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研究宫廷建筑古今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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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工程中，测量、定位等基本准则是由木工掌握的。进入封建社会，秦国设有“将作少府”的官职，掌营造事务。西汉承秦制，不过“少府”改为“大匠”，自此“将作”一名沿用于明代。东汉、魏、晋，又有“民曹尚书”、“民曹”、“左民尚书”、“起部尚书”等职称管理工程事物，“将作大匠”一职不常设，属于兼领，无事则罢［1］508。隋代开始设工部，同时另有将作寺(后改为将作监)。工部掌管全国农垦、山林、水利的工程和管理;将作监则掌管京都皇宫和中央署的修建。唐代仍然是工部与将作监并列(监地位稍低于部，但不相统属)。宋代的将作监隶属于工部。起先，京城修缮归三司修造案管理，将作监只是虚衔。宋神宗元年改定官制，开始由将作监掌管“宫室、城郭、桥梁、舟车、营缮之事”。金代无将作监，营造事务由工部直接掌管。但工部下设“局”、“提举司”、“人匠总管府”来具体负责进行工程施工，因事因地而设，名目甚为烦杂。而元代有一个前所少有的特点，就是常常从富有经验直接从事操作的优秀工匠中选拔人员充任工官。明代设工部，所属管理营造事务的为营缮司(名将作司)，下有营缮所。木工蒯祥、蔡信，瓦工杨青均曾任营膳所官员，升至工部左侍郎。清代制度稍有区别，一般京城、坛庙、官署属之工部;宫室苑囿的修造属于内务府。有名的营造匠家样房雷，算房刘、高，均属内务府系统。以上是历代建筑工程方面工官制度的大致情况，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这些历代的建筑管理部门，均考虑各个工程的用料，乃至运输等细节问题，直到验收核算。其中，用料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工程质量。

一、古代建筑设计与施工概况

中国古典建筑的设计和施工，基本上是基于一种“预制”构件和“装配”式的工艺制作观念而来的。另外，中国古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宋代起采用“模数”制，以“材”作为建筑构件的标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一部建筑学，这与中国古建筑采用木材及向群体布局发展及占地不占天的建筑体系有其直接关系，所以中国古代施工速度、预制和装配方法的运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古代建筑的设计

大体上分两种:1．规划。从汉代起制定了设计图样和说明文件，这项工作古时由知识分子出身的“将作大匠”来完成。2．制作模型，后期用纸板做的模型称为“烫样”，这项工作大多由“匠师”来完成。因为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两类不同出身的建筑师，其一就是技术工人出身的匠师，例如李春、喻洁等。其二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建筑计划主持者、建筑部门的官员，譬如宇文恺、李诫、阮安等，就属于这一类。《木经》一书有很多有价值的论述，例如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一些片断:“凡屋有三分，其上、中两分，以梁、柱的尺度为准;下分即台阶的权衡，以荷辇前后竿的不同姿势为准。”这些规则，无疑是从实际生活中总结而来的，表现当时的设计方法是适用的、合理的。古代的设计，从生活、从实际出发，仍然是我们今天设计所需掌握的主要原则。同时，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模型乃至烫样等，均是宝贵的财富。从古人的设计分工，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古代有经验的木工———匠师，便是单体建筑的设计者，而如何对待和使用今天在古建筑保护方面有经验的科研人员乃至工人，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这对保护遗产是大有益处的。

(二)古代建筑的施工

古代除了利用“平正”的墙壁来“侧画”施工图外，另一个方法就是利用前述的用按比例制作的模型来辅助施工。在施工时，模型不但可以准确地预知结构关系、材料的长度、大小和数量，对工人来说，模型比图纸更容易理解得多，按此施工自然更为方便。1．古代施工准备。除了估工之外，同样重要的是材料的准备，包括数量的计算，材料的选择、运输、储存。顺便说一下备料、储存非常重要，特别是木材、砖、瓦三大材，必须要备料储存，对施工大有益处，在这方面古人比我们做得好。譬如，明代朝廷在四川等地设常驻的采木官，其任务之一就是登记可以入选的木材的品种、尺寸、数量、分布位置，呈报备案，一旦需要，即可按记录采伐。入选的标准包括弯曲度。树干宜高大挺拔，盘折弯曲则不堪入料。明代掌管京城修建木材的储存为工部所属的神木厂(在崇文门外)和大木厂(在朝阳门外，均见《明水轩记》)。关于砖瓦材料，古代例为统治阶级优先享有。秦汉之际，设有专管机构，大抵何处兴造，即由该处自行设窑烧造。汉代砖瓦有“上林”、“左校”一类刻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砖瓦烧造属于“甄官署”。宋代则属于“京西八作司”之窑务［1］514。另外，明代初期，营造南京(应天府)，其筑皇城和京城用砖，由沿长江的各省以劳役形式缴进;砖身均有印戳，列举负责的州、县官吏和具体造砖烧窑匠工的姓名，以作为验收时记录之用。以上说明，古代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是非常严格精细的，特别是选料，不仅有管理机构，而且有标准在先。所用砖料也有验收标准，所谓“坚莹透熟，广狭中度”，不得“色红泥粗”(见贺盛瑞《冬官记事》)。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思考在保护世界遗产前的准备工作中各项工作都做得如何?2．古代施工概况。在古代的具体施工中，只需有一个巧匠，古代称为“匠师”，我们现称为“工头”，他手中掌管一个建筑各部位的尺杆(按模型或图纸放大的尺杆)，这个尺杆非常实用，并且能带来优良的质量和施工速度。古代木构架的制作，即按图纸或模型放大后，成批地预制构件，待高空安装，这些规范的木构件做工非常精细，榫卯吻合，必须达到高空作业顺利方可交工。特别是角科，“斗拱”的制作标准要求更高，因为这些小木作在清以前早期古建筑中具有承重作用，即承担屋面荷载传力的重要作用。在墙体的砌筑中，古代施工时对质量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青砖经过挑选后进行加工:首先磨平五面。留出砌筑面后，用凿子将五面剔成梯形，名为“五扒皮”。然后每层砖均为干摆，垫平后内灌“桃花浆”。古代对墙体施工质量的要求更是精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明代以前砖的产量较少，因此早期的砖要比木材贵重得多。古代的彩画施工，明以前均不做“地仗”，这是因为早期红松、楠木特多，而到了明末清初木材缺乏，高大的柱子需要拼梆外加铁箍，这样不美观，所以产生了“地仗”，即披麻搂灰。就是木骨外面的保护层。古代建筑木构上架及其他彩画部位，均采用矿物质颜料，就是油漆用的红色也为矿物质颜料，其主要特点是耐晒、延年。古代彩画的施工程序与现代基本相同，但对季节、气候掌握得十分严格。伏天，即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不施工，雨季不披麻，各种颜料多次研磨，胶和血料均用新调制的。以上几个方面就是保证质量的关键，同时也是我们现在施工过程中的差距所在。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各项施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从选料到施工，整个过程都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业内人士常说，早期建筑质量好，特别是尚未动过的建筑和部位延年，均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古人的工艺及其他方面要比我们现在好得多，非常有必要回头去挖掘一些有用的东西来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

二、对沈阳故宫古今修缮活动的研究与评估

沈阳故宫是一座积累式宫殿建筑群。从天命十年(1625)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经历了158年漫长的始建、改建、扩建和多次的修缮活动。应当说故宫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修缮活动主要分以下几个时期:一是始建于天命时期，二是清初天聪时期，三是乾隆时期。这三个阶段的修缮，均有不同的修缮理念，从而形成了故宫目前尚存的满、蒙、汉等多民族建筑风格。

(一)始建于天命时期

故宫最早的建筑组群始建于1625年的大政殿与十王亭，呈现出满族最高的建筑水平，从大政殿坐中，左右外八形的旗亭排列来看，鲜明地反映出满族后金时期的政体———八旗制度。这一独特的布局应当说是满族的首创。但在各单体建筑的细部又含有多民族的建筑文化印迹。譬如，大政殿有汉族的斗拱和盘龙柱;在檐下又有藏传佛教的兽面、蜂窝枋及内檐的梵文天花等;在殿顶之上又有琉璃的胡人力士。大政殿整体观之，融入了多民族的建筑艺术精华。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努尔哈赤天命时期的建筑理念。

(二)扩建于天聪、崇德时期

始建于1627至1637年，其中包括:大清门、崇政殿、左右翊门、凤凰楼、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以及大清门外东西朝房、东西奏乐亭、文德坊、武功坊等。(现存早期建筑)清初崇政殿前东侧原有“文馆”三间平房和西侧银库七间硬山式二层厢楼等一些其他附属建筑。从皇太极时期的宫殿布局“寝区”即台上“五宫”均建于高处，保留了本民族的习俗，殿却低于宫近4米，又是满族首创。关键的是皇太极时期的宫殿布局，开始吸收汉文化宫殿“前朝后寝”的整体布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因与“东路”天命时期建筑只相隔几年，从而可以看出皇太极“大内宫阙”的修缮理念。据史料记载，天聪五年，皇太极命扩建沈阳城，改原四门为八门，并新建钟、鼓楼等，以更加符合都城的规制。从上述天聪初年建新宫和改造沈阳城重大修缮活动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1．建新宫只是在整体布局上部分地吸收了汉宫殿文化，如崇政殿前的原建筑三间(平房)、西七间(楼房)很不对称，与汉宫殿有很大的不同。2．以硬山式作为正殿，低于凤凰楼歇山式的建筑等级，这说明满族在宫殿的建筑等级上有本民族的认识，与汉宫殿建筑等级很不相同。从当时崇政殿的精雕装饰来看，算是新宫中最华丽的，从抱头梁彩龙雕刻到檐下雕刻彩画以及琉璃墀头等，确实达到了皇太极时期建筑最高水平。因此说，满族在清初时，有其本民族建筑等级的排列方式，即以华丽、方位乃至体量等区分建筑等级。

(三)完善于乾隆时期

从乾隆十一年(1746)至四十八年(1783)在这37年间，沈阳故宫建筑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增建、改建等一系列修缮活动。1746年，为东巡所用，增建了东、西驻跸所两组建筑群;为建东所正门之需要，还将清早期西七间楼北侧两间拆移到南侧复建。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年)，还将崇政殿前东西两侧不对称的清早期建筑拆除，改建了飞龙、翔凤二阁。同时拆除崇政殿前部分栏杆、踏跺，新建“月台”。并于乾隆十三年(1748)增设了日晷、嘉量。在此期间，还对崇政殿的内檐进行了重新彩绘。乾隆初年，对崇政殿的修缮应当说是规模最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提高了崇政殿的外观建筑形象，而且融入了汉宫殿整体配套设施，并完善了宫殿规制。一句话，就是用汉宫殿建筑文化来修容祖先“旧宫”。乾隆四十三年(1778)，弘历第三次东巡驻跸盛京宫殿时，“命重修盛京天坛、地坛，移建太庙于大清门东。”［2］其目的是为恢复陪都盛京原有的“坛庙之制”。新建太庙原址为明代所建道观三官庙景佑宫，为建盛京太庙，将其移建到德胜门内路东。乾隆四十六年(1781)，为贮藏“四库全书”又增建了西路建筑。主要包括两部分:1．嘉荫堂及戏台，位于西路南半部，是皇帝东巡驻跸盛京行宫时，举办小规模宴请和赏戏之处。这一组建筑是根据乾隆皇帝东巡居住方位(保极宫)至嘉荫堂观戏的行走路线而规划设计的。乾隆帝由保极宫出来通过西游廊便门可直达嘉荫堂后门。2．文溯阁，位于西路北半部。为贮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阁”之一的文溯阁，是仿明代范氏天一阁的形式而建，外观二层，内则三层。由南至北依次为宫门、文溯阁、碑亭、东西游廊、仰熙斋、九间殿等。乾隆时期增建的东、西驻跸所及西路建筑，总体来讲基本是“官式”做法，近似于同期北京清代的皇家同类型建筑。无论从其建筑形式、结构乃至彩画装饰等，均与故宫早期建筑及地方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我们可以看出乾隆时期大规模的增建、改建、扩建工程，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汉宫殿建筑文化理念带入到盛京皇宫，形成了以满、汉为主，蒙、藏等多民族建筑文化融合的积累式独特的皇宫。

(四)历史上沈阳故宫修缮保护概况

沈阳故宫第一次修缮，据王氏《东华录》和《清太宗实录》记载:崇德五年(1640)，大政殿维修，其后历朝历代曾多次进行修缮保护。通过故宫历史上早期修缮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示，那就是康熙以前的早期修缮基本上保持了始建时满族建筑文化风格，这个问题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建筑文化理念。另外，康熙时期新建特少，康熙十七年重建28间宫内仓及10间肉楼。康熙重建大清门外厢房3间、崇政殿西3间厢楼、崇政殿东7间厢楼。康熙五十六年，重建东牌楼内5间房。康熙五十九年重建大清门熬蜜房、炭楼(这些建筑现已不存在)。从上述修缮情况可以看出，康熙时期虽有些拆除和重建工程，但从整体上来讲还仍保留了祖先满族宫殿的建筑风格。故宫最大规模的修缮是在乾隆十年以后，乾隆朝几次大规模的扩建、改建、修容，从理念上发生了根本转变。首先是加强了原“中路”建筑两翼，修了东、西驻跸所。然后改造了崇政殿的外观形象，增加了“月台”和日晷、嘉量，并拆除了崇政殿前不对称建筑，修建了飞龙、翔凤阁。乾隆中期修了太庙，晚期新建戏台。这不仅完善了祖先“旧宫”的使用功能，而且最重要的是用汉宫殿建筑文化来改造满族“旧宫”。这是乾隆帝的最终目的。从而形成了现“三路”并列的现有格局。乾隆之后，嘉庆九年(1804)故宫又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次修缮涵盖故宫70%以上的各路建筑。其中包括早期“两殿一宫”等主体建筑。再之后的修缮规模不大，间隔也不是很密了。从故宫历史上各朝修缮的概况中，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康乾不同的修缮理念以及嘉庆九年的大修，为我们今天的遗产保护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乾隆时期的修缮，如今还给我们留下很多成果和印迹，譬如:左右翊门及崇政殿内檐彩画、“月台”、日晷、嘉量以及大政殿内檐彩画，还有乾隆时期的“官式”做法等。这些均是与早期建筑相对比进行深一步研究的实物资料。另外，从故宫早期修缮间隔的时间跨度来看，足以说明古人的修缮质量。如果我们大胆地评估一下历史上的修缮，笔者认为乾隆时期要比晚期更好些。从实物例证来看，崇政殿和大政殿的内檐彩画，应当说是乾隆时期的艺术精品，无论从文化内涵、艺术构图、工艺技法等均属上乘。譬如崇政殿的内檐彩画，将清早期的“三宝珠吉祥草”彩画、以及“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彩画巧妙地融为一体，并将佛教、道教艺术图案也装饰在其中，而且工艺技法非常精细。总的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新的、内容丰富的内檐装饰。大政殿内檐的“降龙藻井”以及梵文天花等更是独特少见的彩画装饰精品。从乾隆时期留下的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修缮是故宫历史上修缮的顶峰。当前修缮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1．材料。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几大材(砖、瓦、木)不仅价格高而且质量低，特别是由于临时抓料，木材不干，琉璃砖瓦的烧制不如20世纪70年代前的质量。胎、釉均不达标。砖风孔多、不细腻。急需找回原传统工艺。2．工艺做法。各工种的工艺本应按传统做法所施工，但如今老手艺人特少，学徒工特少，做法已现代化。譬如:夹垄灰不用生石灰淋灰，临时用袋灰，而且麻刀加得又少，根本做不住，一年就脱落。其他例子也很多，墙体磨砖对缝、下架“地仗”问题等等，均看不到师傅带徒弟了。3．管理。现在遗产保护的“监理”虽然有证，但很多不是专业人员。这是一个大问题，从主管部门到“监理”如果都是“官员”的话，试想工程质量会达标吗?另外就是修建经费不足，破损欠账太多，专业人员太少，没有学徒工。以上这些问题，必然影响遗产保护工程的质量，相关细节就不在这里赘述了。笔者认为，我们从工艺及管理等诸多方面应向古人学点东西。

三、对现时遗产保护的思考

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的《威尼斯宪章》指出:世世代代人们遗留的古代遗迹是人类共同财产。为后代保护好这些遗产，将它们真实地、完整地传承下去是我们的职责。《威尼斯宪章》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建筑的保护与修缮提出了若干指导原则，并作出规定，要求各国在各自的文化和修缮范围内负责实施这一规划。虽然《威尼斯宪章》因缺少东方成员参加而存在着局限性与不足，但后来的《佛罗伦萨宪章》和《奈良原真性文件》弥补了上述不足。总体来讲，东、西方已全面重视遗产保护问题，特别是现世界遗产理事会，对世界各国的遗产保护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一种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清醒地回顾一下辽宁省遗产保护工作又做得如何呢?现存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影响保护遗产的主要因素以及解决办法应是下面要探讨的问题。首先，应当实事求是地说，辽宁省遗产保护工作总体来讲只能达到一般，同时却存在很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上到下对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经费与保护所需规模不成比例，所以造成科学监测无法实施。在这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有相当距离。

(二)建筑本体保护质量不达标。深入研究有多方面的原因:1．每年的保护经费5月份才到位，招投标1个月，待开工后雨季快到。2．没有提前备料的时间及其做法，开工后临时抓料，木材不干，琉璃砖、瓦烧不出来。3．工程二包、三包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工程的管理和工程质量。这些情况的出现，有管理问题，也有体制问题。

(三)保留历史信息问题。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历史信息如何保留?特别是与施工方案产生矛盾的时候如何保留?这个问题很重要。有的施工方案不严谨，没有查史料，或者史料查得不够便随意制定方案，结果造成历史信息流失。这个问题文物行政主管部门须高度重视。另外，在遗产保护方面尚存在诸多“细小”的问题，譬如，资质问题、挂靠问题以及技术力量、各工艺做法等等，都是影响遗产保护和建筑修缮质量的关键。我们必须从大的方面入手并与细小的工作结合起来，才能走上遗产保护的正轨。那么，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1．首先从体制上先解决经费额度即数量以及经费到位的时间，不能影响开工的黄金季节。2．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应走下来到各省进行培训，培养遗产保护人才，现已出现断档的严重局面，这是事实。特别是古建保护方面的技术力量方面，辽宁省与山西、河北等相差甚远，必须加强。3．在具体施工保护过程中，严格按工序施工，掌握季节、气候规律，科学保护，同时要树立科学先进的保护理念不动摇，坚决采用原材料、原工艺，保持原风格，高质量、最大限度地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现有的体制下，笔者的实践经验是:今年做去年的工程，这样可以提前备料，考察施工队伍，准备技术力量，完善施工方案，实践证明，效果好得多。另外，就是走出去请进来，多交流遗产保护经验和做法，从中吸收其实用的精华部分。

四、结语

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宫廷建筑，是中国也是全世界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它们经过历代传承至今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今天，我们在对古代建筑进行科学保护的同时，很有必要回过头对古代建筑修缮的经验及规律等予以总结，对其合理、科学的精华内容进行提取，并融入当代古建维修与科学保护工作中。只要我们能够真正静下心来，虚心地向传统学习，就一定会把祖国的传统工艺发扬光大，就一定会为人类文明保留下我们最有价值的文化财富。

作者：孔晗单位：沈阳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