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移民问题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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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气候移民问题的日益严重与复杂，施国庆等［6］17位国内外专家指出，现阶段我们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将导致的严重的人口迁移问题，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移民却是一种适应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如何从开发项目导致的移民安置（DFDR）活动中学习和借鉴，响应潜在的气候移民问题，就需要我们对实施气候移民的政策、途径以及进行有组织的移民做出探索。如何以既有研究为基础，突破社会文化交叉法、经济视角的牵绊［7］，提升人们对气候风险导致气候移民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对关涉气候移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索与梳理，剖析造成气候移民问题的制约性因素，已是一个摆在世人面前不容回避的现实性、迫切性的重要议题。

1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1．1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消耗化石燃料等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不断增加，引发了全球气候近60a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已对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种种严峻挑战，已成为人类最迫切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总体看来，现阶段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等。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气候变化产生了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现已导致了约2600万气候移民，在未来40a，将有约2亿的气候移民被迫背井离乡，不得不迁往其他国家或地区［8］。全球气候在持续暖化恶化的同时也导致冰川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面积融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称，根据目前的全球变暖趋势，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将迎来第一个无冰的夏天，冰川融化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南极，如果两极冰盖全部融化殆尽，全球海平面将上升约70m［8］。而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基本集中密布于各大洲的沿海低洼地区（如纽约、伦敦、上海等），由冰川融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势必将导致世界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此外，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还表现在臭氧层破坏（OzoneDepletion）、酸雨（AcidDeposition）危害加剧等方面。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背景下，气候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近半个世纪以来极端突变性气候风险事件（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的频率与强度增加，出现飓风、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气候灾害的可能性加大，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大、危害程度更深。极端突变性气候变化使得沿海地区遭受洪涝、风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频率加大，人口密集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面临的风险更大，如亚洲和非洲的大型三角洲和一些小岛屿。

1．2气候变化与历史、现实中的人口迁移关系探讨根据陈绍军等［9］对气候移民的定义，气候移民是指由于气候的突然或缓慢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或生存条件产生不利影响，在相关气候政策或气候工程的影响下，而被迫或主动、暂时或永久离开其家园进行迁移的人或人群，他们既可以是国内迁移，也可以是国际迁移。气候移民既指由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如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资源性枯竭（不可逆荒漠化石漠化、土壤侵蚀、长期性干旱）等造成的永久性人口迁移及社会经济系统重建；又涵盖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飓风、风暴潮、高温热浪天气、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沙尘暴等气候灾害导致的人口迁移；也涉及为减缓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生活造成的胁迫性、破坏性等不利影响而实施的气候工程（如干旱地区的引水灌溉工程、沿海低洼地区的围堤造坝工程等）造成的非自愿性气候工程移民；以及由于气候变化原因直接、间接导致的其他风险（泥石流、滑坡等）造成的人口迁移行为及社会经济系统重建活动。且从迁移意愿及是否具有自主迁移决策的权利将气候移民划分为自愿性气候移民和非自愿性气候移民；从迁移时限的长短上将气候移民分为永久性气候移民和暂时性气候移民；按照气候移民迁移的空间区域和距离远近将气候移民分为国际性气候移民和国家内部性气候移民；根据气候变化导致气候移民的不同致因将气候移民分为直接性气候移民和间接性气候移民等。

气候移民虽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但这种现象古已有之。从浩繁的史料记载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历史时期上因气候变化及由此而引起的环境变化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气候变化致因下人口迁移路径图大致呈现出：“气候变化→气候灾害→环境变迁→人口迁移→人口分布变化→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变更”的总体轮廓。中国的气候类型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其特征是温暖与湿润同期，寒冷与干旱同期。由于最近几千年来，中国寒冷气候期经历的时间越来越长，降温的幅度越来越大，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因气候干旱化和荒漠化导致的人口迁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因为年平均温度降低1～2℃，等温线即要向南推移200～300km，气温变化直接影响着农牧业生产及人们的日常生活［10］。加之，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以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生产为主，其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受自然灾害影响明显。纵览中国历史上的4个寒冷期，其与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如，第一次寒冷期的到来，西部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西周的东迁；第二次寒冷期的到来，爆发了黄巾起义，导致三国鼎立以及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第三次寒冷期的到来，唐朝爆发黄巢起义，导致五代十国割据并且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南侵，使得南北宋一直面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西夏、辽、金、元的威胁；第四期寒冷期的到来，明末爆发农民起义，满族入主中原。这些历史事实恰与气候变冷相吻合，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迁移［11］。根据竺可祯［12］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基本认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末期和元代初中期，是我国北方气候偏寒偏干，旱灾、沙尘暴和冬季雷暴出现频繁，湖泊退缩，土地沙漠化强烈和黄河决溢频率减小的时期，同时也是中亚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的时期。强烈的气候变化导致了畜牧业的严重减产，使其产量已不能维持秦汉、隋唐湿润时期已增长起来的人口需求而发生了人口的向外流动，并多次导致了全国性的人口大规模迁移［13］。在13世纪40年代蒙古地区由于连年干旱，“野草自燃，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元史•定宗纪》）；加之冬季暴风雪的侵袭，气候风险导致北方地区环境严重恶化，引起元代内、外蒙地区蒙古族牧民的大量南迁，因灾害而“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14］。气候风险和气候灾害不仅诱发了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人口南迁，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汉族内部的人口迁移并导致了社会加速变迁。一方面是气候风险和气候灾害直接迫使受灾地区的人口进行迁移；另一方面气候灾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促进了历史朝代的更迭。一般是在气候温暖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气候寒冷时期，游牧民族南迁，中原政权不稳，二者对峙，甚至建立了“牧者王朝”［11］，间接地导致人口迁移和广大民众的逃亡，从而引起了中国历史上南北、东西人口分布比重的变化。类似的现象也见诸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历史时期玻利尼西亚群岛人口的迁移；干冷时期气候干旱迫使中亚地区的人口向欧洲迁移，中亚游牧民族大规模的向西、向欧洲迁移成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15］。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条件的加速持续恶化导致了环境的变迁，进一步催生了气候移民。目前，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关联性已呈现出“气候变化→局部地域生态失衡→环境变迁→气候政策出台→气候工程实施→气候移民→局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重建”的趋势。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消耗化石燃料等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不断增加，引发了全球气候近60a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国际卫生组织的报告称现在全球每年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在美洲，20世纪30年代，持续干旱和土地过度开垦导致的席卷北美大平原的“黑风暴”，曾使北美数百万居民被迫逃离家园，许多城镇被一度弃为空城。在亚洲，据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2010年亚太灾害报告》称：气候变化已使南亚地区的台风、洪涝发生频数增强及海平面持续上升，加之这一地区人口增长较快、灾害适应和救助能力仍较薄弱，南亚地区已成为气候风险最高、最脆弱的地方。这一区域将产生数以千万计需要永久安置的气候移民，这些气候移民或被迫搬迁到邻近村庄谋生，或成为南亚城市贫民窟的新居民，或越过边境成为偷渡者。气候变化、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导致的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在过去20a增加了1倍以上。特别是近年来受极端天气、工程建设等因素影响，世界各地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震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已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全球气候变化继续演变的整体背景下，地球上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域越发集中凸显，作为一种生存因应策略，气候移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异域他乡寻求生存、生活的机会，藉此引发了与气候移民相关的种种迫切需要关注解决的问题。如何规避各种气候风险导致的显在或潜在的气候灾难，以解决人类遭遇的逐渐恶化的环境问题和发展难题，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显化并浮现在了世人面前。

2气候移民问题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势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社会就注意到移民问题与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之间的关联。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模式的变化，全球气候变暖确定性的增加、海平面上升、环境退化、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频发等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愈发突出，使得“气候移民”成为了国际社会新的关注点，气候移民及与之相关联的问题，逐渐进入了国际相关组织、政府部门与研究者的视野，并日益受到关注。

2．1气候移民的数量规模不断攀升受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直接导致了气候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和人数激增，气候变化成为了21世纪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据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香港发展与救援NGO组织———香港乐施会等组织机构在2009年4月的报告，在1998～2007年，全球每年受气候灾害影响的气候难民人数约为2．43亿人；2015年后气候难民人数将达到3．75亿人以上。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气候难民已开始进行自发和有组织的气候移民，世界上现在已有约2600万因为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的气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计将有2亿人沦为“气候移民”［8］。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12年3月最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和亚太地区的迁徙》的报告称，仅2010～2011年，亚太地区因极端气候自然灾害导致的移民人数就已达4200万以上。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导致了一些地区气候条件持续加速恶化，使得世居一隅的广大居民因气候变化、生态失衡、地质变异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灾，进而催生了世界各地“气候移民”大军的大量涌现，且有愈演愈烈之态势。

2．2气候移民波及的区域持续扩大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引起的人类生存环境改变，地球上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面临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没入水底）遭遇异地动迁的风险。气候移民不得不在高压的气候风险之下奔波在不同区域之间、国与国之间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现阶段气候移民波及区域明显呈持续扩大的态势。未来20～50a全球气候移民的热点地区，将主要集中于东亚、南亚、东非、中非、中美洲等地区的沿海低洼地带、河口三角洲、地势较低的太平洋小岛国、半干旱或不太湿润的区域，这些地域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成为气候移民的重灾区［16］。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中，常住人口不超过40万的亚洲岛国———马尔代夫，正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胁；无独有偶，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已经与新西兰签订协议，全国国民将陆续“搬迁”到新西兰，现在已有5000多名图瓦卢人在新西兰安了家［9］。人口集中分布在低海拔沿海地区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所罗门群岛、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及肯尼亚在内的其他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气候移民。一些学者预计，国际性气候移民将会越来越多，涉及地区将进一步扩大［17］。极端突发性和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的叠加交织，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多发，使得中国许多靠天吃饭地区的人民群众的生计难以为继，广大西部地区，如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已经或正在成为气候移民最集中的地区。以中国陕西为例，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应对辖域内南部山区频繁多发的多种自然、地质灾害，不得不从2011年年末开始计划并着手实施一项为期10a、投资约1280亿元人民币、搬迁约279．2万人的宏大移民规划。这其中因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避让49．16万人，洪涝灾害避险搬迁32万人。如何将深受极端气候风险影响和难以快速有效脱贫的居住生活在陕南地区的民众向陕西其他地区进行迁移安置成为了其首要和主要目的。气候变化及由其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加之荒漠化、水源污染和其他压力，将导致地球上的更多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

2．3临时性迁移向永久性移民持续演变气候移民正在或将要经历短暂临时性迁移向永久移民的艰难过渡。气候移民主要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比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由于缺乏迁移的资源，在遭遇台风、暴雨、洪涝、干旱、泥石流或突发疫病侵袭时，人们一般是暂时性的避难迁移。不过随着气候风险在某一区域的持续化常态化，临时迁移已不能解决问题，而永久性的迁移成为无奈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的西海固地区，以前普遍存在着人口的季节周期性流动。但由于这一地区“十年九旱”的趋势愈演愈烈，“一方水土已养活不了一方人”，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干旱的气候状况适应气候变化，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得不将中部干旱地区、南部山区约76万人进行永久异地转移安置，安置到扬黄灌区或水源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以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为从根本上解决中部干旱带的发展问题，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宁夏回族自治区于2007年组织编制了《宁夏中部干旱带县内生态移民规划提要（2007～2011年）》。规划将中部干旱带缺乏基本生存和发展条件地区的35万人再度进行外迁，实施移民异地永久性安置。与此同时，在气候风险不断加剧的现实背景下，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亦导致一些低洼地区被淹没，不少国家和地区正开始进行永久性气候移民。如孟加拉国越来越多的气候移民，从沿海低洼地区向内陆大城及印度等邻国移民；随着巴布新几内亚卡特利特群岛的淹没，卡特利特群岛上的居民也必须永久地迁移到新的居住地；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中亚半干旱或不太湿润地区，由于干旱及其导致的土地生产力退化，破坏了人类赖以维持生计的资源基础，使得这些地区约10％～30％的人，将成为潜在的永久性气候移民［5］。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永久性改变和生产居住环境条件的恶化，已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永久性气候移民成为了现实气候移民的典型类型。

2．4多种因素叠加交织致使气候移民问题日趋复杂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十年间，气候风险引发的“气候移民”将持续增加，气候移民问题将更趋复杂化。首先，气候移民将进一步加剧相关国家国内的社会矛盾冲突和紧张局势。气候风险引发的自然灾害会迫使一些受灾民众暂时涌进大城市，造成大城市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陡然加大，有可能恶化现有局势、加剧紧张关系和不稳定因素，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其次，气候移民除了会造成国内的社会矛盾外，更为严重的是，气候移民问题将威胁到脆弱的、濒临冲突边缘的国家与地区间的沉重关系，威胁有关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在气候移民集中地区及其边界区域，出现气候变化→环境衰败→气候移民→社会冲突恶性循环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由此将导致一些局势脆弱国家加速崩溃、种族问题与宗教冲突激化、政治激进主义抬头，致使世界部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之，由全球变暖因果关系造成的不公正感，叠加于气候移民问题之上，将激发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的国家与遭受最严重气候变化灾害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仇恨，促使地区国家间的政治和人口问题激化、南北冲突加剧、政治关系紧张。致力于解决冲突的国际警报组织（InternationalA－lert）于2010年4月列举了44个极有可能因为气候变化而爆发武装冲突的国家；德国波恩的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学院院长加诺斯•博加迪博士也把气候移民问题视为“一个刚刚崭露头角、无比棘手的重大全球性问题”［18］。第三，气候移民的贫困问题与环境恶化交织叠加，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气候移民肇始区域一般是贫困与自然资源条件严重恶化的区域，气候移民与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区域分布格局高度耦合，极易引发“气候贫困”产生的次生灾害风险。此外，气候移民所面临的既有需要迫切解决的食物和栖居地等生存性问题，还有在迁入地新的自然、社会人文生态环境下如何调适生计模式、实现文化及身份认同、逐渐融入迁入地的社会融合问题，以及某些低洼岛国完全消失后引起的气候移民无国籍等棘手问题。气候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影响，使得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

3应对气候移民及相关问题的对策思考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极端气候风险事件将更加频繁，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将成为民众迁移的又一个推动力，气候风险将是21世纪造成世界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眼下各国主要将精力放在遏制气候变化方面，关涉气候移民的议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现阶段还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及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风险，将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基于对气候移民问题的关照与因应，易受影响的地区和国家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实施更广泛的应对气候移民的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有效的适应机制，以应对其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尽量减小未来气候移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3．1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地区间协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协力促进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气候移民是全球性问题，气候移民在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合作等领域都可能给国际社会造成新的挑战。它事关各方利益、地区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需要世界各国联手应对，加强应对能力建设，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首先，要将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人口迁移纳入到各国政府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计划之中，使其成为国家行动的一部分；建立各相关成员国官员、专家相互交流经验的对话机制，推动在气候移民方面的国际智囊合作。其次，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偿接纳气候移民（虽然新西兰接纳了一部分气候移民，但它也仅仅局限于适合本国移民法的前提下且大多为技术移民）的伦理道德责任机制和政策激励机制；将现阶段国际社会仅局限于对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所导致的气候移民实施的救助，逐步扩大到对缓发渐变性气候风险引起的自愿性气候移民也给予适量考虑和关注，并倡导国际社会直接为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导致的移民进行捐赠、救助和投资。第三，完善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为主的国际移民管理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国际发展合作机制，比如南南合作，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等，促进发展中国家逐渐提升适应能力，降低气候风险和气候移民发生的潜在压力［5］。世界各国在气候移民问题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开展合作，各国政策制定者立即行动，在全球建立一个应对气候风险引发气候移民的国际合作机制，不仅有助于推进本地区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重要影响。

3．2在国际社会建立灵活应对气候移民迁移的政策、治理机制和管理机构从目前气候移民遭遇的现实境况来看，无论是对迁出地还是迁入地而言，气候移民还未完全纳入政策考虑的范畴（尽管世界上已有约3个国家将气候移民纳入了其国民政策之中），国际社会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气候移民事务进行管理。从速召集国际社会移民研究的权威机构和组织，尽快形成世界公认的气候移民定义的权威性论述，明确国际移民组织（IMO）和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署的权责内容，使气候移民摆脱游离的中间人角色，制定相应的气候移民政策、管理机构、组织制度与治理机制，已是当务之急。首先，可在国际社会构建起一套灵活应对气候移民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包括在认识和分析气候移民所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基础之上，探寻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以使气候移民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社会环境变迁；建立气候移民预测预警系统，完善预防和减少与气候移民相关的社会管理体系，以有效降低与规避气候移民给社会良性运行带来的原生冲突和次生风险。其次，要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预报预警机制建设，建立地区主要气候灾害的历史信息库和数据共享平台；进一步加强气候移民救助体系建设，建立高效完善的救助体系，在法律、政策、组织、制度等层面强化救助体系制度能力建设；同时，加强移民管理及国际经验交流和高效的气候移民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推进应对气候移民相关问题的社会文化适应机制建设［19］。第三，基于预防胜于治理的认识，加强对气候移民的监测和评估。建立气候移民监测和评估机制，对气候移民的规模、分布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摸索；在监测和评估体系基础上出台更切合气候移民的政策与管理制度，设法处理气候移民被迫迁移和冲突的根本原因，以预防气候移民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发生矛盾、冲突抑或战争。

3．3致力减缓与主动适应并举，降低气候移民被迫迁移的社会风险全球气候变暖几成定势不可避免，在未来几十年内，即使做出最迫切的减缓努力，也不能避免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影响，这使得在气候移民问题上减缓和主动适应成为主要的应对措施。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不同，应对气候移民问题在减缓和主动适应过程中可考虑以下3个层面。首先是进行事先预防。在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或地区需要未雨绸缪着手建立防洪堤、建筑大型水库等工程，以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洪涝、干旱等灾害性后果引发的大量气候移民。其次，展开知识普及教育。普及应对气候风险的相关知识，加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现象的认知了解、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灾害的措施等；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融入气候变化视角的适应性项目，采取适应措施如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相关技术、开拓原居民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选择，出资协助贫困人群改变生计、耕作或使用能源的模式，以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减少迁移的必要性和非自愿气候移民的数量。第三，进行人口迁移。迁移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种应对策略，不只是在气候过程和气候风险事件发生之前组织进行的人口迁移，也包括气候灾害发生后的非自愿气候移民。目前，对气候变化引致非自愿气候移民有所准备的国家较少，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提到把迁移或人口重新安排作为一种可能的政策回应方式［20］。在此情形下，考虑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合理引导人口迁移，减少人口盲目迁移对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生活带来的冲击；将气候移民问题的减缓、适应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与更典型的信息和基础设施建设协同考虑，有助于气候移民减少脆弱性增加适应性。

3．4降低气候移民的社会脆弱性，提升气候移民适应能力建设弱化气候风险影响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群体、甚至不同家庭的社会脆弱性差异很大。弱势或边缘群体更容易从灾难中流离失所，如果受气候风险影响地区有更多的弱势群体，更大的建筑环境密度，则飓风过后这部分人外迁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气候风险降低了潜在气候移民家庭的社会承受力，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从而导致移民［21］。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人类不能阻止全球气候变化的脚步，那么面对各种可能引发移民的因素，人们至少可以想办法增强社会的承受力，降低社会脆弱性，而不总是选择移民。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因为气候风险而移民总是痛苦的经历，而对全世界来讲，气候移民问题又是一个无比棘手的会引发地区政治冲突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一方面，这就要求人们在选择气候移民迁移安置区时，需要借鉴社会脆弱性理论，尽量迁往就近的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以提高移民群体的社会承受能力，而不致使移民因为搬迁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为后续发展留下隐患，例如移民返流等。另一方面，完善现有的资金适应机制，建立气候移民基金或融资体系，努力突破贫困地区资金和技术匮乏的瓶颈，有助于降低高风险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历史上欠下的气候债务，气候移民也应该在发达国家主力下解决，发达国家有责任施以援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和免费的技术转让，增强其抵御气候风险、实施移民规划和管理的能力。此外，在气候风险形式严峻区域，进行项目扶持和产业规划设计以降低区域社会脆弱性时，要综合考虑地区的气象、地质、水文等条件，需要立足前期调研进行多方论证，以提升风险管理优化水平对症施策物尽其用，避免对有限紧缺资源的浪费，防止出现尽力不尽事的现象。

4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气候变化及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与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由其引致的气候移民及相关问题的处理解决日益趋于复杂化敏感化。对气候移民的概念进行明确指称界定既是理论研究亟需，又是有效破解这一社会难题的现实需求。气候移民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既有需要迫切解决食物和栖居地的问题，还有在迁入地新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下如何调适生计方式、实现文化及身份认同的问题。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但是，由于现阶段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关于气候移民的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现实情况可能变得更加糟糕。将气候移民纳入政策考虑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上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气候移民事务进行管理；建立全球性的气候移民监测和评估机制，协商制定合适的气候移民政策、管理制度，或将有助于气候移民的统计和预测、政策的制定和国家的管理。气候移民问题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处在现代社会不断快速发展的物欲膨胀现实中遭遇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但气候移民的产生以及与气候移民相关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依然是发展问题。要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与气候移民问题就需要世界各国在努力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扎实推进，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起有效的适应调节应对机制，需要各国形成合力在实现共同发展中同舟共济协同努力加以解决。世界各国只有秉持积极和建设性之态度，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道路，方可助益于尽量减小气候变化导致的未来气候移民对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和气候移民难题的破解。

作者：曹志杰陈绍军单位：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