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图书馆学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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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是吸收、整合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批评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产物，阐述后现代图书馆学与新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后现代图书馆空间观的理论视角、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等。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纠正与指导。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图书馆学;批评;建设;发展

在大家的理解中，后现代图书馆学和马克思主义在价值理念表达上完全不相干。后现代图书馆学与科技工具、消费观念、全球经济化及跨国文本相关联，马克思主义却阐述“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肮脏的血”的资本积累和阶级剥削。为此，在高科技普遍使用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有些学者思考马克思主义已经无用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理论研究，更有甚者声称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一贯实施权威话语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证伪或排斥。同时，由于后现代主义者持有怀疑一切的解构性思维态度，促使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后现代主义报以强力排斥的态度。由此，后现代图书馆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联系，怎样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阐释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批评，这应是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1后现代图书馆学与新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20世纪中叶，西方政治文化制度快速发展，在其背景下产生了新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吸收了近几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经验，在其发展过程中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并始终保持着理论坚持。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根据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阐述，詹姆逊观察到了后现代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相似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是把资本主义作为整体加以研究分析的科学体系,而后现代社会是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辩证的变异，是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1]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国际化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思想生成物，后现代图书馆学在制度规设和理念界定上并未偏离资本主义体系，新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特征和矛盾仍是后现代图书馆学所依附和分析的根据，而且在价值理念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后现代图书馆学所实施的国际化运作方式是和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理论相一致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是以开拓国际市场为主要任务的，也因此使社会生产和产品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今天，资本市场的大协作生产与全球化消费，尤其是价值理念的深化和科技创新成果的涌现，促使资本还在不停地向尚未完全资本化的地区渗透。詹姆逊认为，后现代在形式上更像纯粹的资本主义，看起来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半工半农社会更接近共产主义社会模型。可以理解，后现代图书馆学所倡导的全球化的运作与发展在当前阶段更加清晰明了，人们更加容易想象和接触。这是因为现代图书馆所处的时代，顽固的前现代意识仍然存在，正阻碍着图书馆的全球化发展。正像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必然会集中于全球化的市场里，然而这也正是它最终所处危机之所在。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并非像在现代时期那么不可想象，实际情况是它表现出了一种价值观上的现实性，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要把它们提到日程上来考虑。[2]后现代图书馆学所秉持的这个时代远比马克思主义所距离它想像的理想要近很多，同时后现代图书馆学对空间论的理解也导致了现代社会关于图书馆历史观的焦虑和不安。此外，詹姆逊还指出：“后现代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理论认同上存在着一致性。”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指向是批判性，新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批判一切现实存在，并把批判的利箭指向了资本主义。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否定性非常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构，体现了社会科学价值体现的批判功能。德里达曾说过：“解构不是，也不应该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概念以及语义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习惯挑战。后现代图书馆学以其批判性的功能在对文化、语言、知识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内含着对社会的批判。如果说新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制度上存在颠覆政治的倾向力的话，那么后现代图书馆学所倡导的人道主义及其所代表的民众群体，应该是具有号召力的。这一点也恰恰是后现代图书馆学与新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具有相似性。在批评所表现的价值上，新马克思主义具备一种跨学科的发展理念，它主张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和普遍联系。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价值观所推崇的自律性限制，而且逐渐淡化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我们已经意识到，无论哪种权力话语都存在脱离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图书馆及图书馆学批评必须再次直面权利，通过社会延伸政治集团的权利话语。我们知道，再次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恢复历史的记忆，这不仅是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要求，也是当代社会对批评的现实呼唤。由此，对于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延伸，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界正在消溶，政治、经济、文化正在重合。所有的社会状况，包括生产商品和金融运行都具有文化内容了，而文化也同样被生产与经济定位和发展。[4]这种文化融合的大文本观为后现代图书馆学批评理论供给了全方位的视野。当然，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力以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为前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图书馆学将定位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随着时间的发展，后现代图书馆学是开放的，而且它的发展本身是没有真理永恒存在的。

2批判意识的形成成为后现代图书馆空间观的理论视角

批判是新马克思主义实施社会空间分析的基本视角之一。后现代图书馆学对社会空间的分析始终与人这一特定的社会形态相联系，空间成为了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批判的一个向度。后现代图书馆学批判可递进为三个层次：一是将空间作为理性条件下社会表现的重要载体加以批判。在理性条件下，作为人的基础条件的自然空间被理性化了，它逐渐被空间化的价值特征所抹杀，人被压制为操弄社会生产力的物质性表现[5]。二是以价值关系为切入点，对理论阐释的历史空间断裂化理论进行批判。具体来说，社会空间是知识积累的领域，也明示着图书馆性质与职责所在的场域，而历史空间断裂化理论使得知识信息被沦为后工业社会大生产的附庸，这是与空间的非理性进化所格格不入的。三是对后现代非理性状态下的图书馆生存样态进行批判。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建构是社会关系得以巩固的过程，通过解构与重构的方式来建设图书馆，整体性地决定了图书馆的价值功能，并与时俱进地创造一个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思维空间。以上三个层次的批判通过借鉴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空间隐藏的危机，提出后现代图书馆学未来发展理论和未来理想状态。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度对于了解现代图书馆的空间运动机制具有重要的作用。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系统中，解释为“只有在作为社会文化或者生产方式的结构改变时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6]，这样就决定了理论家对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进行批判的理论视角。我们分析后现代空间不仅仅在于创造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解构理性思维的意识力量，而新马克思主义是解释和分析这种具有创新精神的思维模式的最佳方案。对于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批判，我们有以下三点论述：首先，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是一种文化空间，社会性与文化性形成一种共谋关系且相互渗透着，由此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空间体系。在后现代主义思想观下，具有后现代图书馆学特征的大众文化“像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一样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并且完全与普遍的商品体系连成一片”[7]。后现代图书馆文化渗入社会的各个方面，想象取代现实，历史意义开始消解，图书馆中对人的描述逐渐平淡化。与空间批判相一致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框架中的图书馆思想深度渐渐被削平，“无深度感”俨然是后现代图书馆学的重要特征。在现代，技术理念是一种文化创新。为此，新马克思主义沿用了“工具理性”“单向度的人”的批判，从科学技术层面上把后现代图书馆学列入“第四个机器时代”的产物，说明在机器大生产时期后现代图书馆学日益取性下的各种单体风格，“我知而我行”已经不再存在，价值的延伸成了“无数的碎片”，与之相伴的复杂的空间成了后现代主义主体状况下被批判的对象。其次，后现代图书馆学所旨归的是跨国理念的无限扩大和细密渗透的全球化超空间，这样导致了主体在空间批判中的复杂性。詹姆逊在理论表述中曾经以“鸿运大饭店”为例来隐喻超空间的复杂性，客人有时会迷失在饭店大厅中四个交错分布的塔楼中，游走于超空间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现代空间认知特征的无效，只有“浸淫其中，失去整体的距离感，使你再不能有感受体积、透视景物的能力”[8]。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超空间的真实状况，解释超空间是“对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多国化经济和文化爆炸条件下思辨地识别方向这种状态下的隐喻”[9]。由此可以说，后现代图书馆学对超空间本真状态的批判过程其实就是处理和解决内在矛盾的过程，是依据后现代社会的特征表现进行全面的社会文化机制的解构，并且将后现代图书馆行为生产融入到社会消费中去。再次，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复杂性所带来的认知困难，为创立新的认知路径带来了契机。对认知进行图绘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论的一个理论范畴，意义就在于追求一种崭新的、尚未想象到的批判意识，这其中就暗含着图书馆学的那种新的空间性发展。詹姆逊将认知图绘推行到社会结构领域，促进了个人的局部与社会的整体关联起来，进而会主动地把握个体在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空间中的位置。这个空间如此复杂，以至于后现代图书馆学关涉的不仅仅是方式与模式的建构，更为关涉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空间境遇。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图书馆学必须与现实中的全球性网络相协调，要面对全球化的事实，要具备在空间结构中建立寻找一种能够“在未来的乌托邦的整体性幻想中以安插的方式为每一个个体准备好一个位置”[10]的意识，这样的意识形态能够搭建起图书馆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为人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3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成为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

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研究逐层推进，他不仅研判了政治意志与文艺的关系，还分析明确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性。在此基础上，詹姆逊把新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与文化特征进行有机结合，这也是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特色。詹姆逊创造了阐释后现代文化的新马克思批评，运用主导符号和主导叙事理论，把文化新特点与新型社会生活、经济秩序联系起来，通过文化理念来改造社会和维护经济秩序。这样，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概念扩展到了政治、社会及文化范畴，将阶级分析转化为基于社会结构的文化研究，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内容。在批评对象上，新马克思主义关注现实问题，以否定的方式对问题进行解构和分析，也正是这样，新马克思主义对以往文化作品以当今视野给予重新阐释，更加关注当前的文化现象，并把后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文化进行推广阐释。为此，鉴于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大众化，后现代图书馆学更要侧重于社会广度和价值深度的研究，而以往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在于知识、技术等方面。新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目的非常明确，旨在揭示社会与文化的联系。如果说阿多诺的工业文化还存有艺术的韵味，使得工业文化免受商品化意识侵害的话，那么后现代图书馆学就应该主动舍弃所有社会内在的商业文化情趣，在艺术、自然、无意识中存留一个空间。詹姆逊研究了跨国文化运行方式，他解释了商品生产殖民化推动文化殖民的倾向，这是对文化跨国运作的一种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化表现。基于跨国运作，后现代图书馆学应该明确在社会转型中自身价值的商品化转向，要认清社会形象中已经具备的商品化生产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新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观是一种思潮。任何一种理念思潮，不管它如何抽象，也不管个性如何，最终都是时代的产物。后现代图书馆学不是空穴来风，对其学科的研究不是仅仅通过语言符号就能达到的，后现代图书馆学有其特定的文化根源。为此，后现代图书馆学要重新开拓文化研究的总体性范畴，面对后现代社会平面化和零碎化的状态，就会发现孤立的或者依次发生的事情原来存在着某种联系的变化，它们具有一种全球性的特征。[2]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是以差异为前提的，内含着多种对抗的力量，于是后现代图书馆学思想形成了一个体系，并且始终处于超越的状态之中。詹姆逊进一步指出，在对待处于总体性发展状态的事物，要相应地运用总体性的方法，把社会关系看成一个整体，将其各组成部分置于总体中来来看待。当然，在詹姆逊看来，总体性是一种方法论，在把握系统关系的基础上要遵循差异性、不平衡性和间断性等规律，也就是说“在一个仅仅表面上统一的文化文本中，既考虑隐含在总体性或者总体化概念中的方法论的必要性，又考虑一种‘症状’分析对潜在的不连续性、裂缝和异质活动的关注，这二者之间也许没有很大的一致性。”[11]因此，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总体性中，文化固然是决定性要素，但是文化要素与其他因素之间不一定存在决定性的关系，而是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确定了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统一又差异的存在模式，那么后现代图书馆学在历史事实和社会构成上都包含几种运作方式的交叉共存，包括“运作方式的痕迹、残存及制度的一致性，可是没有生成自治空间的预示倾向”[12]，从而使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运作空间理论因借助差异性原理而获得了时间上的维度。

4结语

根据以上内容分析可以看出，以后现论为基础的后现代图书馆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理论批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后现代图书馆学对中心论的解构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受到很大影响。后现代图书馆学所主张的反本质、反基础、反中心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大相径庭。另外，后现代图书馆学所提倡的差异性方法论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政治、经济及阶级的划分提出了质疑。可以说，在分析和解释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根据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诸多问题。然而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左派思想那样悲观失望的情绪，而是自觉承担起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同时也为后现代图书馆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批评工具。

作者:陈立华 单位:山东省德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