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气候范文精选

1全球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环境改良

(l)由于全球变暖，不仅冬季平均温度有明显升高，而且在许多高纬度地区，夏季温度也呈上升趋势。一方面改变了农业熟制分布区域界线，另一方面影响作物和动物的能量利用与消耗过程，在一些地区形成明显的作物和动物热害。为减轻动物热害，日本农业专家提出利用“水合性陶瓷盘(HydratedCeramicPlat)”或“冷却盘(COOledPlate)”降低动物周围的温度，以寻求在人工控制措施下新的辐射平衡，从而达到降温目的。此外，美国农业专家还提出通过改变地表土壤湿度特性，减轻作物热害等措施。

(2)由于气候变暖，改变了降水的时空分布规律和农作物的水分子平稳关系，从而加剧了缺水地区农作物的早灾损失。为此，日本部分专家提出，通过控制土壤蒸发强度，减轻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损失，并通过改良作物抗旱特性或通过作物间套种方式来提高土壤水分的利用效率，进而实现单位作物生产量对水分需求定额减少的目标，使一些地区适应变干的状况。

(3)在干旱、半干早地区，由于气候变暖，使区域性的灌水定额大大增加。为了降低灌水定额，提高有限水资源的生产效率，日本、美国和中国有关专家提出，大力发展低投人的滴灌、浸灌技术十分重要，这方面以色列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国有关专家提出发展“湿棚技术”，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

(4)寻求地表覆盖物，特别是在植被种群和群落组成结构与大气中微量气体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关系，即协调由于人类活动破坏的自然界中微量气体源与汇之间的平衡，已成为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调整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根本性对策。为此，不少专家提出，建立d和d植物之间区域不同天然植被与人工之间的源之汇的平衡关系已势在必行。

(5)加强天然植被包括农业植被在内的人工植被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特别是这种相互作用的生产力过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生物地理过程的深人分析。为此，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的研究成果引起了高度重视。他们建立了在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大气与作物相互作用的模拟模型，作物微气象模拟模型。日本专家对农作物的C，N和P循环机制进行了深人分析，从而提出了农作物使用农家肥与化肥相配合的培肥机制。

9月15日,由散煤治理研究课题组编写的《中国散煤综合治理研究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在京。《报告》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散煤治理政策体系架构及燃煤工业小锅炉、建材行业小窑炉、民用散煤治理成效,并对“十四五”时期散煤治理目标、散煤治理路线、清洁取暖长效机制建立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一、“十三五”时期散煤治理取得积极成效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散煤综合治理政策体系以大气污染防治为主旋律,在工业小锅炉淘汰关停、散乱污企业整治、窑炉专项治理、北方清洁取暖等多领域采取目标管理的方式,全力推进,并以严格的环保督察来保驾护航,总体上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层面,均在政策制定、技术路线选择、任务推进、组织管理、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十四五”时期更大范围地推广清洁取暖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十三五”时期,国家通过控制新增燃煤锅炉规模、加快淘汰燃煤小锅炉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实施节能环保综合改造、提高供热燃煤质量等方式,使全国范围内燃煤工业小锅炉数量和规模近年来大幅下降。《报告》指出,“十三五”时期淘汰治理无望的小型燃煤锅炉约10万台,重点区域35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基本清零。建材行业小窑炉的治理措施主要包括淘汰落后产能、错峰生产、提升改造和“煤改气”四类。其中淘汰落后产能对小窑炉散烧煤治理贡献最大。据《报告》初步估算,陶瓷、砖瓦、石灰三个行业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散烧煤削减约7700余万吨。民用散煤治理试点先行,“十三五”时期清洁取暖率大幅提升,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自2017年以来,在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政策下,先后四批在63个城市开展了清洁取暖试点示范工作,并取得积极进展。《报告》指出,截至2021年4月,前三批43个试点城市合计完成清洁取暖改造面积39.10亿平方米、改造户数3526万户。其中,城区完成清洁取暖改造9.58亿平方米、869万户,城乡接合部、所辖县及农村地区完成清洁取暖改造29.51亿平方米、2657万户。

二、“十四五”时期散煤治理应兼顾清洁、低碳、经济性

在美丽中国和“双碳”目标背景下,“十四五”时期也是我国实现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的关键时期。清洁、低碳且同时满足经济性的现实要求,将为“十四五”时期的散煤治理工作提供新的指引和动力,并建立散煤治理的长效机制。2035美丽健康中国建设目标的基本实现是“十四五”散煤综合治理发展的客观需求。“双碳”目标为“十四五”散煤综合治理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将为“十四五”清洁取暖发展提供政策协同。《报告》认为,综上所述,散煤治理的政策方向正在从清洁化向低碳化并轨,在顶层设计上需要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的制度设计,在具体政策措施上,需要在兼顾经济性的前提下,统筹环境和气候目标,并将其融入新农村建设和新能源系统的构建。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高级顾问杨富强表示,当下散煤治理正在由环保驱动、目标管理、大干快上的阶段,转向环保和气候协同治理、提效降本、致力长效的新时期。“十四五”时期散煤治理要统筹好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等多维目标,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完善和加强顶层设计。散煤治理重点要以可再生能源、余热利用和电代煤优先,洁净煤和节能环保适配炉具作为过渡性方案,推动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所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室主任陈潇君认为,目前各地燃煤锅炉治理进度不同,重点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5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已基本清零,其他地区进度慢一些,尤其是非重点地区还有很多1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十四五”期间,空气质量未达标城市应加大燃煤锅炉淘汰力度,基本淘汰辖区内10蒸吨/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新纳入重点地区的城市要基本淘汰35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

三、民用散煤治理是“十四五”时期的重中之重

地球系统数值预报可以预估未来气候变化状况，了解导致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因素，服务于应对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双碳”愿景目标等国家重大需求。地球系统数值预报的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全球变化研究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充分吸收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成果，将是建立新一代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业务系统的关键。未来几十年地球的大气圈、水圈、冰冻圈、岩石圈、生物圈等圈层将发生什么变化？全球升温超过1.5℃甚至2℃后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天气和气候状况？气候临界点究竟在哪里？如果有一个“水晶球”可以帮助人类预知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它极可能就是地球系统数值预报。

一、给地球“把脉”

地球系统数值预报是研究全球变化成因和机理、预估未来演变趋势的重要工具，是耦合大气、海洋、海冰和陆表等地球系统分量、定量研究它们之间繁复非线性相互作用的一种大型综合系统。科学家借此可以计算出地球各大圈层的运动变化规律，对地球的过去进行反演，对现在进行观察，对未来进行预测。可以说，地球系统数值预报的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全球变化研究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通过地球系统数值预报，我们可以预估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气候变化状况，了解导致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因素，以及这些变化的严重程度，从而提升应对能力。尤其是在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地球系统方法显得更为重要。“随着现代社会进程不断推进，各种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对这些影响进行综合性科学评估，并以此为据制定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划，是地球系统数值预报研究的重要课题。”周秀骥说。

二、为展现“大国担当”提供科学支撑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行动的一部分，我国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个既雄心勃勃又极其艰难的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它体现了我国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责任的担当；另一方面，碳中和政策的实施作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有序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地球系统数值预报将服务于应对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双碳”愿景目标、防灾减灾等国家重大需求，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今年8月的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1：自然科学基础》指出，在未来几十年里，所有地区的气候变化都将加剧，极端高温和降水事件将越来越频发。报告指出，除非立即、迅速和大规模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将升温限制在接近1.5℃甚至是2℃范围内将是无法实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报告很多预估数据的背后都有地球系统数值预报的支撑。地球系统数值预报能够更全面地考虑地球系统的各种过程，特别是全球生态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其与气候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生态-气温-二氧化碳浓度-碳排放量”的清晰关系，对温室气体核算、未来升温预估提供有力支撑，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三、吸收新技术成果是关键

气候变化是最复杂的全球环境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一大挑战。与其他环境问题相比，气候变化问题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气候变化具有整体性。因为地球大气圈是一个整体，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所以无论温室气体的排放者是哪个人、哪个企业或哪个国家，也无论温室气体是从地球上哪个地区产生的，都可能导致气候变化后果的出现。第二，引起气候问题的温室气体不易被观测、测量。水被污染了可能会在颜色或气味上有异常、大气中粉尘等物质多的话天空会灰霾，但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易被直观感受，因此它的防控也更加困难。第三，气候问题具有长期性。温室气体存留在大气中引起气候变化的时间少则几年，多则数万年，从温室气体排放到发生气候变化的影响往往要经历数百年的时间。气候问题的长期性不仅表现在它的形成方面，还表现在气候变化的显现方面。人类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这一百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波动，总的看为上升趋势。进入八十年代后，全球气温开始明显上升。由此看出，气候问题是长期性的问题，不管是气候问题的形成，还是气候变化的显现，或者是对气候变化的控制都需要用大尺度来衡量。气候变化问题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气候变化问题是由化石能源的消费引起，几乎所有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能源消费并产生各种温室气体排放。这和许多污染和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某一类活动或某个行业的活动造成的不同。因而气候变化问题关系到各国的发展空间并与各国的经济利益密切相连，对它任何程度的解决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如今，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棘手的环境问题之一。这不仅在于气候变化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巨大的变化，还在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在客观上有着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一方面源于气候变化不单单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的事情。气候变化没有国界，由上述气候变化问题的特点可知，地球大气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气候变化产生的变化是全球性的，任何国家或者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而它的解决也不是某个人、某个团体或者某个国家地区所能单独完成的，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合作;另一方面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困难还源于对它任何程度的解决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为要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对碳排放进行限制，但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看，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要消耗一定的化石能源，而化石能源的消耗又必然要进行碳排放，这是不可逾越的规律。因此，要限制碳排放就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生产消费模式，关闭或者削减排放温室气体的产业，这不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实施上都有非常的难度。自从人类意识到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人们就开始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减缓气候变化进行积极的尝试。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国际间的合作更加频繁和规模巨大。国际社会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合作，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气候公约》于1994年3月31日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方。《气候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自公约生效以来，缔约方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第三次缔约方大会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减排的温室气体种类、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幅度等进行了具体规定。之后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等等，这些条约的签署就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以及各国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达成了初步共识。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在应对全球变暖的行动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和条约签订。1992年6月11日我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3年1月5日批准实施，1998年5月29日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8月批准实施，2010年3月9日批准实施《哥本哈根协议》。另外，我国还和其他国家签订了相关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宣言，如《中国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关于清洁发展机制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声明》、《中国政府与奥地利政府关于清洁发展机制合作的备忘录》、《中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关于气候变化合作的备忘录》等。下面对我国签订的国际条约中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做一下梳理。

1.《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我国承担的义务《气候公约》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了不同的义务。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承担《气候公约》第4条第1款中所有缔约方共同的承诺，该承诺包括:第一，编制温室气体国家清单。第二，制定温室气体减排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或者区域计划。第三，促进控制温室气体技术的发展、应用和传播(包括转让)。第四，促进可持续地管理所有温室气体的汇和库，包括生物质、森林和海洋以及其他陆地、沿海和海洋生态。第五，拟订和详细制定关于沿海地区的管理、水资源和农业以及关于受到旱灾和沙漠化及洪水影响的地区，特别是非洲的这种地区的保护和恢复等适应气候变化的综合性计划。第六，在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及行动中，在可行的范围内将气候变化考虑进去，以期尽量减少它们为了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而进行的项目或采取的措施对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质量产生的不利影响。第七，研究、观测和数据。促进和合作进行关于气候系统的科学、技术、工艺、社会经济和其他研究、系统观测及开发数据档案，目的是增进对气候变化的起因、影响、规模和发生时间以及各种应对战略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在这些方面尚存的不确定性。第八，提供有关履行公约的信息。

2.《京都议定书》中我国承担的义务《京都议定书》的主要目标是促使附件一系列缔约方采取政策和措施并规定这些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量的限度和排放削减时间限制，同时还重申除确认《气候公约》第4条第1款外，不要求非附件一缔约方做出新的承诺。不过，《京都议定书》还规定，考虑到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等，同时要求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缔约方应当编制符合成本效益的国家方案，国家方案中应当载有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京都议定书》中，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需要编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面临的最重大的环境问题，也是制约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复杂的难题之一［1］。气候变化增加了西藏应对草地生态环境恶化和牧民贫困这两个最突出问题的不确定性和难度，它制约着西藏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1西藏草地资源的特点及重要性

1．1西藏草地资源的特点西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在高原独特的自然条件下，草地资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草地面积辽阔。西藏是全国五大草原牧区之一，草地面积为8．3×107hm2，占西藏土地总面积的69．1%，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为6．6×107hm2，占西藏土地总面积的55．1%。二是草地类型丰富多样。草甸与草原草地类型有7个，包括高寒草甸草地类、高寒草甸草原草地类、山地草甸草原类、温性草甸草原草地类、低地草甸草地类、高寒草原草地类和温性草原草地类，以高寒草原草地类分布面积最大。三是牧草产量低。西藏大部分地区气候严寒、干燥，土壤贫瘠，牧草低矮、稀疏，普遍产量较低。四是草地利用的季节性明显。五是天然割草地奇缺。

1．2从气候变化视角研究草地资源的重要性

1．2．1合理开发和利用草地资源的需要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西藏草地生态系统在结构与功能与其他陆地生态系统迥异。例如，生态种群组成贫乏，生态系统结构简单，单位面积生物产量低，抗干扰能力弱。在极端气候变化情况下，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易于被损毁，极可能导致草地生态系统功能恶化以致完全崩溃。因此，从气候变化视角研究西藏草地资源及其产业发展，对于合理开发和利用西藏草地资源、提高草地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维护草地生态系统平衡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有着很大的实践意义。

1．2．2生态安全、社会稳定的需要加强西藏草地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西藏是全国最大的藏族聚居区、为数不多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同时还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大的地区。其地理位置特殊，草地占土地面积的比重达2/3以上，加之宗教影响广泛，基础设施落后，基本公共服务薄弱，社会矛盾较突出，是全国生态屏障建设、社会稳定任务最重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使草地脆弱的生态系统面临不确定性，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加之牧民传统生产方式仍然占主导，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十分有限，牧民贫困与西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