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文化建设的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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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蕴意

列宁无疑开创了一个东方落后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先河，对于一个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落后国家而言，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可想而知。当时的俄国处于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党和人民面临的艰巨任务。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大都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现的，因此，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往往成为文化变革的先导。而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一段时间内，俄国党内党外弥漫着以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代表人物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借口俄国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来否定俄国革命的论调。如：在普列汉诺夫眼中，他认为社会主义在俄国根本行不通，曾预言俄国的冒险行动就好像：“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但是针对这种相反的论调，列宁并没有放弃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而是坚定地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此，在列宁看来，时代的发展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机遇，十月革命并没有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俄国文化的落后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并行不悖的，是可以相容的。我们完全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逐步展开，在革命前隐藏着的落后文化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凸现出来。但是，面对俄国这样一个文盲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文化的极端落后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极不相称。列宁在晚年有非常清楚地认识，他认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可以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超越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因此，列宁在《日记摘录》中惊叹道：“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接着，列宁在《论合作社》中讲到：“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列宁分析到:“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认为，要想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改变其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社会主义不但需要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且需要有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民主政治，人民群众得以真正当家做主，更需要实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的先进文化，才有可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列宁晚年已经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不能离开文化建设，文化落后不是社会主义，更建不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是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内在意蕴。

二、文化建设是实现经济强国的现实诉求

经济的进步或变革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存在密切关联。列宁直至逝世，一直坚持认为俄国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轨迹中，以不断继承的方式向前迈进。因此，历史的文化基因是任何社会进步过程中都挥之不去的要素。在现实生活中，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常出现不完全同步性，主要表现为：文化建设如果落后于经济建设，则会对经济建设起阻碍作用；反之，将会为经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但在十月革命之前，即使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在思想中还没有清晰地认识到俄国文化的落后将会制约俄国经济的发展，在对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估计上存在着一定的失误与偏差。但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迅速从迷雾中走出，找到通向光明的方向。文化落后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首要弊端就是缺乏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和本领的掌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这不仅是马克思而且也是列宁一贯坚持的思想。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只有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才能稳固，才能在经济上赶超并最终战胜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实现经济强国，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是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的必然选择。但是，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愈发感觉到在对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构成严重制约的诸多种因素中，文化落后更具根本性。因此，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之后，列宁对此问题产生了更清醒、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具体表现为：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向全党郑重提出：“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意味着文化上的进步，因而需要学习。

在灭亡的威胁下，学习不能不是一项严峻的任务。”但是“学习什么呢？首先是识字。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可笑的”。其次，文化的落后不但使人们缺乏从事大机器生产的能力，而且影响到俄国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贯彻。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俄国实现经济强国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列宁晚年特别注重在农民中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知道，为了加快俄国农村经济发展，列宁提出了合作化思想。虽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农村已经有了农村合作社组织，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把它看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主张通过它来实现劳动者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合作社来掌握商品交换的情况，并对商品交换的过程进行有效监督。由于合作社具有这样的作用和意义，又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集体化的倾向，即社员将在合作社的交换活动中逐渐养成集体生活的意识和习惯。所以列宁晚年提出，合作社的发展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大力发展合作社。这在当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恢复国民经济和工农联盟，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一定程度上的复活，特别是在一部分农民中间，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势力比较猖獗。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列宁认为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来促进合作化。他审时度势地指出：“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这无疑是列宁针对俄国农村实际所作出的准确判断和科学分析。要使俄国迅速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本身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主义国情，尤其是俄国文化的极端落后性在文化技术、观念上对俄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深层次制约，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实现经济强国必然诉求于文化上的强国。

三、文化建设是发展民主政治的迫切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探寻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新型民主是其发展民主政治的必然需要，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世界范围内民主化的一般进程，应当是从封建专制，经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再上升为新型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民主。然而俄国在沙皇专制的长期统治下，封建专制的土壤仍在不断地滋生着封建思想意识，个人集权等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陈年老货依旧存在，这无疑给俄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带来严峻挑战。列宁在1922年3月强忍病痛，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时，作了长达3万字的政治报告。通读其文，我们不难看出列宁晚年的忧虑，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到底缺少什么？是政治权力不够吗？还是经济力量不足？列宁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首先，列宁认为俄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落后的文化水平极不对称，必须通过文化建设来提高和改善俄国党和国家机关工作。在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都完全可以保证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但我们的共产党员缺少本领，缺少管理的文化。同时，列宁晚年在关于改善国家机关的遗嘱《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也深刻指出：“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而做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在列宁看来，俄国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已经瞎忙了五年，俄国已经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但是俄国的文明程度还远远不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其次，值得指出的是，列宁晚年对俄国国家机关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恨之入骨。官僚主义是一种很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政治现象。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布）和俄国国家机关中暴露出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骄傲自大、命令主义等弊病以不同形式出现，这引起了列宁晚年的高度担忧：在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主义怎么会产生而且日趋严重化呢？列宁认为文化水平低是官僚主义日益滋生和不断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指出：“看来是受到了我们真正俄罗斯式的（尽管是苏维埃式的）官僚主义这种一般环境的压抑。”因此，他认为，必须通过有效的文化建设来改善俄国的文化环境，进而达到有效克服官僚主义的目的，并且在他看来，必须坚决清除这种敌人，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动摇。列宁清楚地认识到正是俄国“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在俄共（布）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以举例子的方式警告全党：“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革命的胜利者成为文化上的失败者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屡见不鲜。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尽快实现身份的转变，去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民主、更高级的自由。正如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的：“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因此，在列宁看来，文化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要求。四、文化建设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外在压力文化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中的识别码，是一个国家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是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决定着国家的素质、能力和兴衰，事关国魂、国脉和国力。十月革命后，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这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惊恐万分，视之为洪水猛兽，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因此，俄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排挤与挑战，而且在文化发展上更是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外在压力。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中占据着主流和中心地位，对其他文化形态产生不平等和不均衡的信息流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对俄国的万般责难，列宁晚年充分认识到，要想更好地维护俄国的文化安全，除了要在策略上抵制和防范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外，最为根本的是必须练好内功。正如列宁晚年在《日记摘录》中指出：“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

毋庸置疑，社会主义的俄国也只有努力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才能增强自己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使人民群众真正从内心深处选择社会主义，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筑起坚不可摧的思想长城，也只有这样才能不仅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一切反抗，而且在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战胜资本主义的反抗。用历史的眼光回眸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它们在冷战中惨遭失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浪费一炮、一枪、一弹，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的和平演变战略，先后推行了“解放政策”“接触政策”以及“超越遏制”等策略，利用各种手段大搞“思想文化渗透”，对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最后可谓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使用了另一种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文化。但是这并不否认列宁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优秀文化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已郑重提出：“只有利用资本主义文化因素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劳动却是我们需要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真正掌握旧的社会关系所创造的、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保留下来的文化”。而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得不利用被资本主义完全侵蚀了的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列宁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是持积极态度的，如果不注意借鉴、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知识、经验和劳动，不注意团结和吸收他们的先进分子加入我们的建设队伍，必然使俄国的文化建设事业蒙受重大损失。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从十月革命开始，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一路走来，有成功也有失败，有顺风也有逆风，有经验也有教训。

列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在他亲自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晚年的实践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至今还非常影响的新颖思想，这其中就包括在对待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列宁晚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工作重心的文化建设转向。我们通过分析和梳理，也不难理解列宁发生转向的原因：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蕴意、实现经济强国的现实诉求、发展民主政治的迫切要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外在压力共同促成了列宁晚年异常注重俄国的文化建设。同时，也正因列宁在晚年正确领导了俄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在不长的时间内俄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大的成就。我们今天重温和研究列宁晚年的文化建设思想产生的背景，对于我国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作者：刘旺旺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