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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是以管理开发国家档案信息资源为手段,为国家各项事业和社会各界服务为宗旨的一项国家规模的事业。其内容包括:档案法制建设、档案行政管理、档案管理、档案教育、档案科技、档案宣传、档案外事、档案中介服务等。我市档案事业经过历届市领导的重视支持,以及全体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已经逐步发展起来,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7年12月经省档案局考核验收,市档案馆目标管理达二级标准,2000年被台州市人事局、台州市档案局评为全市档案系统先进集体。纵向比较是进步了,但发展缓慢,这与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不相适应,与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对档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相脱节;另一方面,与周边县市横向比较,某些方面我们也承认差距。这不得不引起档案工作者的深深思考与探讨。
一、现状分析
临海市有5个街道、14个镇、1053个村、22个社区、110万人口,有1315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临海市档案局(馆)目前是“两科两室”设置,即业务指导法制科、管理利用科、办公室和值班室,全局12名工作人员,其中6名是中层以上干部。档案馆总建筑面积600平方米,档案库房建筑面积450平方米,馆内藏有文书档案、科技档案(数量不多)、专门档案、人物档案。其中专门档案有会计、人口普查、工业普查、土地、房产所有权存根、山林定权发证存根等14种。馆藏档案224个,全宗35993卷(其中建国前1425卷,建国后档案34568卷),音像档案18盘(数量少),照片档案2424张,馆藏资料8862册。
从加强我市档案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经过调查了解,目前明显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档案馆库房建筑面积远远不够,造成档案存放数量质量受到限制。二是档案工作行政执法人员缺乏,持证率不高,全局只有2位同志持有行政执法证。三是档案工作管理人员年龄偏大,专业技术人员青黄不接,30岁左右档案技术科研人才引进不够,这对今后我市档案事业发展很不利。四是档案信息化工作步伐缓慢,基层单位办公信息化网络人员和办公室文秘人员的档案管理相脱节;对照《浙江省综合档案馆信息化评估标准》,无论是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电子文件档案的归档管理,远远不符合要求,目前,全局电脑只配备4台。五是有的单位档案工作分管领导不明确,档案管理不规范。六是“三农”档案和社区档案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出现无人管理现象。
二、工作对策
档案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的档案工作,正处于从“封闭型”管理到开放式服务,从人治到法治、重保管到重服务、传统管理到现代化管理的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新时期档案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指出:“档案是全党、全国人民各方面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各项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它不仅对深化改革、发展经济、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国民素质有促进作用,而且对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而“管理体制优、基础设施好、信息化程度高、服务功能全”将是现代档案事业体系的基本框架。
广义的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是以管理开发国家档案信息资源为手段,为国家各项事业和社会各界服务为宗旨的一项国家规模的事业。其内容包括:档案法制建设、档案行政管理、档案管理、档案教育、档案科技、档案宣传、档案外事、档案中介服务等。我市档案事业经过历届市领导的重视支持,以及全体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已经逐步发展起来,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7年12月经省档案局考核验收,市档案馆目标管理达二级标准,2000年被台州市人事局、台州市档案局评为全市档案系统先进集体。纵向比较是进步了,但发展缓慢,这与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不相适应,与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对档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相脱节;另一方面,与周边县市横向比较,某些方面我们也承认差距。这不得不引起档案工作者的深深思考与探讨。
一、现状分析
临海市有5个街道、14个镇、1053个村、22个社区、110万人口,有1315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临海市档案局(馆)目前是“两科两室”设置,即业务指导法制科、管理利用科、办公室和值班室,全局12名工作人员,其中6名是中层以上干部。档案馆总建筑面积600平方米,档案库房建筑面积450平方米,馆内藏有文书档案、科技档案(数量不多)、专门档案、人物档案。其中专门档案有会计、人口普查、工业普查、土地、房产所有权存根、山林定权发证存根等14种。馆藏档案224个,全宗35993卷(其中建国前1425卷,建国后档案34568卷),音像档案18盘(数量少),照片档案2424张,馆藏资料8862册。
从加强我市档案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经过调查了解,目前明显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档案馆库房建筑面积远远不够,造成档案存放数量质量受到限制。二是档案工作行政执法人员缺乏,持证率不高,全局只有2位同志持有行政执法证。三是档案工作管理人员年龄偏大,专业技术人员青黄不接,30岁左右档案技术科研人才引进不够,这对今后我市档案事业发展很不利。四是档案信息化工作步伐缓慢,基层单位办公信息化网络人员和办公室文秘人员的档案管理相脱节;对照《浙江省综合档案馆信息化评估标准》,无论是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电子文件档案的归档管理,远远不符合要求,目前,全局电脑只配备4台。五是有的单位档案工作分管领导不明确,档案管理不规范。六是“三农”档案和社区档案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出现无人管理现象。
二、工作对策
档案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的档案工作,正处于从“封闭型”管理到开放式服务,从人治到法治、重保管到重服务、传统管理到现代化管理的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新时期档案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指出:“档案是全党、全国人民各方面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各项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它不仅对深化改革、发展经济、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国民素质有促进作用,而且对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而“管理体制优、基础设施好、信息化程度高、服务功能全”将是现代档案事业体系的基本框架。
宗教虽然是作为一种信仰存在的,但它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我国历史上,景教、也里可温、天主教来华后主要表现为对统治者的依附。19世纪以来,中西关系发生逆转,西方的扩张使中国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西方东渐的过程同时是中国人抗争与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基督教与中国政治不仅会发生冲突,也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调适。这种冲突与调适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以下简称教会医疗事业)是一种特殊的传教事业,它由教会医院和诊所、教会医学和护士教育等部分组成,与近代中国政治有比较特殊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对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有较多研究(注:近年来,研究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的主要论著有:胡建华《论咸丰朝的限教政策》,《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王立新《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杨大春《1861-1899年清政府对基督教的管理政策》,《镇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杨大春《略论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教会政策的影响》,《安徽史学》1999年第3期;杨大春《晚清政府的教会育婴政策述论》,《贵州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但对晚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与政策却鲜有论及。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以图进一步揭示晚清时期特殊的政教关系。
一禁教政策下的容忍(1835-1844)
清政府对近代基督教在华行医的态度和政策可追溯到1820年。当时,马礼逊与李文斯顿在澳门开办诊所,行医得到了当地中国人的欢迎,他们“常以水果、鞭炮等为酬;也有写信谢其‘恩重如山,情深似海’者”[1](p51)。清朝当地政府从慈善的角度看待行医,并未进行干预。清政府对传教士行医活动的漠视态度一直延续到教会医疗事业产生之初。后来,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清政府的态度与政策才有所变化。
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星豆栏医局,实行免费的施诊送药,由此正式开创了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对于这所教会医院,广州地方官员并未采取管理措施,他们对前往该院就医的民众并不干涉。以至于伯驾在第一次报告中说,“没有什么反对被激起,相反,我一直确信医院不仅被政府官员所知,而且为他们所赞同”[2](Vol.Ⅳ,p472)。1838年,中华医学传教会成立时,清政府也未加干涉。1839年,广州的医学传教界甚至说中华医学传教会“正为在中国获取永久的基地而前进,它的活动正获得中国官方的默许”[2](Vol.Ⅱ,p551)。事实正是如此。当时,不仅一般民众到伯驾的医院治病,许多官员及其亲属也前往求治。就连林则徐也通过间接方式请伯驾治过疝气等病[2](Vol.Ⅲ,pp634-635)。1839年2月,一个无亲无故的妇女在伯驾的医院做手术后不幸死去。医院通过行商向地方官提出埋葬,地方官只“对尸体提出了询问,并要求将其埋葬”[2](Vol.Ⅶ,pp551-552)。此事的处理表明,地方政府虽注意到伯驾医院的存在,但并未采取进一步的管理措施。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政府通知伯驾停办医院。在“以商制夷”的外交政策下,广州地方官是通过行商通知伯驾关闭医院的[2](Vol.Ⅶ,pp624-625)。
虽然如此,教会医疗事业在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下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如伯驾在广州的医院只能依附于行商,不敢公开传教。这一切表明:1840年以前,清政府并未对教会医疗事业进行有效的直接管理,教会医疗事业只是在传教上受到清政府禁教政策的限制。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获得在通商口岸居住的权利。在没有获得中国政府允许设立医院的前提下,医学传教士先后在上海、厦门、宁波等新辟口岸从事医学传教,建立医院和诊所。各地官员仍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和政策。只是广州地方当局对待伯驾医院的态度有所变化。1842年11月21日,伯驾重开广州的医院。次年,时任钦差大臣的耆英到伯驾的医院治病。伯驾很担心中国官方会问起医院的情况及其目的,他说:“如果这些官员反对的话,医院就会被放弃。”出乎意料的是,耆英以及在场的按察使等官员都对医院相当称赞。事后,耆英不仅赠给伯驾一些小礼物,还赠了两个匾额,上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落款为“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2](Vol.Ⅷ,p303)。从此事可见,耆英虽然公开承认了伯驾医院的存在,但他却未能提出管理之策。
论文关键词:国家档案;历史;发展
论文摘要:本文从我国档案事业起源、产生到不断进步,从档案材料种类,行政组织机构建设,管理制度完善,管理人员调迁,档案库建设,档案利用编史修志成果等方面,回顾了我国自商代至明清主要朝代档案事业发展的足迹。
随着人类远古历史流传,人类历经如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网捕鱼,神农氏种植五谷等传说;历经结绳记事、刻契记事、图画记事等的原始记事;历经语言记录符号——文字的产生;历经国家、阶级、文明的产生;档案最终成为人类语言及活动的记录。
据《说文》中记载,“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所谓“中”意为“薄书”“凡官府薄书谓之中,薄书犹今之案卷也”。商代的“史官”是商文化、文字、书册的统领者,是王命大政的决策、记载、下达及掌管者。即“史官”是当时神权的代言人和文化的垄断者,同时他们又是商代档案的形成者与管理者。其中闻名于世的商代甲骨档案,包括:占卜刻辞、卜事刻辞、记事刻辞、表谱刻辞等四类,是我国现存最早、较系统的官府文书,是揭示商代历史最丰富最直接可靠的原始材料,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材料独特、数量繁多、年代久远的档案,同时亦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鲜明佐证。
到了西周时期,我国档案工作比商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太史寮”以大史为首,及其下属官员组成的官署机构,主要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事、保管国家典籍、策命诸侯卿大夫及其他事务。当时除了有专门的档案机构,还有了比较细化的掌管王朝内外档案的组织人员,即大史、小史、内史、御史和外史。此外西周的史官记注制度是我国古代历史记载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一种管理制度。而“金文档案”又是我国历史上继商代甲骨档案之后又一种特有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
历史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代表当时阶级势力的文书档案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较大发展。其中包括专门档案、日常政务文书及民用契券,主要种类有刑书、计书、上书、盟书、玺书、遗书、符、节、檄文、券等。另外,文书档案工作逐渐由传统史官任内分离出来,被一批专门掌管文书档案的官员所代替。这表明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同时也是职官分工的历史进步。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是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省对此十分重视。从去年到现在,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5月份,省上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安排部署。省上会议之后,市人事局会同有关部门就我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制定了《*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并经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审议原则通过。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以科学的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认真贯彻落实中、省有关精神和要求,全面安排部署我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工作,确保改革工作平稳顺利进行。下面,青锋同志将对我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有关问题作详细说明和具体安排,希望大家认真研究,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抓好工作落实。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事业单位是各类人才的重要聚集地。多年来,全市各级各类事业单位为促进我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社会、政治等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事业单位原有的人事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展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建立岗位管理制度,是对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创新,是当前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关系到全市事业单位广大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我市吸引人才、稳定人才、用好人才,也关系到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实现跨越发展目标、构建和谐*和全市大局稳定。各县区、市直各部门和事业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第一,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是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2005年中央下发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这两个文件都明确提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要以推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建立符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的人事管理制度,促进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实现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聘用制度是以岗位为基础的,岗位设置是聘用制的前提,只有按岗聘用,才能真正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岗位设置管理就是要在事业单位建立一种既区别于党政机关,也区别于企业,能充分反映从事专业化服务特点的新型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所以,去年国家人事部出台了《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及其实施意见,今年省上也出台了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这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的重要一步,是一项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这项人事制度改革,第一次明确规范了事业单位的岗位设置管理,制定出台了岗位设置的政策规定;第一次提出了通用的岗位等级,为各类事业单位千差万别的岗位设计了通用的等级标准,为人才成长搭建了通道;第一次阐明了岗位设置与岗位聘用的关系,为实现按岗聘用、合同管理创造了条件;第一次明确了根据所聘岗位确定岗位工资待遇,为“岗变薪变”提出了政策依据。这一制度的确定,为事业单位推行聘用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二,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是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迫切需要。去年,人事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及实施办法,省上和市上根据国家的精神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这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是改革制度、严肃纪律、规范秩序、完善机制,核心是建立体现事业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突出岗位绩效的激励功能,把过去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变为岗位绩效工资制,逐步形成一整套科学规范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是与岗位结合在一起的,待遇随岗定。这是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与人事制度改革密切配套,体现事业单位特点的制度设计。实施新的工资制度必须规范事业单位的岗位设置,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奠定基础。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在按国家规定完成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之前,专业技术人员暂按所聘职务对应岗位的最低等级套改岗位工资,待完成规范的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并经核准后,再按确定的岗位执行相应的岗位工资标准。也就是说,事业单位在没有被认定完成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前,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只能套到对应岗位工资的最低等级。被认定完成规范的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后,才能根据所聘岗位确定相应的岗位工资待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抓紧做好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工作,缩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岗位设置的“时间差”,以确保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顺利实施。
第三,事业单位岗位管理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选人和用人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近年来,我市在一些事业单位逐步推行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制度,除教育、卫生系统推进的比较好外,公开招聘作为一项制度,总体推进的还比较慢。实践证明,公开招聘对于在全社会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杜绝人事腐败现象,提高事业单位人员素质,促进事业单位发展,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目前,市直教育、卫生、农、林、水、牧等16个系统的70多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实施方案》已审批完毕,岗位是聘用的基础,岗位设置直接关系到聘用制度的实现。作为事业单位的一项基本管理制度,岗位管理要体现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各个基本环节,成为公开招聘、竞聘上岗、岗位考核、岗位培训、收入分配等制度的基础和依据。推行聘用制度,加强岗位管理,必须从规范岗位设置入手,必须做好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