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行政学困难及其破解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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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韩晓1程东杰2作者单位：1山东财经大学2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所遭遇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公共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的脱节。那么，造成这种脱节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相关因素之外，我们认为还可以从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两个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前文提到的那种“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近代以来，救亡图存、迅速走向现代化成为数代中国人不懈的奋斗目标。为要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直接从西方拿来先进技术和文化思想用以对中国传统资源进行革新和改良。直接从西方移植的做法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这种以“搬用”西方理论为主导的理论创新方式长期下来便定型为一种“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必然会造成外来理论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偏差。尤其是如公共行政学这种原本就缺乏世界普适性的社会学科理论，在从西方搬用于中国时就更容易出现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显然的是，这种“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至今依然没有本质的改观。

主观原因则表现为学界“拿来主义”、“普适价值论”等学术观念及功利主义的学术心态。“拿来”之说最早缘自鲁迅。鲁迅“拿来”之本意并非盲目引进，而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2]。鲁迅见解不谓不明智，但用“拿来”一词表示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策略很容易导致“不必费心，只需搬来”的误解。历史对此已有所证明，在“拿来主义”影响下，每当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出现问题之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从国外“拿来”什么理论以及怎样把该理论原样运用到中国，而非潜心去探研我国公共行政学自身的问题所在。而今，相当一部分公共行政学研究者仍然崇奉“拿来主义”，其结果必然是不仅强化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对外来理论的依附性，而且也进一步加大了公共行政理论与具体实践相脱离的程度。所谓“普适价值论”是指有些学者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存在着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而且又进一步认为西方理论就是这种具有世界普适性的理论。“普适价值论”的流行直接导致的不良后果是，部分学者把中国的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把全球化简单地理解为美国化，完全忽视了中国特殊国情。在这种学术观念的指导下，中国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就必然相隔得越来越远。至于“学术功利主义”，特指近年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学者放弃对学术真善美的追求，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视为自己的研究目标，学术成了捞取其他社会资本的工具。受这种浮躁学风的影响，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所谓的创新理论完全脱离了现实，根本就是研究家自娱自乐、逐名求利的工具。对于公共行政学来说，这样炮制出来的所谓公共行政学理论，不仅仅是与行政实践相脱节的，而且完全与行政实践失去了关联性。

那么，如何摆脱我国公共行政学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窘境呢？我们认为思路主要有两点，一是力倡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现实关怀”，二是强化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所谓“现实关怀”，并非平常意义上的完全出于个人感受或者受个人情趣驱使去关注现实生活，而是指作为一个真正的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要善于洞察和关注行政实践领域里的新变化和新动向，从而为本学科理论研究的展开找到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样,本文所论的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亦非那种没有经过调查研究而虚构或炒作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皆非出自研究家的“现实关怀”，不能反应行政实践发展的现实需求。此外，与“现实关怀”相关，还一个“终极关怀”的问题，后者指的是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对自身理论发展完善的关注。两种关怀对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都很重要，我们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现实关怀”，是因为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长期依附于西方行政学理论，把西方理论作为其理论创构的基本依据和范型，事实上已经造成了理论研究中“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断裂，也造成了公共行政学理论与行政实践的脱节。因此，为解决“脱节”问题，有必要首先通过加强“现实关怀”，尽快将“依附型”理论创新模式转化为“自主型”的理论创新模式，从而把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创构重新拉回到中国行政实践的坚实根基上。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加强现实关怀呢？第一，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研究者要切实关注现实问题，一切从公共行政领域的现实出发来丰富和发展理论。一切从现实出发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研究者应当秉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去直面现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理论去分析评判现实问题。也即，加强现实关怀并非要求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研究要机械地接受“存在者即合理”的信条，而是要求研究者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原则去认识、评价甚至引导现实。总之，本文所论的现实关怀是指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在直接应对现实之时,要把关注和顺应现实的历史主义态度与干预和批判现实的人文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唯如此，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研究才能真正贴近现实，把握现实，并且从对现实的理性评判中引伸出能够解释现实和导引现实发展的理论。第二，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研究要凭借行政实践观念这个中介来加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作为一个整体，公共行政学应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上层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中层的行政实践观念与下层的公共行政实践。三方面关系密切，却又自成系统，各自独立。其中，行政实践观念处于中间环节，起着连接理论和现实的中介作用。通常情况下，公共行政学理论都是通过行政实践观念这一中介与行政现实间接发生关系的，由此，行政实践观念也就成为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实现“现实关怀”的一条重要途径。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与行政实践观念却处于疏离状态，存在着相当的隔阂，这种情况的出现导源于行政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同时，这种理论与实践观念之间的隔阂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脱节。因此，目前我们要特别强调，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必须将行政实践观念作为研究重点，充分关注和参与行政实践观念所讨论的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说，公共行政学理论首先要成为一种行政实践观念，才能切实实现它的“现实关怀”，才能从这种“现实关怀”上升到新理论的创建。

真正实现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困境突破还需要强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是指研究者基于“现实关怀”而在理论研究中所具有的一种主动发现问题、把握事物发展动向的一种心理意向。这种心理意向之所以被称为“问题意识”正在于我们这里有个先在的认识，即认为理论研究是由问题触发并围绕着问题展开的，以问题为其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显然的，“问题意识”的合理性已为人类科学发展史所证明：任何科学理论研究的创新无不是由新问题的产生、发现开始的，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同样也是循着这一规律发展起来的。但是，反观我们自己的学科发展史就会发现，我国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总体上依然没有突破那种“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这种模式下的所谓“创新”，无非是由一种理论“推演”出另一种理论，它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学者们问题意识的普遍淡薄。我们认为，当前“问题意识”的强化应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要把“问题意识”中的“实践意向”与“理论意向”结合起来。即我们这里可以把“问题意识”分为两个层面:“实践意向”与“理论意向”，前者针对行政实践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后者指向因行政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而引发的原有公共行政学理论中的问题。就两个意向的逻辑关系来看，前者是因，后者为果，但从问题的解决程序来看，则是理论问题的解决在前，实践问题的解决在后。因而所谓强化“问题意识”，就是要同时强化“两个意向”，既要牢牢抓住实践问题不放，又要在理论问题上狠下功夫。第二，“问题意识”的强化还体现在将“实践意向”及时地提升到“理论意向”。基于“现实关怀”，我们的理论创新是针对实践问题的，唯有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产生的对理论的诉求才是理论创新的真正生长点。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认为，加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就是仅仅局限于支支节节的实践问题上争论不休。显然的，所谓的实践问题都是些浮在表层的具体问题，有时或许是个别问题，但正是这些具体或者个别的问题恰恰会反映出原有的理论出现的瑕疵。理论研究的使命就在于，不断地通过发现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依循着这些问题去反观、衡量原有的理论，查找原有理论观念的缺陷与不足，由此理论得以不断更新，不断地去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但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尴尬局面是：要么脱离实践，从理论到理论；要么在实践问题上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不能上升到基本理论层面。因此，只有把“实践意向”和“理论意向”结合起来，并把“实践问题”提升到“理论问题”，我们的公共行政学研究才能具有真正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才能从“依附型”的理论创新模式逐步转向“自主型”的理论创新模式，也才能真正摆脱目前我国公共行政学所面临的困境。

从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出发研究理论，并不能解决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中的全部问题。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从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出发，仅仅是解决公共行政学理论真善美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公共行政学的现实关怀与问题研究过程中，公共行政学家应该更关心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人的多重需要将得到不断满足、人的精神世界将更加丰富、人的自由程度将进一步扩大等，这些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也是公共行政的终极价值追求。因此，公共行政学者要以科学的、客观的、价值无涉的态度来正确地认识行政实践中的问题，同时又必须从强烈的人文价值关怀出发去参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进程的建构。只有这样，公共行政学才能成为一门强大的学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学才能将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