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范文精选

一关于德育目标问题

德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者按一定社会的要求，对受教育者在思想品德方面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影响的教育活动。德育目标在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既体现德育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又规定德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正确确立德育目标是搞好德育的关键一环。德育目标可以区分为宏观整体目标和微观具体目标。冷静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德育的目标之后，笔者认为：

1.德育宏观整体目标是适当的。所谓德育宏观整体目标是指对所有教育形式（普教、职教、成人教育等）所有教育阶段（小学、中学、大学等）的德育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德育目标。德育宏观整体目标，是培养人的大目标、总目标，是对“人”的定义，是对“好人”的诠释。它由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并与之相适应，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现经济基础发展对人才素质的根本要求。中国现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德育宏观整体目标。“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四有”新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等，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德育宏观整体目标的描述。所有这些描述（论断）的精神实质在根本上都是一致的，都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德育的本质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人才素质的整体要求，对我国德育曾产生过并还在继续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德育宏观整体目标适当，不容否定，是历史评价我国社会主义德育的正确结论。

但是，否定社会主义德育宏观整体目标的倾向客观存在。其否定的理由是“目标太高”，“不切实际”，“超越时代”，“超越现实”，“根本做不到”。近年来，这一倾向在不断强化，反映在课程设置上就是试图用“公民课”取代目前的“政治课”和“思想品德课”。诚然，课程的名称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目标和内容。通过更换课程名称以求用“公民”代替“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倾向也并非不存在。问题不在课程名称是否可以改变，是否应当改变；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德育的宏观整体目标是否适当，是否不切实际，是否应当根本否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当是改革课程名称的一个出发点。

高尔基说：“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事实上，对个人而言是这么回事，对群体而言也是这么回事。中国封建社会的德育宏观整体目标是培养忠于封建皇帝的忠臣，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儒家的主张是培养“圣人”、“贤人”。孔子是“圣人”，孟子还只能算“亚圣”。孔子有弟子3000，“贤人”却只有72个。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其德育所培养的“圣人”“贤人”没有几个，令封建皇帝满意的忠臣更是没有几个，其原因是不是德育目标定得太高了呢？能否据此认为其德育就是彻底失败的呢？这恐怕是不能简单地作结论的。就时代而言，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多年，虽然是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就现实现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把社会主义德育的宏观整体目标规定为“四有”新人，规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并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凭空构想，也不是他们的主观意志，而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发展规律的反映和要求。社会主义德育宏观整体目标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这种反映当然要由人完成。反映是否正确，只能由历史实践（包括教育实践）来检验。问题在于几十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了什么？只要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审视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的历史实践就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德育宏观整体目标对社会主义经济反映是正确的，因而是适当的。

就能否达到而言，将社会主义德育宏观整体目标规定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我们的德育所培养的人具有热爱祖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党的领导，能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能够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等优秀品质和情怀。这目标确实高，高得前无古人。这目标是否真如某些人所断定的那样“不切实际”，“根本做不到”呢？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在思想方法上犯形而上学的绝对化错误；我们更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能因自己没有做到且不想做到却硬要说别人也做不到，更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做不到。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孔繁森、李运武、马恩华、李国安、徐虎、吴天祥、陈金水、谭彦、杨为民等共产主义战士的人生轨迹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好回答。还有那罗全中一家，153／154次列车长程士杰、刘庄党委书记史来贺、山东沂蒙山区沈泉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廷江等人的行为，都能说明问题。还有98抗洪精神和涌现的抗洪英雄们也能说明问题。难道所有这些人和事统统都是我们“制造的神话”？！应当承认，一个人的德性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主要是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主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觉悟”的结果，但这“觉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比如谭彦的“觉悟”就并不是在知道自己的生命没有几年之后，王廷江的“觉悟”也不是在自己拥有600万之后，他的“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观点就反映了社会主义德育对他的教育。何况，有的人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也可以说是因为“觉悟”到：“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人能捞，我也能捞，不捞白不捞。”“悟性”人人有，但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觉悟”，其原因就于社会主义德育目标是否真正深入其心灵有关。我们不能在否定学校德育无所不能的时候又走向另一极端：“基础文明可教，德性修养不可教。”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在全国实施，这是我国教育的一场革命，是我国教育再一次发展的号角，面对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学校的德育工作究竟如何开展，以适应新的课程改革的需要，促进新课程的全面、正常、顺利地实施，这也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必须研究的问题。

一、与时俱进，更新德育观念。

李岚清同志曾经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涉及的问题很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既要有全面系统的政策导向，又要紧紧抓住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他提出，要突出抓好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是四个方面：一是积极推进课程改革；二是改进和加强德育；三是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四是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德育建设都被鲜明地提到促进素质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环节的位置上。可见要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德育建设是必不可少的，那也要改革。

课程改革要求新课程的培养目标既符合素质教育的思想又体现时代的要求，使我们明确意识到在培养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同样是一大基本任务，而且它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完善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品德素质，促进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促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是中小学德育的根本目标，可见德育是一个直接关系着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作为基础教育的工作者，首先就要与时俱进，更新德育观念，明确在新课程中德育的内涵。在新课程中，对德育、德育课程必须有一个新的认识。要改变一讲到德育，总是偏重于政治教育，甚至在政治与德育之间划上等号。而应该认识到，德育不能离开政治，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政治不能涵盖德育，更不能替代德育。德育是以育人为背景的比政治有着更丰富更广阔的内涵，从根本上讲，德育和德育课程就是要教会受教育者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凡与做人相关的思想、观念、规范，都可称之为德育。

二、加强领导，坚持德育为首。

学校工作坚持德育为首，已经喊了很多年，可在工作中，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确存在着极大的弊端，往往只喊在口头上，而实际工作中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

一关于德育目标问题

德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者按一定社会的要求，对受教育者在思想品德方面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影响的教育活动。德育目标在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既体现德育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又规定德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正确确立德育目标是搞好德育的关键一环。德育目标可以区分为宏观整体目标和微观具体目标。冷静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德育的目标之后，笔者认为：

1.德育宏观整体目标是适当的。所谓德育宏观整体目标是指对所有教育形式（普教、职教、成人教育等）所有教育阶段（小学、中学、大学等）的德育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德育目标。德育宏观整体目标，是培养人的大目标、总目标，是对“人”的定义，是对“好人”的诠释。它由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并与之相适应，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现经济基础发展对人才素质的根本要求。中国现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德育宏观整体目标。“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四有”新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等，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德育宏观整体目标的描述。所有这些描述（论断）的精神实质在根本上都是一致的，都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德育的本质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人才素质的整体要求，对我国德育曾产生过并还在继续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德育宏观整体目标适当，不容否定，是历史评价我国社会主义德育的正确结论。

但是，否定社会主义德育宏观整体目标的倾向客观存在。其否定的理由是“目标太高”，“不切实际”，“超越时代”，“超越现实”，“根本做不到”。近年来，这一倾向在不断强化，反映在课程设置上就是试图用“公民课”取代目前的“政治课”和“思想品德课”。诚然，课程的名称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目标和内容。通过更换课程名称以求用“公民”代替“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倾向也并非不存在。问题不在课程名称是否可以改变，是否应当改变；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德育的宏观整体目标是否适当，是否不切实际，是否应当根本否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当是改革课程名称的一个出发点。

高尔基说：“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事实上，对个人而言是这么回事，对群体而言也是这么回事。中国封建社会的德育宏观整体目标是培养忠于封建皇帝的忠臣，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儒家的主张是培养“圣人”、“贤人”。孔子是“圣人”，孟子还只能算“亚圣”。孔子有弟子3000，“贤人”却只有72个。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其德育所培养的“圣人”“贤人”没有几个，令封建皇帝满意的忠臣更是没有几个，其原因是不是德育目标定得太高了呢？能否据此认为其德育就是彻底失败的呢？这恐怕是不能简单地作结论的。就时代而言，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多年，虽然是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就现实现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把社会主义德育的宏观整体目标规定为“四有”新人，规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并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凭空构想，也不是他们的主观意志，而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发展规律的反映和要求。社会主义德育宏观整体目标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这种反映当然要由人完成。反映是否正确，只能由历史实践（包括教育实践）来检验。问题在于几十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了什么？只要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审视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的历史实践就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德育宏观整体目标对社会主义经济反映是正确的，因而是适当的。

就能否达到而言，将社会主义德育宏观整体目标规定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我们的德育所培养的人具有热爱祖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党的领导，能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能够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等优秀品质和情怀。这目标确实高，高得前无古人。这目标是否真如某些人所断定的那样“不切实际”，“根本做不到”呢？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在思想方法上犯形而上学的绝对化错误；我们更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能因自己没有做到且不想做到却硬要说别人也做不到，更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做不到。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孔繁森、李运武、马恩华、李国安、徐虎、吴天祥、陈金水、谭彦、杨为民等共产主义战士的人生轨迹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好回答。还有那罗全中一家，153／154次列车长程士杰、刘庄党委书记史来贺、山东沂蒙山区沈泉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廷江等人的行为，都能说明问题。还有98抗洪精神和涌现的抗洪英雄们也能说明问题。难道所有这些人和事统统都是我们“制造的神话”？！应当承认，一个人的德性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主要是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主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觉悟”的结果，但这“觉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比如谭彦的“觉悟”就并不是在知道自己的生命没有几年之后，王廷江的“觉悟”也不是在自己拥有600万之后，他的“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观点就反映了社会主义德育对他的教育。何况，有的人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也可以说是因为“觉悟”到：“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人能捞，我也能捞，不捞白不捞。”“悟性”人人有，但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觉悟”，其原因就于社会主义德育目标是否真正深入其心灵有关。我们不能在否定学校德育无所不能的时候又走向另一极端：“基础文明可教，德性修养不可教。”

目前，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问题已为整个社会所关注。对此，我们必须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全方位的分析，才能寻找出摆脱德育困境，切实提高德育效果，促进青少年思想品德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

人的身心发展是遗传、环境和教育几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就个体的思想品德形成而言，主要是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因此，我们分析青少年思想品德的现状，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事实上，除了教育的影响之外，由于先入为主等特定的作用，环境对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一些不利因素直接影响了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给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形成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我国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迈进的过程。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在新与旧、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观念撞击中，人们原有的信念、利益关系、人际关系受到冲击，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在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中，整个社会出现了放任自流的自然主义倾向，缺少明确的、适合时代特点的价值导向。面对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不良影响，没有进行有效的抵制，更没有理直气壮地宣传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没有旗帜鲜明地强调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面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误区，没有进行有说服力的评判、分析和引导。价值观念的混乱必然导致青少年在道德认识上的下滑和无所适从。目前，有“相当数量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正确与错误并存，是非界限不清，思想倾向不鲜明”[1]，有的甚至颠倒黑白，价值观、人生观发生逆转。思想品德的基础出现了“障碍”和“畸型”，对情、意、行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次，社会的文化环境没有形成有利于青少年思想品德发展的氛围。影视界被港台片所垄断，武打、暴力、凶杀片充斥市场，对青少年的影响日益严重。“湖北省一所中学对一些早恋、盗窃、打架、酗酒、赌博等违纪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学生中93%以上是受了色情、凶杀等录相的影响”[2]。有些作家不去宣传革命传统，描写改革开放祖国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先进人物，以优秀的作品去鼓舞人、激励人，而是挖空心思去描写性解放、性自由，街头书摊摆放的一些书刊令有识之士不堪入目；各地图书馆、少年宫等或者倒闭，或者改换门庭。各种游艺厅、娱乐场所却大量涌现，新的“读书无用论”沉渣泛起……，“文化生态”失衡、“文化沙漠”的蔓延令人触目惊心[3]。这严重地腐蚀了青少年心灵的健康。最后，党内不正之风，腐败现象的存在对学校德育效果起了抵消的作用。十几年来，尽管我们党为纯洁组织做了很大努力，但由于多种原因，党内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赃枉法、弄权渎职等问题依然存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学校教育出现了“两层皮”的现象，这使青少年产生逆反心理，认为学校教育是假的、空的，或高不可攀，或远水解不了近渴。有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也认为“胳膊拧不过大腿”，“小气候改变不了大气候”，使学校的德育工作无法落到实处。

从家庭教育的小环境看，一些失误也为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培养增加了难度。表现之一是家庭教育发生倾斜。家长们过份地注重孩子们的身体而忽视了他们整个心灵的塑造；对孩子娇惯、袒护有余，严格要求不足；望子成龙心切，重视智力开发而忽视非智力因素培养；不少家长对孩子包办代替，使孩子们的自我生活能力、劳动的观念和技能技巧严重欠缺。二是家庭教育出现畸型。许多家长不是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而是盲目攀比，一味地培养孩子的“特长”，使孩子们身心负担加重。三是家庭教育有时变态。当孩子们达不到家长的某种要求时，有些家长不是耐心地引导、说服，而是进行打骂，使夏斐的悲剧[4]一次次在中国大地上重演。根据浙江省的调查，“60%的儿童在学习未达到父母规定的要求时，会遭到痛打。23%的儿童诉苦说，回到家里最苦恼的事是‘被父母打骂’”[5]。有的父母由于种种原因，对孩子撒手不管，推给老人、保姆等等，这对孩子们品德的培养是极其不利的。

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对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形成也是如此。几年来，学校德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德育目标的失衡性。建国以来，我们在制定和表述中小学的德育目标时，一直存在着理想化和政治化的倾向。德育目标要求很高，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水平，有时德育目标伴随着政治风潮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目标必然使人感到无法捕捉而不能实现，有时甚至带来一些不良后果；德育的阶段性目标不明显，没有相应的评价措施。比如，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应完成哪些道德品质的培养任务或者应达到什么要求没有具体的规定和评价指标，常常是没有实现某个目标就过渡到了下一个阶段。阶段和阶段之间缺乏系统的、宏观的研究，达不到有机的衔接；德育目标的操作性差。由于目标过份地抽象笼统，广大中小学教师不能使之具体化，就成了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

近几年来，我校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连续两度获得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被评为江苏省德育工作先进集体，被命名为模范学校。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校坚定不移地抓好德育工作。

一、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旋律，向广度和深度延伸

在学校的德育工作中，我们突出爱国主义教育这一主旋律。把爱国主义教育的常规性活动抓到实现。学校制定了射阳县中学《＜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计划》，坚持以爱为中心，进行来列性的爱的教育活动，从点滴做起，从低起来上来突破。

同时，我们在广度上拓展，特爱国主义教育延伸到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到时时、事事都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一是注重向各种教育活动拓展。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现代新道德相结合的教育活动中，在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活动中，在美育和艺术教育活动中，在卫生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中，在校园科技文化节等活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感。二是注重向学生的学习生活拓展。

通过对优秀学生的表彰奖励，颁发北京校友会奖学金、鹤林奖学金和英才助学金，进一步激发学生为国读书的信心，树立为国学习的志向。三是注重从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抓起，培养爱国主义的感情。利用高、初一新生军训和开学初的一个月进行新生入学教育，使他们确立立志报效祖国的学习奋斗目标，在学习、生活诸方面一开始就严格要求自己，自觉符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