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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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教育权是公民根据宪法规定而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已具初步的法律保障，但在现实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的实现。

关键词：公民受教育权法律保障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国家义务

教育，既是公民个人人格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培育作为民主政治具体承担者的健全公民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不竭的力量源泉。民族的振兴在教育，国家的发展和强盛靠教育，这已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而教育的发展有赖于受教育权的切实保障。受教育权是公民根据宪法规定而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根据当代人权理论，受教育权的核心内容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公民要求国家作一定行为的权利，即公民从国家那里获得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的权利。”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国际人权法保障的一项重要人权。

一、受教育权的由来

受教育权是一项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但“受教育权”真正作为一项人权来考虑是在二战后于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确立的。199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两个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核心内容包括民族自决权、男女平等、工作权、儿童权利、受教育权、免受饥饿权等。《公约》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并将其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摆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无先后高低之分，具有重要历史进步意义。该《公约》第13条对《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受教育权进行了细化，使其成为各缔约国的一项义务。可以说，《公约》基本上概括了“受教育权”的权利内容，是迄今为止关于“受教育权”内涵所做出的最完整的释义。另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取缔教育应属义务》、《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一议定书》、《欧洲社会宪章》、《美洲人权公约》等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和区域性国际人约法也都对受教育权做出了规定，虽各有侧重，或详略不一，但其内容都是与《世界人权宣言》一脉相承的，受教育权保障的国际标准已经确立。

从上述各项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受教育权是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内容之一，这种权利是“人人生而具有的”，它直接关系到个人能否有尊严地生活，能否实现其他相关人权，它对人的全面进步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平等地保护受教育权是联合国各成员国和国际人权公约缔约国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是一项国家义务。因此，以人权为视角去探悉受教育权，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此权利的内涵，也有助于人们自觉去保障该权利的实施。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人权角度对受教育权进行浅析，以期对此问题作一抛砖引玉式探讨。

二、受教育权的涵义

受教育权有着丰富的内涵。由于各个国家的传统不同，所信奉的理念不同，各国实际国情不同，所以即使国际文件和宪法确认同一项权利，即便用相同的词汇，其内涵、范围、意义也可能大异其趣。就各国的宪法制度而言，有些国家确定受教育权利，突出公民对国家的要求权；有些国家则确定受教育自由，突出公民选择何种教育方式及内容的自主性，避免国家的过多干涉。而且，在学理层级上，也存在着诸家学说，莫衷一是。

受教育权，也即RighttoReceiveEducation或RightofAccesstoEducation。

关于受教育权的定义和内涵，学术界有不同表述。从权利性质的角度来解释受教育权，多存在如下几种理论：

第一，接受教育的权利。张维平认为，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接受文化知识教育、劳动技能教育和其他方面教育的权利。李步云认为，“公民的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在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学的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业务水平的权利。”姜小川认为受教育权是指达到一定年龄并且具有接受教育的能力的公民，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物质帮助，从而进入各种学校或者其他教育设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

第二，生存权说，也称经济性权利说。其实质是为了使贫穷的公民获取与人的生活能力有关的教育，故而要求国家从经济角度提供必要的文化教育条件和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即认为受教育权是一种经济收益权利，其实质就是为了获取更好的生存能力而要求国家从经济角度公共必要的文化教育条件和均等的受教育机会的权利。

第三，学习权说。它是从个体意义角度强调充分运用教育的自由权，积极的参加教育过程，选择教育内容，是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看待接受教育的。其凸现了受教育权利主体在享受受教育权利时的主动性、自由性。

第四，公民权说。受教育权为公民权利可以提升受教育权的法律地位，特别是受教育权的人权地位。受教育权的这种法律地位决定受教育权对其主体所具有的固有性、不可剥夺性、不可让与性、不可动摇性和必须保障性。受教育权为公民权利，即受教育权也不可避免的归入第一代人权，并带有第一代人权的特征属性，它关注的是选择的自由,以排除国家的干预。

第五，社会权利说。受教育权是社会权利，或许直接的根据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社会权利是第二代人权，则受教育权也被划入第二代人权，并带有第二代人权的特征属性。就社会权利而言,其重点是强调国家主体的积极保障作用和受教育权的主体的诉求和权利。受教育权义务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因而各义务主体在受教育权的实现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担当的责任也有明

显的差别，但是，国家的主要主导作用是不可动摇的。

第六，就受教育权具有文化权利的性质而言，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加以表述和阐明。首先，受教育权的内容是文化,而文化的涵义人们的理解和认识是基本趋同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把文化解释为能够提高主体人的素质和修养,存在知识和学问的地方，就是文化。其次，主体人进行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和参加文化活动的自由。再次，文化传播和参加文化活动重要的在于提供保障，而对于文化成果和文化成果所带来的利益重要的则在于保护,在保障和保护方面国家都是重要的责任承担者。

综上，几种学说都反映了一定的受教育权现象和事实，也反映了权利含义的历史演化。尤其后三种学说在近年来更是获得学界普遍认同与关注。在学理上对受教育权的争鸣，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深刻、准确地把握受教育权的内涵，为进一步的研讨做铺垫。

三、受教育权的权利内容

“受教育权”作为人人应有的基本权利，它又具体表现在：“受教育机会权”、“受教育条件权”、“获取受教育结果权”三个方面。

其一，就“受教育机会权”来讲，受教育机会是指受教育者有权通过学习和受教育获得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可能性空间和余地，是受教育者接受任何等级或类型的教育的起点、资格与身份。“受教育机会权”是受教育权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性与基础性权利。学者龚向和认为“受教育机会权”还可具体分为入学机会权、升学机会权、受教育选择权和学生身份权。入学机会权、升学机会权是受教育机会权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重要的实现方式，受教育的选择权是指公民对接受教育的种类、学校、教师等有自由选择权利。受教育的选择权与入学机会权、升学机会权是不可分的。入学机会权、升学机会权以及受教育选择权的行使所产生的结果，即：进入某一教育机构而获得该教育机构的学生身份，享有学生的一切权利，而一旦丧失学生身份权，其他形式的受教育权也就一同丧失。因此，学生身份权是受教育机会权的核心，享有受教育机会权，实质是要享有学生身份权。故受教育者要十分珍惜学生身份权，教育机构或教育者不可轻易剥夺学生身份权。

其二,就“受教育条件权”来讲，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并没有完整的享有“受教育权”，在获得了入学、升学的机会权，学生身份权之后，作为受教育者还拥有“受教育条件权”，即：教育条件建设请求权、教育条件利用权以及获得教育资助权。“受教育权”的保障，重要的方面是受教育者有请求国家积极作为，提供教育设施和保障教育教学正常运转的权利。

教育条件建设请求权主要包括教育设施建设请求权和教育财政措施请求权。教育条件利用权是指对已有的教育条件如教育设施或教育资源，受教育者享有平等的利用权。这获得教育资助权,主要是对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来讲的，受教育所必不可少的费用会把优秀而贫困的学生阻隔在学校的大门之外，而使之失去升学机会权，进而也失去受教育权。因此在公民个人无法交付教育费用时，国家有义务给予经济资助，按成绩和能力有资格接受教育但无力负担教育费用的学生，应享有从国家哪里获得教育资助的权利。

其三,就“获取受教育结果权”来讲，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享有和利用教育条件，经过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受教育者有权获得应有的教育结果。具体而言，获取受教育结果权包括获得公正评价权和获得学业学位证书权两种。

获得公正评价权，是指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各方面有获得按照国家统一标准一视同仁的客观评价的权利。获得学业证书、学位证书权是指受教育者在完成规定的学业之后，应享有证明其完成相应学业的证书的权利。由国家承认的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是对学习者学习经历、学习能力、学术水平等的对外证明，具有非常大的公信度，对受教育者来讲是非常关键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受教育权”作为应有权利，它是基本的、神圣的，人人都有资格享有的，是受教育者个体不可缺少的，也是不可转让的，不可替代的。同时受教育权作为最基本的一项人权，又是具体的、丰富的，它由受教育机会权、受教育条件权与获取受教育结果权构成了“受教育权”的权利体系。保障受教育者之“受教育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人人享有“受教育权”更不是虚幻的理想，它是实实在在的,需要加以实施、落实和保护的。

四、受教育权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

（一）平等原则

义务教育中的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属于生存权的范畴。作为生存权的受教育权，其主体应当是所有的人，因而应该平等地为全体公民所享受。所谓平等，是指入学机会平等、教育内容和年限相同，即达到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年龄的所有儿童，应该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在入学机会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在义务教育阶段内，接受相同年限、知识结构或内容基本相同的教育。义务教育之所以实行完全平等的原则，并不是源于一种理论上空洞的假设，而是由以下因素决定：

第一，公民之所以要享有完全平等的义务教育，主要因为公民首先尽了纳税人的义务，所以国家作为交换的另一方主体应该为所有公民提供必要年限的义务教育；第二，受教育者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以人的身份参与了社会合作，因此，他应该享有与他人平等的最为基本的权利。人的本性是作为类的存在所固有的，不存在个体差异。因此，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所有的人只有在真正受到一定的教育之后才能成为一个人，这是不受人的出身、地位、性别和智力高低影响的。第三，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对于个体生命的质量有很大意义。义务教育中受教育权的丧失是基本的可行能力被剥夺的重要表现。由此可见，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平等原则，无论对于实现教育公正，还是对于促进人权的发展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是现代国家普遍提高劳动力素质的迫切要求。

在理论和法律上，对于平等受教育权利的确认，并不等于现实中教育机会的平等，教育平等是一个具有强烈时间色彩的概念。它的完整的意义应该是指，建立在人格平等和政治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受教育权利平等和受教育机会平等的现实状态。因而，当我们再次强调受教育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甚至是生存权时，也就意味着在受教育权的保障中首先应秉承教育平等原则。

（二）人本原则

公民受教育权的落实和保障分为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如果说平等原则可以视为对受教育权形式上的保障，那么人本原则就是对其实质上的保障。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除了以人为对象之外，其视野中并没有人。从神化教育到物化教育，它们具有一个一脉相传的逻辑、准则、思维方式和理念，都呈现出了否定与压抑人性、个性、自主性、主动性的特征。因而，人本原则就是指在教育中确立本体论和人性化的教育观。

确立人性化的教育观，就要实行人性化的学校教育，这是培养真正的“人”的教育。无论是学校制度安排还是学校的日常管理，都应该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作为“人”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为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创造和谐、宽松的环境。这就需要不断地推进教育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策略的变革，对待成长中的青少年，要把他们当作独立的、有自身尊严与权利的同等的“人”来教育和管理。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学校内部的教育及常规管理应对青少年的人格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教师在进行惩戒和批评教育时应该突出其教育性，注意采取合理方式，推动学校教育的“人性化”进程。总之，受教育者本身完整的人格尊严、尚待发展的天赋才能，乃是所有教育措施时时刻刻不能丝毫侵犯的核心规范，即教育必须以人为目的。也就是说，生存权是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是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权利，作为生存权的受教育权利必须坚持以每个人的最大利益为考量，以促进每个人有质量的生存为目的。

五、国际法领域的受教育权

从现代国际法的视角来看，受教育权完全是一项权利，而不是权利和义务的复合体，更不是一项义务。作为国际人权法上的一项权利，它的基本内涵是受教育者所享有的权利和国家所承担的义务。

(一)受教育者的权利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的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如下权利：第一，初等教育权。每个学龄儿童都有权接受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应是义务的和免费的；第二，中等教育权。每个人都有权接受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应是普及的和逐渐免费的；第三，高等教育权。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等教育应根据“能力”让受教育者平等进入，并应逐步实行免费；第四，教育选择权。受教育者的家长享有根据其宗教或信仰选择教育机构的权利；第五，基本教育权。凡是没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未成年人或成年人都有权接受基本教育，即扫盲教育，基本教育应是免费的，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通过以后，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受教育权的公约、宣言、决议以及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对《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受教育者所享有的受教育的权利加以重申或明确，使受教育者所享有的受教育的权利越来越具体化。

(二)国家的义务

按照国际人权法的规定,国家在保护受教育权方面须承担如下四类义务：

1、一般性义务

在受教育权的保护方面,各国应承担三项一般性义务，即尊重(respect)、保护(protect)和实施(fulfill)公民的受教育权。尊重受教育权的义务要求各国避免有碍行使受教育权的措施的出现；保护受教育权的义务要求各国采取措施以防止第三人干涉；实施受教育权的义务要求各国积极采取措施以使个人或团体能够或协助个人行使受教育权。各国促进和保护受教育权的一般性义务应包括建立、组织符合现代教育基本特征的各种形式和水平的教育。

2、具体义务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1款和第3款的规定，国家承担的促进和保护受教育权的具体义务为：实行义务免费的基本教育；普遍设立技术和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根据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保障父母对其子女受教育种类的优先选择权。作为所有国家和全体人类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世界人权宣言》的上述规定是国际人权法第一次对国家促进和保护受教育权的具体义务予以明示。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14条不但对《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教育的目的和国家义务的顺序进行了科学的调整，而且对国家义务内容进行了充实和调整。具体情况为：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归于中等教育的范畴，使国家现代教育制度所具有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在公约中得以体现；为保证家长对其子女受教育种类所享有的优先选择权的实现，增加了教育举办权，并对选择的范围作出了限定，即按家长的信仰作出选择和在公立与非公立学校间进行选择；将基本教育细化为初等教育与扫盲教育；在保留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普遍设立并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的同时，提出了“逐渐免费”的新要求；增加了有关学校管理制度、奖学金制度和教师物质条件等规定。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通过以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受教育权的公约、宣言、决议，有关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大会也通过了一系列的促进和保护受教育权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上述国际文件对《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国家义务予以重申或明确，使国家促进和保护受教育权的义务内容更加具体化。

3、特殊义务

儿童是受教育权的主要主体，受教育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儿童的权利。如何看待儿童的权利，或者是否将儿童的权利放在各国社会发展优先考虑的地位，这与受教育权的国际保护密切相关。《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旨在增进儿童权利保护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若干国际公约和区域性条约重申了这一原则。该原则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具有条约法的效力，而且在于它特别强调儿童作为权利主体来加以保护的理念。《儿童权利公约》是迄今为止缔约国数量最多的国际人权法文件，上述规定无疑代表着整个国际社会对儿童权利保护“最大利益原则”的“法律确信”。可以说，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为受教育权的保护工作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引擎”。

六、我国的受教育权状况

1、有关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的程序性规定较少

目前，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文件对程序的规定相当薄弱。很多已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属于宣言性立法，条文多为原则性的规范，没有多少程序性规范，致使法律规定难以收到实效，立法的精神难以实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都规定了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有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的权利，但没有法规对“有效措施”作了细化，

或规章对学生申诉制度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缺乏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关于申诉时效、申诉后处理机制等方面的规定。学生申诉制度在法律性质上定位也不明确，是行政裁决制度？是行政复议制度？还是一种非正式的法律救济制度？因此,在现实中很少有高校充分实行，以至于迫使学生不得不放弃申诉途径。

2、司法介入缺乏法律依据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42条规定了受教育者具有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但《行政诉讼法》等相关程序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些规定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司法介入教育纠纷的不确定性，况且我国高校法律地位不明确，致使很多受教育权利被侵害的事件，只能以受教育者权利受到侵害致使财产受到损失为由，转化为民事赔偿，最终使公民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往往既不符合行政诉讼要求，又与民事诉讼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使得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的诉讼以不在受理范围为由被驳回，结果得不到应有的司法救济。

3.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对侵害受教育者权益的法律责任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

如《义务教育法》规定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不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应当承担的责任不明确，也没有规定学校违反职责的法律责任，不仅不利于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履行义务教育职责，也给处理学校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案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行政机关在对这种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决定时难以形成具体内容，也很难对违法行为人产生约束力。

4.我国受教育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不够完善

目前,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文件对程序的规定相当薄弱,这也使得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缺乏充分的程序观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权利保障，不利于高校学生管理的顺利进行。对于教育管理中的程序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已有诉案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问题：教育教学管理行为中的程序瑕疵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受教育权。

5、公民受教育权的不平等性

我国公民受教育权实现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上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最为突出的是高等教育上的严重不平等，也就是说教育的每个层次上都存在不平等问题。

（1）义务教育领域的不平等。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占有和受教育权的实现程度，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既有纯地域上的表现，也有身份上的表现。由于我国城市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国家财政拨款，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则基本上是以摊派的方式由农民自己负担，这使农村儿童无论是受教育的机会还是受教育的待遇都无法与城市儿童平等。城市受教育者拥有比农村受教育者更多、更好、质量更高的义务教育，城里人享有比乡下人（即使他们已经生活在城市，也只能成为城市“边缘人”）更优秀、更廉价的义务教育。

（2）高等教育阶段的不平等。主要是接受高等教育权上的差别对待，即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中的偏向主义和身份歧视。在我国现阶段，高考仍然是决定公民能否进入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手段，是直接关系公民受教育权的一个重要筛选机制。因此，高考整个组织过程是否公平，是否真正平等，特别是录取标准是否统一、一视同仁，直接关系到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与否，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高考这种重要筛选机制长期以来是由行政部门规章调整的，具有很大的不规范性和任意性，它难以体现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要求，不能公正、平等地利用教育资源，从而造成公民受教育权存在极为严重和明显的不平等。

（3）性别保障上的不平等，尤其是对农村贫困地区女童的受教育权保障严重不足。我国已从宪法的高度赋予了妇女在教育上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在获得教育机会上亦然。但现实中，由于观念和文化因素、家庭经济困难、教育资源短缺等，使得女童的受教育机会严重缺失。特别是经济困难家庭，女童处于因性别和家庭贫困而导致的双重不利处境，受教育权利很难得到保障。

由上可知，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受教育权有时会受到来自各方的侵害。这些侵害不管来自哪里，不管方式如何，如果国家在侵害之前没有一个及时有效的预防侵害发生的机制，在侵害发生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及时有效的制止侵害继续的机制，在侵害发生之后没有一个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则公民的受教育权就得不到有效的实现和保护。

七、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和保障机制

1、公民受教育权的行政救济

继续加大各级政府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力度。教育经费是教育发展的物质保证，也是公民受教育权的物质保证，是国家财政部门为教育作出的财政贡献。我们应当建立起科学的教育投资体系，即以投资为主，设立教育拨款委员会和教育基金会，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筹措资金。使教育经费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促进我国教育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从而切实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

2、加强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和惩罚力度。在我国，为了保障公民基本的受教育权，国家已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已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受教育权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现象，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因此政府应当运用其行政权利强化对法律规定的监督实施，对于任何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组织和个人，都应该一查到底，追究责任，切实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落到实处。

3、建立完备的教育执法制度。全面建立有关教育处罚制度、行政复议制度、教育申诉制度、教育仲裁制度等教育法律救济制度；国家执法、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公正执法，正确地规范和引导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追究违反教育法的责任人，依法保护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利。同时要建立健全教育执法、司法机构，要明确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在教育执法中的职能，强化该机构在处理教育申诉、教育行政复议等教育纠纷中的职责和权限，同时建立教育纠纷处理过程中的听证制度，保证行政处理的公平公开公正，要进一步增强司法机关在教育执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人民法院对教育行政纠纷的受理范围；同时要建立受政府授权委托的教育仲裁机构，明确教育执法、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职责和分工，保证大量的教育纠纷和违法案件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

4、建立和完善学生申诉制度。学生申诉制度是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或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重新作出处理的制度。但是，当前我国的申诉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申诉权的内容和范围相对狭窄，申诉中还存在着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以及对执法过程缺少必要的监督等。为此，我们应不断完善我国的学生申诉制度，真正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

5、明确司法介入的正当性。相对于行政救济而言,司法救济是一种更公正、更彻底、更权威、更令人信服的救济方式。因而必须尽快建立起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机制。从理论上可引入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的概念，把我国公立学校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公务法人”，承认高校在教育管理活动中行使了国家公权力,至少部分行使了国家公权力，因而高校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其管理相对人的行政诉讼被告。立法上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进行修改，在该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也可通过新的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司法介入教育纠纷的标准，规定公民在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受教育权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6、建立健全监督制度，明确法律责任。

进一步完善群众举报、新闻曝光案件追查等制度，对反映的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并依法予以处理。教育行政机关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活动。对人民法院受理的教育行政案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积极出庭应诉、答辩。对人民法院依法做出的生效的行政判决和裁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对监察机关的监察建议、审计机关的审计意见以及司法机关的司法建议书，要及时研究处理，并将处理意见和结果通报有关机关。此外，明确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如在《义务教育法》明确中规定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不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学校违反义务教育职责的法律责任。可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对拒绝或者拖延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家长,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可以以原告的身份把家长推上被告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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