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建筑及其制造的政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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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话言犹在耳，环视世界，建筑以其矗立的姿态、形式、色彩等种种方式，诉说着权力与民众的渴望与诉求。

迪耶·萨迪奇被当作建筑设计师培养，却从未感到自己足够“优秀”，优秀到可以设计某幢建筑。相反，他更关注建筑的外观，关注它因何而建、如何建成，“这不可避免地让我开始思考其政治意义。”

从未建造过一座建筑的萨迪奇成了建筑设计评论家。他曾任英国《蓝图》杂志主编、《观察家》评论家，其间始终关注建筑与政治生活的关系。近期，萨迪奇的《权力与建筑》、《建筑与民主》中文版在国内出版。在他看来，“建筑真正的意义所在，并没有从建筑师用立面和平面构筑的封闭世界中，或他们的自我审美表述中体现出多少。”在那些我们或记忆深刻，或视而不见的建筑中，隐含着丰富的政治信息。

建筑是权力和财富的表达

“没有权力与野心，建筑不可能产生。”萨迪奇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电子邮件采访时回答得十分干脆。他认为，“建筑是个人宣扬身份的利器，是有雄心的城市向全世界宣扬自己的工具，是权力和财富的表达”。

萨迪奇的书桌上曾一度放着一张从小报上撕下来的照片，其中“一个五短身材，留着浓密小胡子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建筑模型。“萨达姆·侯赛因非常热衷于建筑，我想，他在伊拉克到处建造宫殿，希望借此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萨达姆对建筑的热忱并无明确的方向，但在萨迪奇眼中，他似乎天生具备一种本能，知道如何利用建筑显示威权，恐吓对手，告诉国内外的敌人：“伊拉克就是我的天下。”

当希特勒处于他权力和扩张的顶峰，他建造了新柏林宫。在萨迪奇看来，正是这座充满着威慑与压迫感的建筑，让二战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总统埃米尔·哈查心生胆怯，两次晕倒在希特勒的办公室中，并签下了耻辱的投降条约。在其人生最艰难的几个小时中，哈查走过广场的空旷空间，走过四分之一英里的长路，走过一个没有窗户、线条强硬的大厅，走在对手刻意用长路铺设、用泛光灯营造的氛围里。这个欧洲最黑暗的时刻，建筑再度以其强悍的姿势，扮演了浓重的政治角色。“如果说建筑曾被用作战争的机器，那这里便是了。”

某些建筑，如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街道，几乎是英国的同义词。二战期间，德国希望借炸毁威斯敏斯特来摧毁英国人的心理，但丘吉尔站到了残缺不全的大街上，展示英国对轰炸的蔑视，诉说他在这个危急时刻的决心。丘吉尔最终选择了按照原来的样式重建威斯敏斯特，就如同美国在“9·11”之后必定重建世贸大厦。

“一个国家会信仰特定的主题，有些主题更重要，有些不那么重要。公共机构会根据建筑的重要性赋予其形式。”建筑常成为权力表达意志的核心，因而，小心翼翼地选择风格、样式、材质，也成了建筑师铭刻历史的方式。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用抽象分离主义的朴素现代风格表明这个旧帝国向昨日的告别；融合了罗马风格与东方风格的印度国会大厦，则大声说出了新德里的英帝国印迹与民族感情。上世纪90年代末，苏格兰准备重建苏格兰议会大厦，“故意造得不像伦敦的议会大厦那样，它是一条月牙形的曲线，表明苏格兰并不附属于英国；同样，苏格兰人认为，这种议会建筑的安排，不像英国的矩形形制那般具有对抗性。”

“现在，大部分领导者都更为温和，他们谈论建筑的透明度。同时，某些商业领袖努力将他们的办公室安置在摩天大楼上，显示他们的重要性。”建筑界有人一度认为，透明度是民主的象征，但，“是否真的存在极权主义建筑、民主主义建筑或者是民族主义建筑？”萨迪奇问道。

上溯至古希腊的民主建筑传统

“很显然，认为建筑与政治之间有一种天然联系是很危险的。”萨迪奇提醒我们客观看待其中的关系，“不应该简单地认为，古罗马的圆柱就是极权主义的象征，而国际风格的现代主义的平顶就是民主的象征。并且，建筑会在时间之流中改变其意义。”

但有一种建筑，在数千年的西方历史中不断改进、重生，成为西方人追求平等自由的象征，那就是萨迪奇在《建筑与民主》中谈论的议会建筑。

“希腊人并未创造典型的民主政治，但他们有一套系统，让女人和奴隶之外的所有人拥有参与制定法律的权力。”相应地，古希腊人也创造了一种建筑模式。雅典人经常集会的普克尼斯山，被设计成一个半圆形的砖石建筑，支撑着容纳几千人的剧院式结构。这种形状保证每一个参加者不仅能看到发言的人，也能看到其他出席的人。通过把权力从封闭的世界转到开放的广场，希腊人用公共辩论取代秘密的操作过程，使得公民权利得以发挥。

“古希腊的政治遗产依然可以通过大量的政府建筑反映出来。”萨迪奇将现代民主建筑的传统一直追溯至古希腊。一直到20世纪，古典主义风格作为民主观念的象征，都对议会建筑具有深刻影响，爱尔兰的议会大厦、美国国会大厦、印度新德里大厦，那种完美的对称与均衡的构图，无不在说明人们企图从古典风格中寻求民主政治。“这种议会建筑的布局以会议厅、中心大厅等宏大的礼仪性空间为特点，并附以古典式结构围成的宏伟入口。”

建筑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这是丘吉尔的观点，正是他，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的重建过程中，力主恢复其原来样式。“我们学会了不要盲目改变其外在结构，因为它们使得这个议会组织如此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英伦小岛上制止了独裁的滋生并坚持不懈地消灭那些来自外部的独裁侵略者。”

丘吉尔认为英国议会建筑的特征即在其长方形的会议厅，毫无疑问，这种会议厅更适合政党体制。“对个人来说，所谓‘左’、‘右’立场很容易改变，但是穿过发言席的行为则需要慎重的考虑”丘吉尔认为这种议会建筑形式显然更适于发挥效率，并让个人在发表其言论时更加审慎。

“看看辩论席的位子安排，那是很有意思的。”萨迪奇说，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大厦实际上没有足够多让议员坐的椅子，“这是故意的，让它即使在没有很多成员在场的情况下亦生机勃勃；而当所有人都在场的那一刻，场景就会让人无比振奋。”这同样来自丘吉尔的创意，后者认为，若会议厅太大，“十分之九的讨论将在拥挤而急迫的氛围中进行。”

议会建筑的民主功能，事实上只是诸多建筑与政治的关系的一个折射。尽管要断定某种建筑带有政治特征过于随意，萨迪奇亦认为，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人们创造了一些广泛认可的标志。

“为了给国家创造某种标志，人们会使用某些传统的样式或材质。自然物同样可以用来表示威胁或欢迎，这取决于它们的使用比例及光源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