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工业管理机制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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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中央企业下放过于仓促。尽管在1958年初中央仍有对权力下放有所控制的意愿，〔6〕但是毕竟到1958年中期时国家的工业生产已经开始进入了的轨道，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八大二次会议就又在批评放权工作“直到最近以前，还执行的很慢、很不彻底”，之后中央企业下发的步伐大大加快。第二，中央下放给地方的是不彻底的自主权，具体说来，是只下放给地方层层加码的权力。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不管是在分配物资、分配产品还是进行生产建设方面，其进行调整的前提都是完成国家的指标———不是向社会公开的“必成指标”，而是更高的“中央期成指标”，即所谓中央的“第二本账”，不仅如此，地方还要制定出比这更高的“地方期成指标”。〔7〕很明显，这将导致各地在制定经济计划时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通过这种体制制定出的国家经济计划也将很难做到全国范围内的综合平衡。第三，废除厂长负责制，代之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式的确有助于企业的管理者从实际出发、改变官僚主义作风。但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路线”由极左的政治观念挂帅，专业技术人员被人为地放到了群众的对立面，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发言权也被剥夺。此时对于偏离了经济运行规律的政治路线，专业技术人员无力加以纠正。

收权：对工业管理体制的第二次改革

政策上的失误必然会带来实践中的困难。刚刚进入1959年，仓促下放中央工业企业引起全国工业生产局面混乱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工业战线上出现了原材料和运输力不足的现象，〔8〕中央不得不因此重新重视起综合平衡的问题来。2月2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一盘棋》强调要集中领导，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安排基本建设项目、统一安排全国主要商品的生产、统一分配全国的原材料，统一调拨和收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大部类的主要物资。随后，问题进一步暴露，经济计划的不合理性也逐渐显现。5、6月间，中央对一些过高的指标作出了调整，此后国家的经济状况稍有好转。然而党中央此时还是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否定，在工业生产中仍要“以钢为纲”，庐山会议后全党又将已经形成的纠“左”风气打断，转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到1960年重新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钢产量指标。但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并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1960年当年并没有完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所以在1960年冬召开的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李富春总结了过去几年的经济工作，认为过去制定计划时没有留足够的余地，容易陷入被动。如果要让国家经济健康运行就必须全国一盘棋，内外一本账。李富春的讲话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过去制定计划时分“第一本账”、“第二本账”，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加码的做法。由于国民经济的困难已经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次对“左”的错误的思考并没有被打断。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央初步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开始对中的一些错误政策进行调整，国家的工业管理体制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1961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对工业管理体系进行了较大的改动。首先，中央开始集中经济管理的权力。《指示》认为前一段时期权力下放的过多、过于分散，所以现在要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到中央一级，并强调严格执行国家计划，不得在计划之外层层加码，在之前下放给地方的中央企业中，凡是产品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的，现在一律收回中央等等。〔9〕第二，在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方面，国家也收回了许多企业的自主权。“工业七十条”规定企业必须按照“五定”（即国家给企业定产品的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消耗定额和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外部协作关系）和“五保”（即企业向国家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进行生产。厂长的权力也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中有所恢复，在这一新体制下，厂长将重新有权总理企业内部的行政事务，且企业中生产、技术、财务等部门都将由专门人员负责。虽然在“工业七十条”中企业党委的“领导地位”更多地被限制在了思想政治领域，企业中许多重要事务还是被要求必须经由党委讨论决定。〔10〕另外，经济计划的制定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自下而上的过程了。首先，由省和中央部委一级提出建议数字，由国家计委等经过综合平衡后将数字向地方，随后地方再根据这一数字制定出计划草案，各地方的计划草案再次经过中央的综合平衡后方才制定出全国的经济计划。〔11〕

本文作者：王达山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