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应用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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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公共管理人才培养问题

一、公共管理学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综合素质不高

调查发现，公共管理学科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不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思维模式僵化和沟通能力欠缺。对于公共部门这样一个与社会大众紧密联系，处理公众日常生活和紧急事件的特殊组织，思维灵活和善于与人交流是必备的素养。现在的时代瞬息万变，知识、信息、技术都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相应的现在的大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在增加，他们是积极、思想前卫和个性化的一代人，但是在思维方面却处处受限制。在中国大学的教育下，很多学生慢慢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因此在应对突发事件或推进改革过程中，往往循规蹈矩，使得办事效率持续低下，难以突破创新。调查数据显示，有33.27%的学生认为本专业任课教师课堂学生参与度较好，有43.7%的学生认为课堂参与度一般，还有17.65%的认为参与度不好，也就是说有61.35%的学生认为平时课堂上，教师给予的学生自主发挥的空间很少，大多数只是知识的输入，缺乏输出，导致了学生知识功底的浅薄，也就难以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限制了在专业知识交流方面的沟通能力。不仅是学校的教学，由于社会的竞争压力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部分大学生存在学习、工作等各方面的压力，得不到很好的沟通和排解，从而产生了一些心理障碍，自卑、孤独、嫉妒等，不仅对同学不友好，还影响了同学之间的沟通，更不用说提高沟通能力了。

（二）理论与实际脱节

公共管理在中国是新兴的学科领域，借鉴国外的学术理论以及管理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在此过程中需结合我国的政治和发展现状，传授学生的是能应用于我们现在所处社会环境的知识，而不是一味的照搬和模仿。没有中国特色，不利于学生对我国的实际公共服务的理解以及对相关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图书资料没有中国特色，现在的教学普遍缺乏实践应用，调查显示，78.99%的大学生认为本专业的课程结构设置偏理论性，只有14.29%的学生认为课程设置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说明公共管理教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相脱节，导致学生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不能学有所用。虽然也有一些高校设置了相应的实践教学课程，但由于教师本身大都对于公共管理的实践教学缺乏经验，很少有老师实地参加过公共部门的事务和培训，所以实践教学只是触及表面，不能深入。在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专业实验教学中的实验效果一般，相对应的选择实验数目一般和较少的学生占大部分。数据显示了两个问题：其一，实验效果一般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学校设置的实验项目数目不多；其二，实验教学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应使其成为锻炼学生技能的有效途径，而不是束缚学生的应用能力。

（三）公共部门人才职业化进程缓慢

访谈过程中，我们同样发现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在对待实习生的看法以及对新进的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存在不了解、不信任现象。弗莱德里克.C.毛舍（Frederick.C.Mosher）认为，为保证公务员的职业能力，在竞争考试中，不应该仅仅注重以学术知识为基础的学究式的或作文格式的训练，更要把考试与即将从事的工作要求联系起来，并且考录过程要严格按程序进行。现阶段是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初级阶段，需要一批观念新、业务精、作风实的职业公务员来推进政府的转变。但现在的大部分面向公共部门的大学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基本不具备公务员所需的技能，部分大学生甚至不了解什么是公务员所应有的技能。

二、公共管理学科人才培养的五个转变

（一）从培养行政官员向培养更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倾向于主动培养适应现实需要的公共管理人才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八大报告又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执政党的要求。可见，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服务”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另外，从长远来看，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由单一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将逐渐被由政府向“第三部门”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取代。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以培养行政官员为目标的传统模式必将被社会所淘汰。根据英国“管理主义”的前提假设：私人部门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在公共部门同样适用，为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需要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企业家，由于受到效益条件的约束，必须通过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创新科学技术生产方式、效率，完善售后服务，从而获取更大利润。而面向公共部门培养的人才也同样如此，应及时转变原有行政观念，切实做到为公众服务，并通过不断改善管理模式，做到创新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模式，以求更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从传统方法转向现代化科学方法综合应用，更多关注信息技术和其他应用技术与通用技能

传统的办公模式、办公流程、信息沟通渠道等方面注定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步被现代化的更加科学高效的方法所取代。公共部门，由于庞大的基层组织更多涉及的是政策实施与落实层面，故转为以更为务实、高效的现代化应用技术教学模式是实际情况所必需的。BTEC（英国商业和技术委员会）曾对“通用技能”进行了明确界定，即“通用技能”是包括自我管理和开发、与别人一起工作、沟通、管理目标和解决问题、应用计算、应用技术、应用设计、创造在内的技能。因此，更多相关的实践技能性技术教学，有助于学生在实际工作中更加高效的进行信息处理工作，快速整合有效信息。通过推广电子政务等信息平台，大力提高办事效率、减少行政办公的无损消耗，以便让公共服务质量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从社会科学为主转向以管理学和经济学为主，更多地将战略管理、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信息管理、财务管理、决策科学等作为专业骨干课程

在公共管理类专业技能导向越来越明显的前提下，学科基础也更倾向于管理学和经济学。面向公共部门培养的人才，其日后的管理方式、管理思想、管理决策，都将在很大层面上影响当地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与水平。所以，以管理学和经济学为主能更好地让学生在更深的层面认识到经济发展水平与管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有助于其在置身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时能有一个更加长远、科学的眼光，以便更好更科学的为公众服务。

（四）从政策理论导向转向政策实践导向，更着重于传授公共政策实施的管理和评估方法

传统的政策理论导向，由于过度重视理论提出与理论建设，反而陷入了过于理论化难以依据社会现实情况来推广的尴尬境地。转向政策实践导向，更注重未来公共管理者所需要的技能、实际公共管理的活动过程及其所需各种实用技术(如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教育，增加更多走近社会、深入实践的机会，则将更有利于公共人才的培养，有助于其在实际工作中更好的开展落实相关工作。在面向公共部门大学生培养教学过程中，案例分析必将处于核心地位。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实地调研、实习和计算机模拟等。目前，在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教育中，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灵活的教学模块和跨专业的联合或荣誉学位，已经构成其区别于传统公共行政教育的鲜明特色，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国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未来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学生。

（五）从教师知识为中心的单向式教学转向以学生和问题

为中心的双向沟通式教学，强化学生的管理思维运用伴随专业基础和课程设置的转型，公共管理教学方法也将有明显不同。快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对学生学习能力，还有各方面综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教师为中心的单向式教学在现代教学中也已渐显疲态，力不从心。而“以学生为中心”，即将讲台让给学生，增强课堂互动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翁。将成长成才的选择权交给学生，教师辅以正确的引导，赋予学生学习自由。“以问题为中心”则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例如学生在分组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锻炼了分析问题能力的同时，还可通过管理协调好自己所在的团队组织，学会如何正确调动大家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以更加快速有效的方法处理问题。

作者：袁文艺吴逸云潘泉霖单位：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第二篇：公共管理中会议效能技巧

一、会议准备

（1）把握会议的时间安排技巧。召开和结束的日期、召开的时间、提前多少天发会议通知和报名报名、日程安排等。

（2）考虑参加者的范围、人数及名单分配。出席、列席的人数应有比较精确的计算，会议开到哪一级，哪些单位派什么人出席，需什么人列席，关键人物落到实处。

（3）根据会议的性质和人数多少选定场地。会址通常选择本单位会议室、培训中心等举行。大型会议设主会场、分会场、休息室。会场服务包括摄影、茶水、引领、签到、分发等。通常1个小时以内的会议不提供茶水，以防与会者分心。

（4）不同类型的会议，会场的规格和布局也不同。会议室没有外部干扰和噪音，空气流通，温度控制适当，便于更好的思考和倾听。灯光和音响与会议气氛相一致，不同气氛灯和麦克类型不同。鲜花、绿化、台布、主席台背景、窗帘等的色彩能渲染和烘托气氛，调节与会者的情绪。会标通常都以红布横幅作底衬，每一个字的规格，根据主席台的台口宽度和会议名称的字数确定。多媒体屏幕和板书设备的底部与地面的距离应该不少于1.22米。签到处或登记处设在较宽敞的大厅较易进入会议室的区域，登记桌应有空间存放资料袋、填表格，咨询服务人员回答问题或提供帮助，当与会者全部进入会场后，迅速统计出出席、列席和缺席人数，报告主持人。主席台满座安排，不可空缺并摆放座位牌。

（5）资料准备包括方案、计划、报告、讲话稿、纪要、议程表、通讯录等。重要方案、征求意见稿等需事前分发，提醒大家酝酿，便于会议开得紧凑，讨论得彻底。

（6）会前检查。重要的会议会前要反复检查落实各个细节，有时领导人要听取筹备情况汇报和现场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甚至准备应急方案。

二、会议类型

会议类型指某种会议在形式、内容或性质上区别于其他会议的特性。按照各类会议会场的大小、形状、会议的需要形式主席式、环绕式等。各类会场形式的适用类型、优缺点和座次安排各有不同。圆形会场的优点是便于坦诚交谈、互动效果好，缺点是参加人数少，淡化核心人物，适用于充分研讨、广泛征求意见的民主会议。长方形会场的最为普遍，人数约为15至20人，当相向而坐时，适用于宾主双方的研讨、座谈与会晤，当主持人坐一端、其他会与者就近分坐两侧时，适用于贯彻落实、安排部署、紧急处理突发事件的会议，这类会议一般等级性和严肃性较强。方形会议室，因四周相距较远、不便沟通,易于产生创新的观点，适用于参加人数较多、需畅所欲言的座谈会。U、V桥形会议室方便与主持人互动，适用于需黑板或银幕板书的业务交流会，主席式会场的特点为权威而庄重，适用于群众大会、视频会和工作报告。品字形会场便于分组讨论，有利于进行头脑风暴，以小团队带动大团队，适用于多人参加的联欢会、分组研讨等。

三、会议效率

提高会议效能，除了充足的会议准备和适宜会议类型的会场安排，还应在会议进行中善于调控影响会议效率的诸多因素，如应对会议干扰、严明会议规范、及时总结跟进。其中，驾驭会议的技巧和把控会议中常现的干扰对提升会议效能最为重要。

（一）干扰应对技巧影响会议效率的几种干扰现象通常为沉默冷场、跑题、开小会、冲突挑刺和团队误区，会议主持人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加以引导和控制。

1.会议沉默冷场是一种常见现象，原因比较复杂。可能因为与会者不经常参会、不习惯或害怕当众讲话，怕被别人笑话；有的人因会议形成了气氛一边倒，怕自己孤立。担心言多必失，怕出风头、惹是非，免开尊口等。应对沉默，主持人尽量创造一种宽松的、平等、民主的讨论问题的气氛，使人放下思想包袱，增强参与意识，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会议讨论中来。

2.会中跑题现象与冷场恰恰相反，属于热烈过火。不能简单粗暴的制止，否则影响情绪和气氛，导致另一个极端――冷场。应礼貌面对，简短小结，重申会议目的，强调时间压力，建议讲其他议题或其他人讲。

3.应对干扰。会中会出现少数电话、短信、瞌睡、看报、耳机、以笔敲桌，背对发言者，故意看别处、开小差等干扰，解决办法为提前要求，强调纪律；议程紧凑，使与会者集中精力讨论问题；使议题与与会人具有更加直接的相关性。

4.团队误区包括与会者都不表态时的“社会性懈怠”、会中意见一边倒情况的“团体思维从众”、团体讨论后结论更极端的“团体思维极化”。可请权威性的人员参会，并运用一些科学决策方法。

5.冲突是会议的必然产物。冲突太多，会造成会议混乱无序、不合作和分裂。冲突太少，会使会议反应迟缓，缺少创新。建设性的冲突是实现会议目的的必要条件。要实现良好的会议冲突管理，就是要激励有益的建设性冲突、抑制破坏性冲突

（二）组织驾驭技巧

组织“信息通报”类型的传达贯彻落实会，应高效严谨、言简意赅、图文并茂、注重现场反馈困难和疑惑。组织研讨、座谈和征求意见类型的会议，主持人务必谦恭慎听，引而不发，使与会者思想放开、问题摆开、难题解开，隐己见、寻新观点、创意。组织决策类型的会议，与会者应事先沟通、消化矛盾，提升凝聚力。先阐明目的、提出议题，将问题排序，寻求方案、预测对策、逐一归纳、达成共识。

四、会议角色

会议中，与会议效能相关的角色为主持人、与会者和记录者。

1.主持人是决定会议成功与否的关键性人物，应处理好主持人的开场、结束、提问及处理矛盾的技巧。主持人应选择好开场时机，并在简短的开场白和，准时宣布开始，介绍程序要规范、称呼要准确得体，不能错或遗漏。主持人的结束语应与开场白呼应、一致，可以简明扼要地总结评价会议情况，强调会议意义，也可动员号召会后贯彻会议主旨或弘扬活动精神，在表达对有关各方的感谢之后郑重宣布会议结束。主持人可通过开放式、清单式、假设式、重复式、确认式、封闭式、追问式、棱镜式、广播式、闭环式等巧妙合适的提问方式引导与会者向讨论的主题进行。主持人应具备驾驭会场氛围、控制议程、把握节奏、穿针引线、拾遗补缺的能力。主持人作为会议的引导者，可引而不发，忌讳向双方之一表示赞同，另一方肯定不满意或认为双方都有错误，指出两者各自存在的问

2.与会者应遵守会议守则和责任。会前充分准备；会中全情投入，积极思考，以解决问题为己任；开放的心态，摒除部门之见；勇于发言，言之有物，贡献自己的创意与意见，会后及时总结与消化会议要旨。

3.记录者应掌握会议记录的格式规范、内容要求和记录技巧。内容要求包括名称目标、时间、地点、支持人、出席人、列席人、缺席人、记录人。记录的主体包括主持人启示性的讲话、主持人以外的其他领导和一般与会者的发言；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以及会议主持人、其他领导对会议所做的总结。会议记录者要求具备较强的记忆力、倾听力和总结力。

作者：张茹单位：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第三篇：社会理论下公共管理的反思

一、风险社会理论面向作为一种分析框架

在探讨风险社会理论时，最好能把它放进更广阔的视野即放在“风险”研究的演进范畴中去考察，这样就容易以整体、动态的理路更好地把握风险社会理论的本质。从概念考古学角度讲，一直到16世纪以后，才出现风险概念。风险最早有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转向了时间方面，指称各种不确定的情况。严格地讲，在“风险”研究范畴中，除了保险等领域中用于风险分析的纯技术方法外，还形成了德伯拉•勒普顿（Deborahlupton）总结的三种风险范式：以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和拉什等人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认为风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释，风险是一种文化现象；以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制度主义理论，是风险理论的最早倡导者，他们主张在风险社会理论中，要强调制度性和规范性；艾瓦尔德（Ewald）等人借助福柯的理论提出的公共管理范式农业社会天灾（主导）管理行政工业社会外部风险（主导）善后工业社会治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主导）统治行政服务行政社会形态风险类型“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理论［2］2。从中不难看出，上述三种风险范式基于各自独特的视角分别刻画了对风险的理解。就风险社会理论而言，作为一个概念框架，最早是在1986年由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教授提出来的，随后该理论逐渐“生根”，成为理论焦点。从总体上看，对风险社会理论范畴作多面向的探讨中，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和斯科特•拉什（ScottLash）三人颇具代表性。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程度”［3］。在他看来，风险社会已成为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境遇。吉登斯探讨的焦点是制度带来的风险，他认为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和军事极权主义，都可能带来严重的风险。在后来的著作中，吉登斯干脆宣称：“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4］拉什从文化角度解读了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他认为，不能仅仅从自然风险来判断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是否有所增加，而主要应该看到社会结构所面临的风险。风险并没有实际增加，而是我们所觉察到的、被意识到的风险都增多和加剧了［5］。综上所述，在这些探讨中，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区分了“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他的这种分类很深刻，启发意义颇大。他从社会发展变迁的角度关注了风险的转型，他指出，在工业社会以及直到今天，人类担心的都是来自外部的风险，但是在最近我们更多地担心后者这种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取代“外部风险”占主要地位［2］27。另外，美国学者卡森帕森（RogerE.Kasperson）等人提出的风险社会放大框架（SARF）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意图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定向，同时也旨在提供一种改进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政策工具”［6］。抽象地讲，关于风险社会的概念，学界说法不

一，总体上看，可归纳出三种理解方式：一是以劳（C.Lau）为代表的“新风险”现实主义理论，二是以范•普里特维茨（VonPrittwitz）为代表的“灾难悖论”以及拉什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三是以贝克、吉登斯等学者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理论。需要说明的是，风险社会的图景更多的是在制度层面对公共管理范式造成冲击，因此，本文着重从制度主义的面向来探讨风险社会与公共管理范式的互动关系。为了便于论述和行文，对风险的分类，本文拟采用吉登斯的分类标准。只不过本文在时间序列上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具体是：农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天灾”，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外部风险”；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则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见图1。风险具有属人性和人为性特征，其中，“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它是风险社会的标志。由于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所以，人类更容易陷入风险困境中。

二、风险社会视野下公共管理范式演进

困境的历史考察就社会形态的演进而言，人类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现在正迈入后工业社会。从公共管理范式嬗变的角度而言，则分别经历了统治行政范式和管理行政范式，如今在迈向后工业社会的征途中，面临风险社会的强烈冲击，管理行政范式则“一筹莫展”。

（一）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范式”与“天灾”

在我国农业社会，人类面临的风险和危险性主要来自于人的生老、饥饿、疼痛和天灾方面，尤其是旱涝灾害等方面。在生产力比较低的实际图景中，经济十分短缺，天灾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此，人们常常习惯于对风险与灾害作出一些超自然的解释，因而往往会通过一些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如，在秦汉时期“秦汉政府主要通过帝王自责、祈祷、厌胜等制度来与自然博弈”。很明显，面对天灾这样的风险，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范式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全其地位和皇权，以及迫于儒家灾异学说的巨大压力，这在两汉时期表现得相当突出和最为典型”。其实，天灾也是外部风险范畴之一。相对于吉登斯所言的“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来说，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匮乏，是更谈不上“现代性”所涉及的风险，因此，就天灾和所谓的“人祸”（即当时的知识运用所造成的风险）来讲，毫无疑问，前者占据主导地位。可以看出，统治行政范式必须对天灾这样的外部风险作出及时回应，才能更好地展示其“治理的艺术”。

（二）工业社会的“管理行政范式”与“外部风险”

到了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家或政府逐渐有经济实力对外部风险进行规避，这时期的管理行政范式基于官僚制效率的优势得到明显的张扬。从历史追溯的角度讲，为了应对工业社会外部风险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最早主要通过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其核心）的建立和调整来回应外部风险的冲击。早在1872年，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瓦格纳（AdolphHenriWagner）等经济学家就创立了德国社会政策学会，随后德国政府在救济、住房、保险和劳工等政策层面进行了积极探索。1936年，凯恩斯（J.M.Keynes）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此外福利经济学和贝弗利奇（WilliamBeveridge）报告为西方国家纷纷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普遍福利”政策取向对公众规避风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从总体上讲，这个阶段基于法制“硬核”的管理行政范式主要通过提升社会保障的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和内容来迎击外部风险的挑战。应该说，其治理绩效是比较明显的，公众受益，整个人类的社会治理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是到了工业社会后期，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福利危机”的出现，传统的管理行政范式的“脆弱性”得到明显的呈现。

（三）后工业社会与高风险社会的复杂交织与呈现出管理行政的“无能”

面对高风险的猛烈挑战，传统的管理行政范式难以有效应对，那么管理行政范式该如何转型？下面首先分析管理行政范式下福利危机的成因。严格讲，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福利国家危机开始出现，从呈现的内容上看，主要是社会保障开支过大、政府财政负担沉重，经费面临困境；削减福利开支与保护既得的福利权利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保障的管理陷入“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困境。这些“福利病”的出现，引发对社会保障的反思和再造。其实，“福利国家是在应对外部风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保险体系……福利国家建立初时的社会条件已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在现今认为不确定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建立在外部风险基础上的福利制度开始瓦解”。同时，在后工业社会，风险已发生了本质变化的图景中，各种类型的新风险层出不穷，可以说，“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已经取代“外部风险”而占据主导地位。福利国家僵硬的制度设计和相关政策工具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而难以解决“被制造出来的风险”，问题愈发严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风险社会的生成机制。因此，福利国家面临的问题不应该被视为财政危机（也不是西方社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比以往更为激烈的结果），而是风险管理的危机。此外，在目前这个特殊时代，虚拟社会、开放社会、风险社会和多元社会“交相辉映”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质。各种风险（包括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往往会通过各种异质要素的多轮驱动效应，如各种放大站的作用，往往有放大可能的危险，就如同“风险社会放大框架（SARF）”所揭示的那样。可见，复杂交织的风险图景呼唤着管理行政范式的全面转型。

三、风险社会中公共管理范式转变的思考

毋庸讳言，我国已经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多重面向复杂交织的图式中，传统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诡异”碰撞带来的风险考验，中国社会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的过程中，正如贝克教授所言的，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压缩饼干”式的历程，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高度风险。风险社会的到来，也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后工业化条件下，费勒尔•海迪分析道“：有关后工业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的这些预言，撇开它们的细节不谈，其共同的就是变迁已经有序地开始进行。这个变迁过程正在把现代化的发达和工业化带入一个就像它们早期所面临的创伤和分裂那样的时期，它们都具有同样的不确定性结果。”张康之教授同样强调指出“：总的说来，我们处于其中的这一后工业化进程，表现为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的增长……人们日益感受到，组织活动开始处于一个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中了……”而这种爆发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往往使风险责任主体无法确定，会使一些个别事件经常演变成公共危机事件。“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具有多发性、复合型、易受伤害性、利益关联性、跨时空性等特征，给人们治理风险也带来了巨大挑战。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是管制、控制模式，而控制的思维容易让人产生极端行为，凡是遇到问题，就试图用控制的不确定性应对不确定变量，由于中国社会缺乏成熟的市场和公民社会，更容易陷入全面控制的僵局。因此，传统政府治理方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效，具体表现为：政府的低效率，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政府的寻租行为，行政权力市场化，机构膨胀与权力异化，政府的决策失误和政府行为的短期化，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大量存在等等，因此，实际的公共管理生态图景是非常复杂的。对此，基于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行政范式必须向服务行政范式全面转型，才能走出风险社会的“泥潭”。

所谓服务行政就是指“在公共管理中，控制关系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日益生成的服务关系，管理主体是服务者，而管理客体是服务的接受者。所以，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管理关系，在这种管理关系的基础上必然造就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说，服务行政范式是对管理行政范式的超越。管理行政急需变革之道，正如黄健荣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建设我国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型政府需要在八个方面不懈努力：必须转变观念（以人为本）、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强化和优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加快法治建设、加强对政府的美德教育、必须建构政府问责制、必须以“善治”的理念促进合作共治。面对高风险社会的挑战，其实官僚制已变得“束手无策”，存在着致命弊端，难以适应时代需要，呼吁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型。当代社会发展为社会领域相互差异性，去中心化，分散性与多元性。政府必须意识到风险社会是公共管理新的课题。有学者提出，服务行政范式的内核是建立合作型政府信任，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所包含的实质性因素就是伦理精神，它的社会实现过程将是人类社会的伦理化回归，也将实现社会信任关系与政府信任关系的融合。服务行政是一种主体多元化、管理合作化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服务行政范式意味着政府善于调动蕴藏在社会中的巨大积极性，从社会中获取了权力或力量，促使公民能够认同共同体的法律并履行必要的义务。同样，也意味着治理者本身即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能够切实遵循社会契约所规定的条件，以保障公共权力规范运行，促进公共利益增长和公共意志表达，这样才能提高政府的合法性。总之，风险管理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服务行政范式取代管理行政范式才能走出风险社会的困境，这种公共管理的范式不再是政府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发号施令式的治理，而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良性合作，政府在合作治理过程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才能发挥善治的更大功效。只有正确认识政府行为的服务性质，才能促成中国政府治理的良好局面，政府自身自觉地按照后工业化的要求而率先实现变革，才能成为自觉领导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为此，政府要依法行政，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注重公共服务，为公民社会成长提供良好法律环境，明确规定政府职能的方式和程序，逐步迈向制度化、理性化、法治化的道路，实现有效治理。

作者：傅红冬吴长剑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第四篇：公共管理下的社区防范研究

一、引言

(一)街角社会

从“街角社会”的本质来看，就是“街角青年”社会流动欲求在正常途径无法实现后的畸形社会化结果，而这种社会一旦形成，就有了与主流社会一样的游戏规则、权威认可和结构稳定性，从而导致“街角青年”对“街角社会”的行为依赖和心理认同，最终导致“街角青年”对其街角身份的忠诚和对所处街角社会的忠诚。在这个相对稳定的街角社会中，街角成员经常认为自己被主流社会抛弃，因此，在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着失落感和压抑感，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取主流社会的认可，只好放弃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采取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发泄内心的不满和愤怒，与主流社会相抗衡。不务正业、小偷小盗、惹是生非、暴躁怪僻等亚文化群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就是他们典型的对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抵制。这与我们当前正在构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相悖。因此，帮助街角青年顺利回归社会主流群体，防止街角社会的形成是当务之急。

(二)公共管理视角下街角青年的社区防范

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我们都要面临诸如公共安全、教育等这样或那样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在不断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在滋生新的社会问题。公共管理就是公共组织的一种职能，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试图缓解和解决属于公共管理机构职责范围内的社会问题诸如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等。街角青年、街角社会是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和组织，它们的形成离不开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责范围。因此，本文从公共管理这个角度对街角青年的形成和回归进行分析，对政府管理社会事务方式进行一点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出现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反映出政府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对履行政府管理职责的理念、方式以及管理过程的控制等作出新的选择。从管理理念方面看，政府由过去单纯注重效率转变为发展效率与社会公正、平等并重。从管理方式上看，新公共管理意味着打破传统的由政府垄断的管理方式，在行政体系内部以及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并把管理主体扩大到非政府公共组织领域，运用多种方式调动更多的公共组织参与公共管理与服务、探索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合作途径。从管理过程上看，由过去更多地关注管理过程转变为注重管理结果。对街角青年的社区防范是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具体表现，可以通过居委会、学校、社区居民和社会志愿者共同完成。从这个角度来看，社区居民和社会志愿者也成了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被试选取说明

笔者从2012年10月开始，历时1年对南昌市京东小区、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进行了相关调研。南昌市京东小区属于安居工程，居住的人员多是外来务工者，情况比较复杂。武汉百步亭社区是获得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唯一社区，社区治安环境和人文环境都非常好，小区自建成以来，就把关注青少年成长作为社区日常管理工作的重点，小区内没有一个失学少年，没有发生过一起青少年违法犯罪事件。参与本次访谈的人员是来自于这两个小区的常住人口，共计41人。其中，南昌京东小区教师3人、学生家长5人、青少年8人;武汉百步亭社区家长6人、青少年13人、教师3人、工作人员3人。按访谈对象分类，接受访谈的教师6人，占调查人数的14．63%;学生家长11人，占调查人数的26．82%;社区工作人员共计3人，均为女性，占调查人数的7．3%;青少年21人，占调查人数的51．21%，最大年龄17岁、最小年龄11岁，普通学生10人、问题学生3人、失学少年8人。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方法以访谈法为主，通过事先编制的访谈提纲，课题组成员与受访者进行深入交谈，了解街角青年的生存状态。和预先设想的一样，“街角青年”平时生活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所以课题组成员将访谈对象面扩大，涉及社区工作人员、教师、家长和学生，通过与他们的访谈，了解未成年人、问题学生以及街角青年的生存状态;同时，在上述人员的帮助下，有针对性地寻找了8名愿意配合接受访谈的街角青年。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街角青年的特征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两个小区的街角青年人数不多，还没有形成小帮派，在社区中不是以“群”的方式出现，经常是一人或者两三人出行。

1．异样的装束和行为举止。他们的着装异样，有的马虎邋遢，有的花哨暴露;他们无视社会公德的存在，脏话连篇、不懂礼貌、喜欢恶作剧;他们不务正业，整日“沉迷娱乐场所”。

2．亚犯罪的行为倾向。亚犯罪是指处于犯罪边缘的行为或具有犯罪倾向的行为。街角青年很多行为都带有明显的亚犯罪特征，他们远离学校，缺乏老师和家长的管教，无法求学，无法工作，于是大部分时间流连于网吧、台球室和游戏厅，他们经常会做一些带有反社会倾向的事情，诸如打架斗殴、侮辱他人、观看不健康的音像制品和读物等。这些不良行为虽没有严重干扰社会秩序，但已经是犯罪的前兆，很容易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3．成员构成日趋低龄化。调查中，笔者发现街角青年主要是由无法升学的学生、辍学学生和社会待业青年构成，其中待业青年在街角青年群体中处于中心地位，他们与学校中的部分问题学生保持密切联系，从而使得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也加入该群体，导致街角青年成员日趋低龄化。

(二)街角青年形成的原因

1．不当的家庭教育。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是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美国学者格鲁克夫妇在1950年的研究中发现，家长对孩子的管教方法不科学是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家长对孩子的管教反复无常或放任自流，或过分宠爱，或过分严格近于暴力，易引起孩子对家庭的恐惧与对立，会使青少年的犯罪率提高。在受访的青少年中，89%认同这一观点。其中有一位街角少年这样说道:“我多么希望自己的家是一个充满关爱的地方，有关心疼爱我的父母，在我成功时为我庆祝，在我失败时鼓励我，当我犯错时，耐心教导我，尤其不要在朋友和亲戚的面前骂我、数落我。小时候的我，也是很听话、很乖巧的，可是父母对我很严格，稍有错误，就对我拳脚相加，我开始叛逆，成绩越来越差，老师和同学们开始疏远我，我不爱上学，开始旷课，之后，我就整天游走于大街小巷，结识一些和我处境差不多的朋友。”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家庭教育的反思。

2．不良的社区环境。社区是青少年生活成长的又一重要阵地，人的一天中有大部分时间在社区中度过，因此，良好的社区环境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在单位制时代的社区中，由于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彼此相互熟悉，加之对社区生活环境、社区活动的认同感基本一致，比较容易形成良好的社区人文环境，在类似这样的社区，没有发现街角青年;相反，在一些新型社区中，社区居民都是来自于不同职业、不同地方的陌生家庭，他们彼此之间很少来往，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加之社区管理的不到位，极易导致社区环境差、治安乱等问题，在类似这样的社区中，发现了街角青年。南昌市京东小区一位街角青年(17岁)说:“以前，我在班上成绩不太好，不喜欢学习，放学后总在外面玩，后来发现在家附近开了一个网吧，于是我成为那里的常客，在那里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2个是被学校开除的。我们经常一起上网，后来，我开始旷课，整天呆在网吧里，网吧老板从来也不过问我们为什么不去上学。上网需要钱，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就会去敲诈小学生，后来我们被抓了。”

3．边缘化的学校教育。受访者中86%的青少年学生认为，问题学生的产生与学校只重视应试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学校在教育教学中存在违背教育规律、重智轻德、重文轻体等现象，单纯重视智力教育，忽视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升学率成为评价一所学校好坏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升学压力面前，学校只注重分数，教师只注重品学兼优的同学，对于调皮捣蛋的同学置之不理，甚至把一些所谓“无可救药”的问题学生推向社会。这些学生由于过早离开学校、没有掌握必要的生存技能，容身之所也就只剩下狭窄的“街角”了;还有一些学校在违纪处分上适用不当，动辄开除学籍，导致这些学生被学校排斥，被身边的同学看不起，于是他们感到孤独，开始流向社会，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荡，极易被不良群体接纳，成为街角青年“后备军”。

四、街角青年社区防范对策

(一)以家庭教育为重点，构建街角青年期防范机制

家庭是青少年生活的主要场所，家庭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社区应当充分关注社区内的家庭教育，把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作为社区教育的重要工作来抓。一方面，可以在社区内举办“家长学校”，聘请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家，向家长们讲授如何教育孩子、如何与孩子沟通等相关知识，并现场回答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遇到的问题，让家长意识到:正确的家庭教育有利于帮助青少年走好人生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社区现有的资源，聘请社区内外的志愿者定期开展婚姻家庭心理辅导及法律咨询援助，帮助解决家庭中存在的问题。在青少年集中的假期开展诸如家庭夏令营、亲子互动游戏、家庭拓展训练等活动，构建帮教街角青年的早期防范机制。只有营造和谐的家教环境，才能使那些可能沦入“街角”或者已经沦入“街角”的青少年重新燃起对家的渴望，从情感上远离“街角”，回归家庭。

(二)以学校教育为依托，构建街角青年期预警机制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比，在教育场所、教育途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教育目标却完全一致，都是为了让青少年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如果能把学校施教时的目的性、计划性、系统性与家长施教时情感的感染性、针对性和早期性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就能够有效预防街角青年的形成。一方面，学校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学生，尤其关注不良学生的教育问题，避免带着有色眼镜对学生进行好中差分类。在强化文化教育的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不能把他们简单推向社会，任其成为街角青年的后备军;另一方面，学校要利用教学资源，积极配合家庭和社区做好街角青年的帮教工作，要支持社区、面向社区，以向社区开放、服务社区、为社区学校提供师资等方式，将学校的教育资源向社区延伸，服务于青少年的成长、成才。

(三)以社区为载体，构建街角青年中期矫正机制

街角青年逃避家庭、远离学校，社区成了他们生存和立足的基本场所。社区要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整合起来，构建帮教街角青年的中期矫正机制，充分发挥社区的育人功能。社区应当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针对街角青年开展工作，利用居委会、文化教育、公共事业以及其他相关资源，及时了解街角青年的情况，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心理和生理辅导，使其回归健全人格。社区可以与学校、家庭开展多样化的合作，在社区内开办“街角之家”为街角青年提供服务，为失学、街头流浪、有不良行为、家居环境不适合他们成长的青少年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生活的居所。由专门从事青少年工作的社会工作者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进行小组分类，依靠现有的社区资源和学校资源对他们集中开展个案辅导和小组辅导，为他们提供服务，帮助他们融入社会，鼓励他们参加对身心发展有帮助的各项活动，并且有计划和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训练，鼓励他们从认识社区开始，参与社区发展，培育他们成为协助社区发展的一股正面力量，降低他们变成社会发展负面力量的可能性，尽可能让他们重返校园。

(四)以社会为依托，构建街角青年终极关爱机制

在以社区为载体的帮教下，街角青年顺利回归主流社会后，社会应当给予街角青年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将保护街角青年的合法权益作为一种道德责任来倡导，坚决排除任何形式的主观偏见;政府应当更加公平地看待街角青年，尽可能发挥制度救济和制度供给作用，及时总结帮教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激励和引导全社会来关注、关爱街角青年，为回归的街角青年提供公平的生存环境，在思想上教，在学习上帮，在生活上扶，让街角青年找到对主流社会的归属感;不能站在“主流”的立场一味排斥和指斥他们，如果总是带着有色眼镜，这些刚回归或即将回归的街角青年就很可能又重新回归“街角”，并在以前心理沉淀的基础上，进一步由“灰色”走向“黑色”。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社会志愿者的帮教作用，充分利用社会优质资源，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对街角青年的帮扶工作，采取心理讲座、个案化辅导、开展法制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帮教活动，帮助街角青年走出心灵的隐晦，重塑自信，回归主流社会。街角青年的形成与家庭教育弱化、学校教育盲目追求升学率、社会控制能力下降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建立街角青年早期防范机制、初期预警机制、中期矫正机制和终极关爱机制，对于减少街角青年的形成以及帮助街角青年回归主流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陈嫡刘清林单位：江西科技学院思政部讲师江西科技学院思政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