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学科地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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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是在档案学的发展中逐渐完善起来的，根据档案工作的不同方面、种类、角度，档案学从一门学科发展为以档案学为中心的一个学科群体。自档案学诞生以来，其学科体系始终围绕着档案与社会、档案与利用的关系这两个基本问题而设定。吴宝康先生最早用描述性的语言概括了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档案学是由若干科学课目共同组成的，因此档案学实际上就是这些科学课目的总称。这些科目是：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文书学、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档案文件公布学。”[3]（p88）随着档案活动的开展，档案学不可避免地向其它学科涉足，一些新的科目如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文献鉴辨学、知识管理、档案计算机管理等等逐渐形成。由此，许多学者对档案学学科体系开始了重新设定，出现了“二分法”：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三分法”：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和档案管理技术；[7]（p82）“四分法”：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叙述档案学和辅助档案学，[8]还有些学者提出了“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学者们对档案学科体系的不同划分，成为一些人质疑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理由，即它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暧昧，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范畴和话语体系。从理论上讲，一切对档案工作有利的研究都应纳入档案学研究的范畴，也正因此，档案学者们对档案学科体系有着诸多的划分。我们应该看到，每一种学科体系的设定和划分都是一个历史阶段人们对档案工作和现象认识的产物，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历史阶段性，意味着它必须始终面对来自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持续挑战。现论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要涉足其它学科领域审视档案学问题，随着人们认识的改进，档案学体系的设定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档案学科不断成熟完善的一种标志。德国档案学者赫尔曼.鲁姆叔特尔认为，档案学与其它学科研究领域虽然交叉重叠，但是，档案学的独立性与协同性并不是一对矛盾，来自其他学科的挑战，正是档案学发展的加速器。[9]（p213）事实上，并不独档案学科存在“借用”现象，其它临近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历史学、信息学都存在这一现象，这并未对这些学科的独立学科地位构成致命动摇。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当前的症结集中体现在“不成熟的心理、理论和实践条件，很难使跨学科研究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反而使部分学术成果有悖于跨学科的价值取向。”[10]概而言之，档案学学科体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寻求到一个终极确定的答案，实属困难，正因如此，档案学学科体系不能支撑整个档案学独立的大厦，我们不能妄把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支点归为档案学学科体系。档案学要想赢得尊严，就必须更加关注现实的档案实践问题，回到最真实的档案学之境来。
“应该蕴涵能够”——档案学学科功能
综上，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支点既不取决于档案学学科属性，也不取决于档案学学科体系。那么能够标明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支点究竟是什么？什么才能够支撑起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大厦？换言之，档案学不能被其它学科所替代的决定性要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个决定性要素即是档案学无可替代的学科功能。笔者从“应该蕴涵能够”得出的结论并非是否定档案学学科性质及学科体系的重要性，这些基本概念和问题正是档案学学科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石，笔者此文之意在于凸显档案学科不可被替代的立足点正是档案学学科功能。“‘功能’即指事物的效用和价值，对一定的主体来说，功能是某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应有意义和基本论据所在。因此，对功能、效用、价值的关注，是人们作为主体关注一定客体的着眼点。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即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的功效和可能起的作用。”[11]（p26）那么，档案学的学科功能有哪些？这些功能对社会和人是否有用？对社会档案需求的满足程度如何？笔者认为档案学在档案活动中承担两种学科功能，一是解决人类档案利用难题，二是指导档案实践，二者是档案学必须存在的生命根基。第一，档案学的直接功能：解决人类档案利用难题。档案是人们在日常事务过程中形成的直接记录，对人类有着重要的信息情报价值。面对大量纷繁复杂的档案，如何满足人类的档案利用难题？档案学作为解决人类档案利用的必修课程，其最直接最基础的功能就是向档案工作者传承档案学基本理论知识及其蕴含的档案文化理念。指导人们解决档案利用难题，档案教学改革也必须能够体现出档案学的这一直接功能。在信息知识社会的今天，档案工作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职业”，更是一种“专业”，档案工作者的不可替代性正是有赖于档案学解决人类档案利用学科功能的有效发挥。然而反观现实，我们不能忽视档案学在解决人类档案利用的过程中似乎陷入了瓶颈，档案学帮助人们解决档案利用的学科功能并未真正发挥效用，多次档案教学改革成果也不明显。档案学在教学实践中价值弱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重理论轻实践，操作知识过少，部分理论滞后或超前于档案实践，尤其是一些社会因素、政策因素等并未给档案学直接学科功能的发挥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档案学直接功能的实现。第二，档案学的间接功能：指导档案实践。社会对档案学的歧视以及很多档案人不自信的很大原因在于档案学面对档案实践应用的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大大弱化了。也就是说，档案学危机的终极根源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冲突。档案学不能对档案实践有效指导，人们就有充分理由对其提出质疑。我们必须注意到，档案学者深思熟虑的理论成果多被实践者束之高阁，而实践者面对工作中的难题依旧束手无策。“理论脱离实践”成为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完全脱离实践的档案理论不仅很难保证其正确性、科学性，也不具备任何实际价值，由此形成的理论只能是经院派理论，没有实现的土壤，因此，档案理论必须源于实践。可以说，创建档案学理论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档案实践服务。虽然档案理论必须源于实践、指导实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档案理论可以直接用于实践。指导档案实践的功能，更多的是以“间接”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说，并非是直接的、具体的档案学理论才能指导实践，恰恰是概括性和普遍性的档案学理论更能指导实践。从各学科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学科理论并不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提供一种思维意识和观点，使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具有正确的观念。至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是理论的能力所及。具体到档案学来说，它不可能仅以档案实践中的具体情境为研究对象，因为适用于指导某种档案情境下的理论，必然会脱离另外情境及其它档案实践者的需要，这也违背了理论所固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本质。过于具体的档案学理论构建“往往偏重于档案实践，从而失去了主体意识和学科自身的特点，失去了档案学的学术尊严”[12]。档案学的教学改革不能过于强调操作技能实践，不利于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当下，我们的档案学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很大原因不在于理论性过强，过于抽象，而恰恰在于它的理论性过差，概括性不强，不能真正发挥深化认识，指导档案实践的功能,从而动摇了档案学的学科地位。
本文作者：张江珊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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