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机制革新战略反思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行政管理机制革新战略反思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本文作者：宋雅琴王有强张楠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文献综述

当代行政改革主要有两条主线：（1）政府职能优化，即重新调整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确定公共事务的边界和治理方式；（2）政府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包括“结构性变革”和“程序、关系性变革”[9]，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机构改革和运行机制改革。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政府结构调整一直是改革的核心内容，但是在不同的时期落脚点有所不同。在改革初期，政府结构调整围绕着“简政放权”展开，在没有触动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下，部门精简的成果难以巩固，机构改革陷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自1988年起，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成为改革的主旨，政府结构调整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载体，这一改革逻辑在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达到顶峰，大量从事专业经济部门管理的部委被撤销、降级，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扫清了行政权力的障碍。2003年以来，随着政府的职能趋于稳定，政府机构改革又逐渐回归“重塑政府”[10]，200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大部制”为主要模式，着重应对部门利益分化、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等组织协调问题。整体而言，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政府职能转变是改革的根本宗旨，政府结构调整是改革的主要手段，而政府运行层面的制度建设和管理优化则是穿插于改革进程中的辅助性手段。有关改革的偏重点，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整体而言主要有三种观点，分别为“组织结构论”、“组织管理论”和“整体改革论”“。组织结构论”认为，政府组织结构的改革是解决“体制问题”的核心，只有全面理顺政府的部际结构、地方政府区域结构和层级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运行质量，相关的研究主要围绕“大部制”改革、“省直管县”改革以及“划小省级区域”改革进行[11]。与组织结构论相对，“组织管理论”认为，仅有结构层面的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行政作风，机构重组只是行政改革的外在形式，而改革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行政机关能否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进一步而言，如果结构性改革无法解决部门整合过程中的利益平衡困境[12]、组织文化融合困境[13]、决策困境[14]以及首长控制困境[15－17]，那么通过改革组建的正式结构很容易被非正式结构削弱甚至架空。然而，对于组织管理论而言，如何处理结构与管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两难的困境：长期来看，合理的组织结构是组织管理能够发挥效用的前提，短期而言，组织结构的频繁变动则会干扰和影响组织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处理结构调整与管理优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行政改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8]。与前述两种理论不同，“整体改革论”跳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自身的得失，从中国改革的整体框架评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观点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本质上是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其有效性取决于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关系的合理化，也取决于党政关系的规范化。这就意味着，在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突破之前，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总是难以脱离高成本、低效率的宿命[18－19]。我们并不否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从管理科学“政治－行政”二分的视角而言，行政体制改革自身仍然有推进的余地。因此，本文以“组织结构论”与“组织管理论”的争论作为理论出发点，试图回答下述问题：在改革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以政府结构调整为主导的战略是否是最优的选择，政府结构调整与管理制度建设的相对重要性如何，二者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联。为此，本文选择地方政府的部门作为分析单位，通过实证研究探讨现有改革战略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调控，维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而地方政府则更集中于中观和微观事务的管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因此地方政府的行政产出更易通过政府绩效的测量进行评估[20]。通过引入“政府绩效”这一重要的判断标准，研究问题可以转化为地方政府部门的外部结构处境和内部制度建设如何影响该部门的绩效。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影响路径，二是影响程度。

理论构建

以绩效为目标进行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势，而明确政府绩效的决定因素是推动政府绩效改进的前提条件。吴建南和张翔总结了国外研究者对政府绩效决定因素的研究，指出政府绩效是由政府组织内部的制度性因素和外部的环境性因素共同决定或影响的，其中组织内部因素包括管理、组织学习、不确定性、差异性等因素，组织外部因素包括网络化、环境、控制性等因素，而从组织内、外部因素相统一的视角来分析，绩效又决定于治理和创新等综合要素[21]。本文从管理主义的基本逻辑出发，着重探讨政府部门间关系和政府内部管理制度建设与政府绩效之间的关系。政府绩效的测量与评价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学术与实践问题[22]，理想的测量方法应合理兼顾客观量化指标测量和多元主体主观评价这两种方式，但对于本研究而言，这两种选择均存在理论合理性和实践操作性上的困难。客观指标测量方法需要针对具体部门的目标、职责和任务设计特定的量度指标，本研究作为一项跨地区、跨部门的研究无法按照这一要求进行设计。主观评价方法除了上述操作性困难之外，还存在理论上的不足。这一方法侧重从外部形象感知和服务消费的角度来测评政府绩效，但信息不对称以及其他主客观原因导致这种方法难以从政府的内部管理过程的角度对政府绩效做出全面、科学的综合评估[23]。综合考虑研究可行性、数据可得性和理论合理性，我们选择以公务员对本部门绩效主观认知的角度来测量政府绩效。我们以问卷的方式了解地方政府公务员对于政府部门运行现状的主观感知，从而检验行政管理改革所预设的逻辑———政府结构是影响政府绩效的主要因素———是否与公务员的实际感知相符。为了如实反映实证数据与概念框架和理论假设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理论构建阶段以“部门绩效的内部感知”而非“部门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部门间关系、部门制度、部门文化影响部门绩效内部感知的路径与程度。这一技术性处理有助于强化研究的政策性意义。公务员既是行政改革的执行者又是改革的对象，相比外部的行政服务对象和一般公众，公务员对于政府内部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效果显然有更加充分的信息和切身的体会。虽然公务员对于政府绩效的感知无法直接等同于多元利益主体的主观评价，但是，如果行政改革的战略和政府部门的绩效在公务员群体中都无法得到认可，那么也就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支持。因此，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以公务员感知的部门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是符合研究初衷的。以下具体讨论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理论关系。

1政府部门间关系与部门绩效内部感知

组织理论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结构，是指政府科层组织的结构性特征，即决定组织层级基本形态与外观的有形特征[24]。政府内部分工形成了政府组织结构的样貌，表现为部门区分、层级差异和协调方式[25]。具体而言，政府的组织结构分为部门间结构和部门内结构，前者强调行政系统的整体结构安排以及具体部门嵌入在整个行政结构网格中的位置，也就是吴建南和张翔所强调的“组织内、外部因素相统一视角”下的“组织结构”；后者则强调具体部门内部的控制幅度、管理人员比重、中心化程度、专业化程度和正式化程度等[26－27]要素，与组织管理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地方政府部门”而言，行政管理体制调整该部门与其上级、同级和下级部门之间的关系，而非该部门内部的层级设置，因此，我们所关注的是该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部门间关系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该部门在上下层级关系中的处境，即纵向层级的集权与分权程度，二是该部门在水平分工关系中的处境，即部门间的职能界限与部门协调关系。从资源依赖的视角看来，部门间的关系是政府运行的体制基础，决定了特定部门在整个行政体制中的位置，进而决定了该部门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也决定了该部门在利益和决策自主权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限制，从而形成了部门间不同的“个性”，最终决定了部门绩效的差异[28]。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建立分工明确、权责匹配、协调规范的部门间关系为目标①，这就意味着从改革的方向上而言，清晰而非模糊、刚性而非柔性的政府部门间关系将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假设H1：部门间关系的合理程度越高，部门绩效内部感知评价越好。

2政府制度建设与部门绩效内部感知

政府管理制度建设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通过管理制度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规范公务人员的行为标准，进而输出绩效结果[29]。公共组织理论对于组织管理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证研究，研究者将“管理”细化为一般管理、管理者、管理能力、管理质量、管理连续性和管理改革[21]，大量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在财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管理、资本管理以及面向结果的管理等方面的水平对政府绩效有着显著影响[20]。本文主要关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政府绩效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管理制度建设”并不仅仅指向由各种法律、规章“、红头文件”等构成的规则文本本身的完备程度，还涵括了规则的实际效力。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假设H2：部门制度建设越完善，部门绩效内部感知评价越好。

3政府部门文化与部门绩效内部感知

在界定部门间关系、部门制度与部门绩效内部感知之间的关系时，不可忽视政府部门的组织文化这一中介变量。组织文化是政府部门的成员所共享的一套信仰、期待、思想、价值观和态度[25]，组织文化依托于组织而存在，即使成员不断更新，组织文化也能够得到保持和延续。强有力的组织文化能够起到形塑、融合新成员的功能，通过组织成员之间共享的表征、故事和仪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组织成员深层次的价值观。良好的组织文化能够将组织成员凝聚在一起，形成集体认同感，从而有效地激励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的目标。与此同时，组织的结构和管理系统对于组织文化的塑造和维系也有正面的作用[30]。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认可不同的组织成员的行为，为成员提供不同水平的激励，因而带给成员的感受是不一样的[25]。组织可以通过提供、执行和强化管理规则，约束组织成员的行为，塑造组织成员的偏好，从而服务于组织的整体利益。实证研究表明，公共部门的组织文化与组织绩效之间有显著的关系[31－32]，与此同时，组织文化本身又深深地植根于组织内部的管理制度，各种管理制度构建的控制机制影响了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工作态度，并影响了组织内的整体气氛[33－34]。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假设H3：部门间关系的合理程度越高，部门文化越具有凝聚力。假设H4：部门制度建设越完善，部门文化越具有凝聚力。假设H5：部门文化越具有凝聚力，部门绩效内部感知评价越好。

4政府部门间关系与部门制度建设

在分别构建了政府部门间关系、部门制度建设与部门绩效内部感知之间的关系之后，有必要讨论两个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组织理论认为，组织结构决定于组织的任务、技术内核以及外在环境、组织规模等周边因素[35]，而不是由组织内的管理和文化因素决定。对于中国政府部门而言，其在行政体系中的部门间关系是由中国的政治制度、政府职能、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决定的，因此我们将部门间关系这一结构要素设为外因变量。部门间关系通过两条路径影响部门内部的制度建设。一方面，部门间的关系界定了部门的职能，相应的，部门必须通过内部管理制度充分调动组织内部的资源和精力用于实现组织的目标。另一方面，前文提到，政府部门间的关系决定了特定政府部门在整个行政体系中的处境，也就决定了该部门从政府行政系统内获取政治支持、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能力。由于资源获取能力对于部门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部门必须调整内部的管理制度以适应外部处境的变动，从而争取到稀缺的外部资源。因此，政府的部门间关系一旦形成，部门中的章程、政策、流程等科层控制的力量就会相应地运转起来以获取组织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这就意味着，部门内部的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是受到部门间关系这一结构因素制约的。合理的部门间关系能够向部门提供充足的资源和精力用于提升内部管理水平。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假设H6：部门间关系的合理程度越高，部门制度建设越完善。图1展现了本研究中所假设的部门绩效内部感知影响因素的概念框架。

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问卷调查。我们以2011年9月至12月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参加公共管理培训的地方政府公务员作为调研对象，通过课堂发放、课后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646份，回收569份，样本回收率为88．1％，剔除非行政机关人员填答的问卷以及填答不全或固定反应的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2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6．1％。由于问卷的发放采用了方便抽样法而非严格的概率抽样法，有必要对样本的代表性及局限性做出说明。在区域分布上，调研对象来自辽宁、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青海等10个省份，无论是从省份的地理分布还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部门分布上，调研对象来自综合办公（20．1％）、文化（9．6％）、税务（7．3％）、统计（6．6％）、人事（5．6％）、教育（3．3％）、国土资源（3．3％）、财政（3％）等37个政府部门，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表1的列1~3反映了样本的构成情况，列4列举了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2007年进行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36]所得的分层抽样数据的样本构成情况作为比较。整体而言，本研究的样本主要为市、县级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他们的年龄、工龄和学历水平比概率抽样样本偏高，性别分布上男性比例也略偏高。以参加培训班的公务员为样本，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会有所增加，可能的原因包括：（1）选送公务员参加培训的地方政府部门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管理，（2）参加培训的公务员是地方政府的培养对象，（3）培训课程影响了受培训者的认知和态度，等等。但是，考虑到就中国政府的运作情况进行实证研究这一任务本身的难度，这一数据仍然有其自身的价值。样本以地方政府担任处、科级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为主体，这一群体是中国地方政府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极其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对政府运行情况有着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此外，样本的区域分布和部门分布较为均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需要注意的是，样本中缺少来自于国务院部委和省级政府单位的公务员，因此我们的研究结论仅及于市以下政府单位的运作情况，不能简单地推至整个中国政府的运行情况。

2变量测量

我们采用被调查者主观评价的方法来测量政府的部门间关系、部门制度建设、部门文化与部门绩效内部感知。对于一项针对中国政府运行情况的实证研究而言，直接采用成熟量表十分困难，这是因为关注组织运行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企业组织展开，针对科层式政府体制的研究很少。此外，政治体制和行政环境等要素也决定了政府运行存在国别差异，无法直接援引国外量表。我们根据中国政府管理体制自身的特点、结合管理学的核心概念框架以及国外的研究经验构造了4个量表，均采用6点李克特语义差异量表进行测量。关于部门间关系，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比较研究展开[37－38]，鲜有实证先例，我们根据中国政府部门间关系的现状选取了6条语句，从纵向部门间关系和横向部门间关系两个方面进行测量。纵向部门间关系包括纵向分工（上级政府对口业务主管单位或本级政府领导①不干预单位权限范围内的事务），纵向资源（上级政府对口业务主管单位或本级政府领导下达任务指标时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横向部门间关系包括横向分工（单位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有清晰的职责分工），协调清晰（单位与其他部门发生权限冲突时有明确的协调机制），协调规范（部门之间的业务和利益关系不会影响部门协调的效果），协调干扰（部门间的协调关系不会耽误个人的本职工作）。关于管理制度建设，我们参照Brewer和Selden[32]以及Brewer[39]选取了7条语句，从非业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三个方面进行测量。非业务管理制度包括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的完善程度；业务管理制度包括决策管理的民主参与程度，流程管理的规范程度，电子政务管理的水平；监督制度包括内部监督的完善程度和领导受到监督的程度。关于组织文化，我们参照Brewer和Selden[32]以及Marcoulides[34]选取了5条语句从认同（同事们认为单位所从事工作的社会价值高）、归属（同事们对单位有归属感）、自觉（同事们遵守单位制度的自觉程度高）、学习（单位的学习氛围浓厚）、合作（同事们之间有合作文化）五个方面进行测量。关于政府绩效，我们参照Kuhlmann[40]选取了5条语句，从效率和效能两个方面进行测量。效率包括人员效率水平、资金效率水平；效能包括完成指标情况、履行职能情况、获得表彰情况。相关测量项目经过预试问卷的量表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有如下项目未能通过检验：部门间关系层面的“协调干扰”，管理制度建设层面的“电子政务”，绩效层面的“获得表彰”。保留的20个测量项目如表2的列1~2所示。

实证结果

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运用AMOS17．0版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以极大似然法为参数估计法。

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显示了20个测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这些结果勾勒了出地方政府部门单位的整体运行情况。在部门间关系层面上，受试者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属地管理部门的同级政府和垂直管理部门的上级业务主管单位）对于下级单位权限范围内的事务干预较多，这一方面是与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部门单位的自主性有限。与之相关，纵向资源的分配状况是与纵向权力的分配情况基本相符的。在横向结构上，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情况相对较好，这项指标是结构层面上唯一平均分超过3．5的。部门之间协调机制的明确程度要逊于分工的明确程度，而且部门之间的协调高度依赖于部门之间的业务和利益关系，这表明协调机制的运行还依赖于“人为因素”，规范化程度不高。在组织管理层面上，行政机关内部的业务流程较为规范，针对内部一般公务员的监督机制也较为完善。财务、决策、人事管理制度的完备程度也获得了略高于3．5的分数。得分最低的一项是监督机制监督单位领导层的有效性，这表明对政府单位一把手的监督还有待加强。在组织文化的层面上，公务员对所从事工作的认同度较高，对单位的归属感较强，工作自觉性较强，公务员之间的合作文化也比较好，相比较而言，行政机关内部的学习氛围要稍微差些。在政府绩效层面上，观察指标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与效能有关的两个指标（完成指标和履行职能）要明显优于与效率有关的两个指标（人员效率和资金效率），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这里不排除公务员在主观判断本单位的效率和效能时存在一定的系统偏差，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行政机关的高效能有可能来自效率以外的其他因素的贡献，例如，占据的社会资源、特定政绩观下的相机行为等，这里仅仅提及，不做全面展开。在测量变量的正态性评估方面，所有变量的偏度系数均小于3，峰度系数均小于8，表明样本在变量的分布上符合正态性假设。

2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

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所有测量指标的因素负荷量均介于0．50至0．95之间，表明模型的效度良好。在信度方面，各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6，表明模型的效度良好。尽管结构层面各测量指标的信度系数和测量误差的数值不够理想，但考虑到结构层面的组合信度结果理想，仍然接受这一测量模型。

3整体模型的适配度

原始假设模型（M1）的适配度检验情况如表4的行2数据所示。从整体模型与观察数据的拟合程度来看，卡方自由度比为3．301，高于3，表明假设模型的适配度不佳。根据报表中提供的修正指标值，逐步放松测量变量的残差项之间的共变关系，得到修正后的模型。增列“完成指标”的误差变量和“履行职能”的误差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得到修正模型M2；在此基础上，增列“流程管理”的误差变量和“内部监督”的误差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得到修正模型M3；进一步增列“财务管理”的误差变量和“资金效率”的误差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得到修正模型M4。M4卡方值的P值显著，表明理论模型与观察数据的矩阵之间不适配，但是考虑到卡方值的显著性对样本数量影响很敏感，在样本数较大时，卡方值显著性概率值会变小，因此对于本文的大样本（n＞200）应主要综合其他指标来分析模型的适配度。修正模型M4的各项适配度指标，除了RMR略高于0．05，RFI略低于0．9，其他均在适配良好的范围之内。综上，本文理论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可以用以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4路径系数和假设检验

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如表5和图2所示。对标准化参数估计值的研究表明，6种假设关系中有4种是显著的，而且与预测的方向一致。具体而言，有关政府部门绩效内部感知的直接影响因素的三个假设中，假设1关于部门间关系影响部门绩效内部感知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而假设2和假设5关于部门制度建设和部门文化对部门绩效内部感知的直接影响则具有显著性，得到了实证支持。在有关部门文化影响因素的两个假设中，假设3关于部门间关系影响部门文化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而假设4关于部门制度建设影响部门文化则具有显著性，得到了实证支持。最后，假设6关于部门间关系影响部门制度建设也得到了实证的支持。部门间关系和部门制度建设对部门绩效内部感知的总影响效应分别为0．449、0．700，可见部门制度建设对于绩效内部感知的总影响效应要大于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影响，部门间关系虽然对政府绩效没有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仍不容忽视。

讨论

实证结果对于假设模型的整体支持表明政府结构和政府管理对于政府绩效的重要性，而对具体路径关系的检验结果则揭示了政府结构影响政府绩效的实际复杂路径。具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部门间关系不直接对部门文化和部门绩效的内部感知产生影响，但对部门制度建设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部门制度建设对政府的部门文化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二者又对部门绩效内部感知产生了正面的直接影响。上述结果对于理解行政改革的战略以及改革的路径都有重要的意义。

1结构还是管理：理论论争的实证深化

有限的行政改革资源应该更多地用于调整政府组织结构还是用于完善政府管理制度，这是行政改革的战略性问题，也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基于市级以下地方政府公务员的调查结果表明，至少在地方政府层面上，管理制度建设对政府绩效的整体影响效应要大于部门间关系，政府结构优化对于政府绩效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间接地改善政府管理制度来实现的。这一结果有力地回应了理论层面的“组织结构论”和“组织管理论”之间的论争———结构的确重要，其重要性在于为管理制度建设提供了体制环境和基础，没有完善、有效的制度建设，结构调整本身是无法提高政府绩效的。回顾我国已经进行的六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及地方政府层面推进的省直管县、行政区域划分等政府结构方面的改革，改革的内容均围绕政府间的纵向权力关系和横向部门间的协调关系展开。改革通过理顺纵向关系，解决政府部门的职能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职权，为政府部门的运行提供必要的行政资源；通过理顺部门之间的横向关系，解决部门之间的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利益冲突等问题。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政府部门运行的体制环境得以改善，政府部门不再为处理部门间关系过度耗费精力，可以将资源集中用于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从这一意义上，结构改革的确非常重要。然而，部门间关系与政府绩效之间的路径链条表明，结构改革仅仅是改革的第一步，绝非改革的全部，如果在结构改革之后没有及时、充分地进行管理制度层面的改革，那么改革的效果是难以深入、稳固和持久的。如果我们将视野从静态政府运行状况转向动态改革进程，结构性改革对政府绩效的影响机制更加复杂。研究表明，组织结构的变动，尤其是核心组织结构的变动，会对部门运行带来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不仅来自部门内部，更多地来自组织所嵌入的体制网络，从而对组织的绩效输出造成干扰[41－43]。这就意味着，如果考虑到结构性改革对于绩效可能造成的冲击，结构性改革对绩效的整体效应将进一步降低，结构性改革相对于管理制度改革的效果也要进一步下降。

2行政文化：改革的要义

本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引入了部门文化作为中介变量，实证结果凸显了政府组织文化对于政府绩效的显著影响，从改革的影响机制层面解释了结构性改革无法跳过制度建设直接影响政府绩效的原因，即结构性的改革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发挥根本性的作用，由此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行政改革必须重视对于政府组织文化的影响。组织文化深深扎根于组织中的正式制度，人事管理上以能力还是以关系作为升迁标准、财务管理是否规范、决策制度是否民主、业务流程是否合理、监督机制是否奏效，这些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与政府部门的文化导向密切相关。组织文化为改革提供的正式制度提供支持和合法性来源。因此，未能从信念、价值层面触动官僚体制的改革只能倏然来往，无法作用于行政管理体制的长期改善。甚至，频繁、无规则、无规律的行政改革会扰乱整个行政管理体制赖以维系的科层制文化，尤其是行政官员对于职业生涯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进而产生破坏性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部门文化对于部门绩效具有显著、直接、重要的影响，而行政文化的塑造又与部门制度建设紧密关联，从这一意义上，在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时，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管理优化，都应该着力于塑造具有凝聚力的行政文化，避免破坏行政文化的整合性。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本文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研究背景，通过对多地区、多部门的市级以下地方政府部门的运行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部门间关系和部门制度建设对部门绩效内部感知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研究表明，部门间关系作为政府结构的核心特征对于政府绩效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其影响作用是通过部门制度建设和部门文化间接发挥的。部门文化这一既往研究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变量，对于部门绩效有直接、显著且重要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有重要意义。长期关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会发现我们的改革具有重结构、轻制度的特点。改革初期面临政府结构的调整，涉及机构存废、级别调整、位子帽子，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动员，以运动式的方式大力推动，各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一旦进入到改革的实质性攻坚阶段，需要进行配套的长期、复杂、精细的制度性改革时，改革的声势就日渐势微。这种虎头蛇尾式的改革导致下一个改革周期到来的时候，改革者仍然不得不面对上一轮改革周期面临的同样问题，不得不再次动用与上一轮改革类似的策略和工具，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未能取得关键性突破的一个原因。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是行政改革的对象、亲历者和执行者，我们的研究关注了这一群体对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战略的感知和态度，这对于改革战略的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政府纵向层级结构和横向结构的改革仍然很重要，但是这类改革对于政府绩效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这类改革要给予时间上的宽容，不可因为短时间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就简单地否定。其次，结构性改革并不能直接对政府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必须配之以管理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如果没有财政、人事、决策、流程以及监督制度的配套和完善，运动式组织结构调整只能起到形式化改革的作用，而无法触动政府运作的实质问题。进一步，使用收益成本分析的方法重新思考改革战略，那么，相比管理制度层面的改革，结构层面的调整显然成本更加高昂，这也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是依靠五年一次的改革窗口进行运动式推进的原因。相较而言，管理层面的改革并不需要对政府结构和人员作出剧烈的调整，成本相对较小。此外，管理层面的改革容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按照当地的需求、可行程度，有步骤、有节奏地展开更为系统、长期的改革试验，这有助于调动地方政府内在的改革动力和改革热情，降低改革成本、提升改革效果。因此，在今后的改革中应该给予管理制度层面的改革更多的重视，通过局部的、具体制度的改革为整体的、基本制度的变革创造条件[8]。从这一意义上，成功的改革战略应创造条件使“小的改善”蓬勃成长[44]。

本研究尚有若干不足有待改进：

（1）在研究设计上，还有若干技术环节有待改进。目前，国内有关政府组织的实证研究远不如企业组织发达和完善，本研究作为探索阶段的尝试尚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在测量模型上，有关政府部门间关系、部门制度建设和部门文化的测量指标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和细化，有关政府绩效的测量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观感知，还有待于针对特定地区或特定系统引入若干客观指标或是外部评价方法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其次，本研究是一项截面研究，而行政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理想的研究设计是针对特定的部门分别提取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由于存在时间延滞效应的问题，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再次，研究样本来自公共管理培训项目的学员，样本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尚需在抽样方法上做出改进。最后，本研究的样本仅及于市级以下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这限制了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下一步的研究将探索中央部委及省级政府的运作情况。考虑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更多地考虑到全国的整体情况尤其是部委一级政府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以部委为对象的研究在政策意义上将更具价值。

（2）在研究范式上，还有待于突破管理主义范式。尽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被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实践上仍然秉持管理主义的基本逻辑，即通过对官僚体制的内部优化来解决政府不断面临的种种问题，因此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完善行政体制本身。本研究在进行理论设计时顺应了改革的现实逻辑，围绕理性管理主义构造假设模型：一是将政治体制、行政对象等政府运行的环境要素隐去不计；二是假设管理制度建设对于组织文化仅具有单向的影响，忽略了文化对于管理的影响作用。然而，从全球行政改革的趋势而言，一国行政体制的完善终究无法脱离政治体制环境，无法脱离行政部门与经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仅仅通过行政系统的自我完善是难以实现“善治”目标的。此外，政府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的演变过程也存在着路径依赖，行政文化通过影响行政主体的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行政管理的有效性，甚至行政组织结构的调整。因此，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还应尝试突破管理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逐步引入开放系统和自然系统的视角，使实证研究更为丰满、更具前瞻性。展望未来，在明晰了政府组织结构、管理制度、行政文化与政府绩效之间的框架性关系之后，我们将进一步细化研究内容，重点探索结构性要素（纵向权力分配、横向协调关系）、管理性要素（人事、财务、决策、流程、监督）、文化性要素与政府绩效之间的具体影响路径，探索政府管理制度改革中存在梗阻的要素及其影响因素，为政府管理制度建设的深入开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