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范文精选

摘要：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更是我国法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我国目前的司法独立现状却亟需改观。从司法独立的涵义着手，通过分析阻碍我国司法独立的因素，对症下药，提出解决途径，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方法。

关键词：司法独立；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司法改革

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它不仅关系到人的权利能否实现，而且更是人们的理念的保障。司法过程是一种追求理性的过程，它追求的理性就是“公平”、“正义”。虽然永恒的正义是不存在的，但是具体正义的标准的实现，只有通过一个大家公认的机关给予定位，才能为大家能接受。而这个机关就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只有独立才能行使这项职权，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呢?

1司法独立的涵义

司法独立的基本含义在于：法院、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或审判权，法院、法官对案件的裁决只服从法律，依据法律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做出公正的判决，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体讲，司法独立包括以下内容：①法院或司法机关独立设置。②司法专属司法机关。③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④法院、法官独立审判，其对案件的裁决，只服从法律。

总的来说，司法独立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机构设置上，司法机关独立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可以说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上，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过程中保障法官司法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也被称为“技术性的司法规则。”

关键词:司法公正

一、司洁公正的内涵和界说：法律公正与司法公正

司法是法律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公正是与法或法律本身的公正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在讨论司法公正的内涵与界说之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法或法律的公正问题。

（一）立法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

法律公正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其一是法律制定上的公正，可以称为立法公正；其二是法律实施中的公正，包括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毫无疑问，前者是法律公正的基础，因为没有公正的立法就根本不可能有公正的执法和司法。但是后者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才是法律公正的切实保障。没有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再公正的法律也只能停留在纸上，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甚至是一种骗人的“文字游戏”。

法律制定上的公正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法律实施中的公正。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法律公正的这两个方面经常会出现脱节的现象。就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而言，法律实施显然落后于法律制定。因此，要想真正做到法律公正，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口号，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公正执法和公正司法。

【论文关键词】依法治国司法制度司法独立

【论文摘要】本论文首先从三权分立探析司法独立的涵义然后介绍中国的司法体制。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缺乏司法独立，但司法独立对于建设社会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独立的司法促进公正的裁判，解决纠纷维护秩序，所以司法独立是社会进步和实行法治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现行的司法体中司法独立存在很多的问题。本文又针对存在的问题，又对如何构建司法独立体制提出建议,主要是如何处理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行政与地方行政的关系，还有关法院自身的改革。

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它不仅关系到给人的权利是否能实现，而且更是人们的理念实现的保障。中国司法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逐步显露的过程。自从十一届三中以来国家的法制建设步伐加大，更多的法律，法出台赋予公民，法人更多的民事权利。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不断被提及，但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是现代司法理念最核心的部分“司法独立”从根本上未得到确立。

一、从三权分立探析司法独立的涵义以及中国的司法体制

（一）司法独立的涵义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涉法性问题的专门活动。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司法主体．在实行“三权分立”政体体制的国家，司法主体主要是指拥有司法权的法院。孟德斯鸠认为司法权力是指“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诉争”的权力“。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自由就不存在了。司法权同立法权和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只有实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和而为一，法官则具有压迫者的力量。”这是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经典论述“。如果司法过程不能以某种方式避开社会中的行政机构或者其它当权者的摆布，一切法律都不能实现它的法定职能，也就无法实现所期望的必要的安全与稳定．这种要求通常被概括为司法独立原则，除非赤裸裸的极权主义，所有政权都不能不放弃这个原则而不冒巨大的风险”。

一、一起执行案引出司法托管问题

1999年5月5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受理涪陵信用联社申请执行涪陵五星公司借款4000万元案件。同年5月15日，三中院依法查封了涪陵五星公司所属的涪陵裕龙大酒店的全部资产，仍交由涪陵五星公司管理使用。同年6月15日，三中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裕龙大酒店进行评估，评估价为4000万元。同年7月20日，三中院公告，对涪陵五星公司进行整体处置，申明如有债权的单位和个人应于1999年8月20日前持有效法律文书向三中院申报。稍后，三中院发现，被执行人单位五星公司对被查封的涪陵裕龙大酒店的全部资产实行恶性经营，每月拖欠水、电、气、员工工资等近20万元。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势必造成酒店资产流失、员工流失，特别作为无形资产的酒店客源枯竭，情况十分严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9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92次会议通过法释〔1998〕15号）第42条规定：被查封的财产，可以指令由被执行人负责保管。如继续使用被查封的财产对其价值无重大影响，可以允许被执行人继续使用。因被执行人保管或使用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由被执行人承担。第43条规定：被扣押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自行保管，也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保管。对扣押的财产，保管人不得使用。根据这些规定，三中院果断采取司法托管措施。具体办法是：将管理权委托给该案最大的债权人涪陵信用联社，由涪陵信用联社具体派员继续经营，但财务开支的最终审核权仍由三中院行使，即在接管期间的开支经由三中院审核；由三中院召开债权人会议，初步提出本案的处置原则及分配方案，求得债权人的首肯。在同年7月实现司法托管后，扭转了恶性经营局面，使酒店保持良心经营状态，最后该案得到妥善执行。

司法托管是对不动产进行强制执行的一种执行措施，指被查封的不动产有不能拍卖或者不宜拍卖的情形时，由执行法院选任管理人，对其实施强制管理，使不动产保持良好运行状态，避免恶性经营造成重大损失，待条件成熟后进行拍卖或其他形式的处置，达到妥善执行的目的。对被执行的某些财产实施司法托管，在执行程序中具有重要意义。

1、被司法托管的被执行人往往处在生产或经验活动中，采用其他强制措施变更所有权，极易影响经济效益和经营效果，甚至引起混乱，引发事端。对被执行企业进行司法托管，则可以避免这些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

2、法院在执行程序中，需要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清算或评估，靠一般的会计师解决不了，必须由同行业的各类专业人员分别进行。把被执行人委托给一个同行业企业临时管理，有利于清算被执行人财产，掌握被执行人的实际经济状况。

「摘要」我国尚没有建立违宪司法审查制度，但这不等于我国法官在司法审判中不面对各种法律适用冲突和违宪事实。从“公正”、“平等”等司法基本价值理念出发，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实现公民权利层面的最基本关照和维护社会发展的最大可能，都应当是法官职能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了解和把握西方违宪司法审查制度本质和灵魂的基础上，从法官义务和权能的角度思考我国法官违宪司法审查之可能，为我国违宪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作一些基础性的论证，无疑是十分有益的。本文以西方法制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违宪司法审查制度为研讨的参照视角，以司法权为本位，重点从法官义务和权能层面，引出我国法官在审判实践中进行违宪审查的可能作为和制度期待，借以强化法官的宪政意识和正确运用宪法与法律保护公民权利的责任。

「关键词」法官义务，法官权能，司法权，违宪审查

“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违宪司法审查制度产生并发展于西方法治国家，从渊源上可以追溯至13世纪英国《大宪章》时代，当时的《大宪章》即可以像普通法那样作为诉讼的依据。[1]英国王座法院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SirEdwardCoke，1552-1634）曾在著名的博纳姆博士一案的判宣称，当国会的法案违背普遍正义和理性的时候，普通法将高于国会法案，并可判决这样的法案归于无效。[2]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1801-1835任职）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v.Madison）所作的判决，使联邦最高法院成为宪法的最终解释者，违宪司法审查制度因此得以非正式确立。其后，美洲和英联邦国家普遍建立了美国式的宪法监督制度，目前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中，明文规定实行司法审查的就有40个，暗含规定的有24个，即有64个国家采用违宪司法审查的方式来监督宪法的实施。[3]

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司法审查制度，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合宪性问题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和行使职权。[4]最高人民法院只是违宪审查“要求”的提起主体之一，各级法院对于在司法个案中碰到影响法律适用的法律冲突问题须一律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但上报的方式、审查的时限等程序性问题并无明确的规范。如此一来，法院所有涉及违宪审查的案件实际只能中止审理而进入无期的等待。宪法第五条中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如果法官无权在案件适用法律范围内进行违宪司法审查，无疑将使法官陷于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适用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法官的司法行为便违宪，依宪还应当受到追究；中止诉讼而单就法律冲突问题提交人大释法后再作裁判，且勿论这样的诉讼还能否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却已事实上将审判权之“适用法律”交与人大行使，这与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相悖。

我国之所以长期以来排拒法官的违宪司法审查权，与对违宪司法审查的模糊认识有关，更与“独立行使审判权”语义下法官义务和权能的失位有关，而后者于现代司法理念下的重构与复归，对于建立符合我国制度力学框架内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树立司法权威，激活宪法的生命力，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