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例精神障碍鉴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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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司法、律师事务所委托25例，占28．1%;法院委托32例，占36．1%;交巡警事故大队委托23例，占25．8%;个人委托8人，占8．9%;学校委托1人，占1．1%。

近期头颅CT报告

有明显脑实质病理改变的75例，占84．3%;其中:右侧额颞顶枕部病理改变27例，左侧额颞顶枕部病理改变26例，双侧额颞部病理改变19例，原发性脑干损伤1例，基底节区病理改变2例，伴有外伤性脑萎缩8例，伴有脑室扩大、狭窄、贯通共计19例，伴双卵圆中心区病理改变2例，伴脱髓鞘病变1例。无明显病理改变14例，占15．7%。

受伤距鉴定时间

＜6个月的10例，均因出现精神障碍，6～12个月66例，＞12个月12例;最短时间36天，最长时间468天，平均时间:(244．68±16．75)天。

合作程度

合作23例，占25．8%;较合作27例，占30．3%;欠合作20例，占22．5%;主动不合作12例，占13．5%;不能合作7例，占7．9%。

鉴定意见

颅脑创伤所致智力边缘状态13例，人格改变5例，边缘智力伴人格改变21例，轻度智能损伤8例，轻度智能损伤伴人格改变12例，中度智能损伤8例，重度智能损伤7例，脑外伤综合征3例，脑外伤综合征伴人格改变2例，颅脑创伤所致精神病5例，诱发精神分裂症2例，诱发躁狂症1例，诱发癔症1例，正常1例。

讨论

本调查中还显示，有50例(56．2%)能合作较好完成韦氏智力测验，测验结果与智力实际鉴定结果相符，19例(21．4%)因被鉴定人不配合或其他原因无法进行智力测验。由于脑结构及功能的复杂性、损伤部位及程度的不同，加之鉴定目的不同于就医，因此给鉴定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被鉴定人主观因素所致，所以在了解病情和精神检查时需要掌握技巧，在鉴定过程中要注意辨别真伪，在涉及智力障碍的伤残评定中，如何辨别被检者是否有伪装因素以及对此类被检者的智力障碍程度作出判断，成为鉴定的难点问题。因此，在具体鉴定时需掌握检查技巧，注重病理改变的客观依据，结合外伤严重程度、CT、EEG、伤前功能及社会生活能力等综合考虑。鉴定时机在30天以内鉴定的例数最少，构成轻度精神损伤例数最多，评定时限大于半年的例数最多，平均8个月;评定时限在半年以内的多为出现明显的精神病性症状者。本调查中，有脑外伤综合征3例，脑外伤综合征伴人格改变2例，颅脑创伤所致精神病5例，诱发精神分裂症2例，诱发躁狂症1例，诱发癔症1例，正常1例。诊断颅脑外伤精神病必须掌握是否存在严重颅脑外伤史，颅脑外伤与精神病的发生是否存在必然的、直接的联系，精神病的严重程度、客观检查发现(如神经系统体征、脑电图、颅脑CT等)等。轻微颅脑损伤后引起的迁延性精神障碍的本质尚未完全阐明，有器质性与心理性两种解释，具体需对各个病例有关因素逐个予以分析研究，包括遭受颅脑外伤对情绪的作用与反应、环境因素、赔偿和诉讼心理等。对诸多因素的作用要辩清哪个因素是主要矛盾［3］。随着公、私车辆的增多，驾驶员增多，及酒后驾驶;随着大量农民外出打工，流动性大，交通安全意识淡漠等因素;导致交通事故有增多的趋势，产生颅脑损伤，出现智力、精神障碍，因赔偿纠纷需精神鉴定案例明显增多。因此，对文化程度较低、青壮年男性农民，应是加强交通安全教育的对象。对外伤作为精神疾病诱发因素的鉴定案件，赔偿是个难题，如何既照顾伤者的赔偿要求又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是目前司法精神病鉴定难题，应当尽快制定统一、具体的评定办法，着力解决此类案件处理效果差的问题。

本文作者：刘德军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康复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