课范围非常广泛，但理论深度和创新度不够，从而使得法学硕士“理论型”定位大打折扣。

第二，“实践型”法律硕士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实践要求。法律硕士的设置，原本是为了解决我国法律实践人才的稀缺，但从近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法律硕士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我国社会实践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问题。众多单位和行业反映，法律硕士尽管有其一定的交叉学科的优势，然而在向社会输送专业“法律知识”产品时尚显稚嫩。从法检系统、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等实践单位对于法律硕士的反馈来看，法律硕士普遍存在法学理论功底不深、法律思维方式欠缺以及法律信仰不坚定等缺陷。而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法律硕士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实践需求，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对法学硕士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是一种专业化程度高且实践性、独立性强的职业，需要在大学教育基础上进行系统的专门职业培训后，才能进入其职业，担负起职业所要求的职责。法律硕士此等困境也正是说明法律学科是一门需要长时间专门训练的学科，没有长年累月的法律理论熏陶，仅仅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是不可能形成缜密的法律思维和具备坚定的法律信仰的，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此外，法律硕士的实务性训练也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大多数实践性的教学仅仅停留在表面形式之上，很难帮助学生取得先机。

第三，法科研究生人才“假性过剩”现象严重。一方面，法科类研究生招生规模一直在扩大，就业形势却十分严峻，《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法学本科就业率连续3年垫底，法科人才供过于求，造成形式上的“人才过剩”现象；而问题的另一面却是过度扩张培养的法科研究生并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创新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从公司企业等用人单位的普遍反映看，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存在诸如缺乏现代法治精神，法学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学生的实践能力不强等问题。这种现象凸显了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与实践的错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培养定位存在问题。具体就法学硕士来说，其主观上“理论型”培养的定位，必然会导致法学硕士人才的过剩。法学硕士理论型定位，是为高校、科研单位储备优秀的教学科研人员，但对于此种需求的具体情况（如人才需求的容量、结构、层次等）没有深入了解，使得培养教育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脱节。从当前我国法学硕士的培养情况来看，每年法学硕士的招生规模与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基本相当，而社会对实践型人才的需求与对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则不成比例，实践型人才的需求远远大于理论型人才的需求，如果法学硕士坚持单一“理论型”培养定位，就必然会导致大量法学硕士与社会需求脱节，法学硕士“人才过剩”。

二、反思：法学硕士打破单一“理论型”培养定位之必然性

一、中国法学教育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

一、中国法学教育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2]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3]，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4]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5]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6]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7]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已经逐渐明白了在社会上生活的要义了，不要一味的迁就别人，也不要以为的自作主；我也已经完全的适应了我的工作；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硕果累累同时充满沧桑的一年；工作中得出的教训；进行讲述。其中包括：感谢在我一路走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们、关于学术和实践，做任何事情，没有一气哈成的勇气、魄力、决心和斗志，是成功不了的、积累了较广泛的社会角色经历，在过去短短的一年里，在各种角色中的尝试和轮换、更加深刻认识到各种行业从业人员的真实生活、与人交流的方式，与一流人交流，可以得到二流的水平；与二流人交流，可以得到三流的水平；与三流人交流，只能得到下流的水平、对国内外高校进一步加强了了解、动力应加强、应加强视力保护、应加强体育锻炼、应进一步强化倾听意识等，具体材料详见：

现在的我已经参加工作几年了，在参加工作的几年中，我已经逐渐明白了在社会上生活的要义了，不要一味的迁就别人，也不要以为的自作主张，做一个和大家都合得来的人可比一个处处和人家吵架的人要好的多。

我也已经完全的适应了我的工作，虽然我目前的工作不是很好，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够好，但是我已近该知足了，知足常乐，不一定要极度奢华的生活，那样的我才生活的舒服。

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硕果累累同时充满沧桑的一年。感谢在20**年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们，感谢在我一路走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们。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我的成长和平稳度过难关。

1、关于学术和实践，做任何事情，没有一气哈成的勇气、魄力、决心和斗志，是成功不了的。司法考试和研究生考试都研究法律,有一个根本点是：现行法律法规。如果理论联系不到现行法律法规那很难在研究上得到建设性的成果，如过只掌握法规而不通法理，那么处理案件也只能是葫芦生判葫芦案，凭感觉适用法律。因为同一个问题，引用不同的法律，处理结果会截然不同，如可以举张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案件。

2、积累了较广泛的社会角色经历，在过去短短的一年里，在各种角色中的尝试和轮换。第一次明白社会上各种角色生活的艰辛。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意志力遭遇了不小的挑战，但是最终还是使意志变得更加坚定，并学会隐忍，学会选择和放弃，也学会了坚持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