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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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是可以凭着自己高尚的品质，超越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路。现在大家为了电冰箱、汽车、房子而奔波、追逐、竞争，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但是也还有不少人，他们不追求物质的东西，他们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静。”

—一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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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德育之本质

教育是指向未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任何组成部分都具有超越现实的本性。但是，道德教育之超越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在人的面前存在着两种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它是由现存的一切事物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另一个是可能世界，它以事物可能存在的状态呈现于人的精神、思想之中。这个可能世界是人对世界的一种把握方式，也是人对现实的一种理解。它所把握和理解的是现实发展的趋向、可能与前景。正因为在人的精神和思想中存在着这个可能世界，才使人能够成为唯一的、得以超越现实存在的动物。对人来说，现实世界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活动就是要以他所拟设的可能世界去取代现实世界。正是在这种现实和可能的矛盾运动中，人类才得以驰骋于历史创造的无限空间，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前进与发展，而人的生活才赋有它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每个人要为实现它所选择的可能世界去努力、奋斗。

道德，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它是对可能世界的一种把握。道德所反映不是实是而是应是。它不是人们现实行为的写照，而是把这种现实行为放到可能的、应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去加以审视，用应是、理想的标准来对它作出善、恶的评价，并以此来引导人的行为。这种应是与实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的道德活动，不断推动人类向至善方向前进，也使每个个体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升华。

道德这一特性也必然规定了道德教育的超越的本质。道德教育的要旨不在于使受教者了解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是怎样的，而在使他们掌握：人们的行为可能是怎样的？应该是怎样的？道德的理想是什么？人何以接近这种理想？道德教育如果离开了这一要旨，它就不能成其为道德教育。它只可能成为某种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学科的教学与传授。

人们常说：“道德教育要适应社会”，“道德教育要接近生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今天，人们又提出道德教育的改革就是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应当承认，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一种精神活动，它是要受物质的、现实的生活的制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讲得十分清楚，精神生活并不能够脱离现实的物质生活，它必须现实化。但是，精神活动的现实化并非是这种活动的最后归宿，它所指向却是对现实的超越。德育的现实化，或是说，从现实出发，适应于现实，它只是要为它所面对的可能世界、所选择的理想，确定一个范围，道德教育就在这个可能范围内拟设、选择其目标，并把个人与社会推向这个目标。为此，道德教育的现实化，并不是把现实作为不可逾越的对象，不是把道德教育的作用只看成是对现实行为、现实关系的复制与重现，这种现实的出发点只能是对现实的改造与推进。具体说，它是按照某种超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去塑造与培养人，促使人去追求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与行为方式，以此实现对现实的否定。

没有这种对现实的超越，道德教育只能趋向于消亡。

物质主义：时代的顽症

人类历史的发展曾经有过道德的失落和道德教育的荒废。人们曾因迷惘、沉醉于现实世界而进入不了道德的可能世界。在当代，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由于工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越来越沉溺于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变成了他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奴隶，陷入了物质主义的泥坑。在改革开放的我国，这种物质主义也颇有席卷一切之势。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现在大家为了电冰箱、汽车、房子而奔波、追逐、竞争。当代的物质主义有以下种种表现：

科技至上：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它的各种功能也得到极大的发挥。借助于科技，人们日益广泛深入地认识自然，改造、利用自然，从而创造出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满足人的许多欲望。在这样的辉煌成就面前，人们很容易会认为科学技术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产生科技至上的思想。这种舍弃了许多人文价值的追求，导致道德荒芜，道德教育被科技教育所淹没。但时隔不久，人们却又惊恐地看到，造福于人类的科学技术却也可以用以残害人类，两次大战以及各种冷战充分暴露了这点。1995年52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发表了著名的《迈瑙宣言》。他们说：“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此外，科技的发展，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所形成的各种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也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自然开始向人类实施报复。对于人类自身来说，科学技术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统治力量，人在物质和技术的压抑下，也在物欲的冲击下，变成只讲物欲，不求精神；只顾现实，不讲将来；只按技术合理性行为，不要批判性和创造性，不求对终极价值的追索和生存意义的反思。面对科学技术发展所出现的各种问题，20世纪科学家、哲学家们共同思考的问题是：科技对于人类究竟是有功还是有过？科技飞速发展究竟是使人类社会日趋光明，还是走向没落与毁灭？

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正在起步，对我们来说，科技的发展决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从一个科技意识不强的国家与民族的现实出发，还必须大力宣扬科学技术的功能，弘扬科学的精神，这些也应当成为我国德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但是，西方科技至上的恶果却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那种把科技教育作为教育与现代化发展唯一的连接点，道德与其他人文教育的地位难于落到实处，一手硬（智商）一手软（德育）的“偏教”现象，不是也正在我国泛起吗？

经济至上：人作为生理的存在，他是物质的，他脱离不了物质生活，也只有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才可能有人的精神生活。为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等等的经济活动不能不在人的一切生活中居于首要位置。同时，经济活动又具有它自身的规律和法则。经济活动及其运行的法则也必然要对社会的其它活动产生其规定和制约的作用。西方社会几百年来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当前我国也正在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和收入的分配机制，具有其固有的法则，比如，它是通过交换而实现的，是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等等。这种市场法则也会对社会其它领域产生影响。

由于经济活动本身所处的位置，也由于当代西方社会的长足发展，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经济至上的观念，那就是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与唯一目标。认为经济增长会自然而然带来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如政治上民主，价值观念的更新，教育的发达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等等。这种以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的社会发展模式，也曾盛行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但其结果却未尽人意。由于忽视了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不只是社会不可能从总体上得以发展，就连经济也无法持续发展。经济单方面的突进，又使社会正常发展受到干扰，社会只能在偏执中运行，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自身也成了单向的“经济人”、“经济动物”。

这种经济至上观还表现于：本属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法则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泛化与僭越。人既成为经济人、经济动物，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则就几乎成为人与社会在一切活动中运作的通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自力挣得的自由。”这种情况产生于百余年前的西方，同样也呈现在今天的中国，正如有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文化的商品化，市场关系（即带有市场特征的各种人际关系）大有吞噬一切的趋势，许多原来处于市场以外的领域也受到侵蚀，人类所具有许多有价值的交往形式被贬低，造成道德的沦丧”［1］。当今，“商品人格”实际上已经开始蔓延成为各行各业的普遍人格特征了。在政治领域中的权、钱交易，在医护领域中红包与生命的交换，社会舆论领域中的有偿新闻，乃至在最基本的人的生存领域中，有的人实行的也竟然是市场的那套准则。如据报载，1993年7月20日，哈尔滨电缆厂工人杨振等2人不幸坠入江中，当时恰有某大船驶过，船上有救生圈，岸边坠水者家属苦苦哀求船员救助，或掷下几只救生圈，船上水手竟索要一万元现金，因一时无法满足其要求，二人眼睁睁被江水吞没。其它类似的惨剧也屡有所闻。近期人们著文批判各种道德僭越、道德泛化的现象。中国的文化传统确实存在这种僭越与泛化，并产生不小的危害，但是当今是否还存在一种市场法则与行为的僭越与泛化呢？

消费至上：二次大战以后，西方推行凯恩斯主义以高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张，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席卷整个西方世界。我国作为一个现代化道路上的后发国家，在原本薄弱的经济基础之上，理应象资本主义初期所遵行的清教伦理那样，倡导一种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以扩大资金的积累，加速生产的发展。但是，中国与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时间落差，却又为空间上并存与开放所掩盖。在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也受到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观念及生活方式的严重影响。而且对于一般群众来说，西方社会在消费与生活领域内的示范效应最为强烈，也最为普遍。高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野蛮消费等各种非理性消费，已成为社会的通病。人们追求的是本能、冲动的满足，感官的刺激与兴奋，为所欲为的放纵，非理性的快感的享乐生活。文化进入市场，文化也逐渐成了纯消闲文化、消费文化、游戏文化、享乐文化；理性、严肃文化的反思与启迪均被唾弃。可以说，盛行于世的是无文化、反文化的“文化”。在其影响下，人的灵魂与精神被腐蚀，理想与信念被吞食。

道德教育：在超越中提升

在社会与教育的反思中道德教育开始复兴。这也是当代物质主义走向极端后所呈现的一种历史逻辑。曾经失落去自己精神与灵魂的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道德、道德教育，把它作为一种超越物质主义，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力量，这是并不奇怪的。

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传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2］瞩目于道德教育，并从新的意义上去认识它，这不仅是少数精英人物的睿思，而且日益成为社会共识的一种潮流。从西方到东方，都可以发现这种潮流。

在美国，过去人们习惯于把培养儿童品格的事看成是家庭和教会的事，但1975年盖洛普民意测验却表明，有79％的美国人认为这种责任应从家庭和教会移向学校。在英国这类调查更多，1969年N．O．P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2％的人认为道德训练应当成为12岁以上儿童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还有20％的人则认为，道德教育至少在教育内容中居于第二位；1968年学校理事会报告《年轻的辍学者》显示，大约有70％的15岁的辍学者都希望学校能在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以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物方面提供帮助；还有的研究（1971）发现，大约有70％的学生希望学校有某种形式的道德教育。［3］这种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仅见诸于基础教育阶段，同样也表现于高等教育阶段。1968年－1975年，西欧国家在欧洲文化基金会的赞助下，曾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前景作了一系列的预测，形成题为《2000年欧洲计划》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作预测前景的依据，除了要考虑即将来临年代中科学迅速发展的状况，还应注意到那些能形成人的个性的有价值的内容，为此就要求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计划中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比例进行研究。1983年，国际大学联合会在慕尼黑举行大学校长会议，主题是“面对知识的爆炸”。会议讨论中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固然给人们带来很大变化和广阔前景……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技术发展和伦理价值之间失调的话，那就可能失去特性，牺牲文化和毁坏环境，可以思忖一下，为了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付出了什么代价。”

素来重视道德教育的日本，在面临物质主义的挑战中，也赋予道德教育以新的意义。该国的临教审第四次咨询报告《日本面向21世纪的教育对策》，在审视现代社会由于科技发展、城市化速度加快、庸俗文化泛滥等等因素所带来的人的各种素质退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社会团结意识、责任感的下降等等的各种问题后，提出教育应以“陶冶人格，培养作为和平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充满自主精神，心身健康的国民为目标”。

从60至70年代开始的这场道德教育复兴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当代各国研究道德教育的著作、论文、杂志日渐上升，学校道德教育的改革日益受到重视。1989年11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的国际研讨会，以“学会关心”为主题，把道德教育列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可知这场道德教育复兴运动尚在方兴未艾之中。

对于这场世界性道德教育复兴运动的认识，不能只止于各国领导与公众对道德教育的关注、重视、加强等等现象上，应该看到从物质主义泛滥中拯救人类，这是当代道德教育复兴运动起始的高度。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没有伦理教育，人类就不能得救。”［4］历史赋予道德教育新的超越的意义，提升的价值。它并不是传统道德的再版与重现。

每一个历史时代的道德教育各具有其时代的意义。人类社会长期是在物质匮乏中度过的。因此，在长期历史中，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压抑和节制人的各种物欲（主要是被统治阶级），使社会协调稳定。而当代的道德教育却是在物质日益丰富，精神超趋失落，物质主义泛滥中，被人们重新发现，并显现其价值的。为此，它必然具有超越物质主义的时代特征。这种对物质主义的超越，表现为当代道德教育的使命：

（一）德育要成为一种驾驭物质与经济发展的力量。在一种经济至上的社会发展格局中，德育所充当的往往只是经济的工具，它只听命于经济的需要，把人培养成经济人。在新的发展模式中，文化价值因素被凸现。这种凸现的意义在于：人们要寻找一种得以驾驭物质，驾驭科学技术，驾驭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诚如《人的素质》一书作者佩切伊所认为的：当代的物质革命变得越来越难以驯服了。它已经给了我们无比的力量，并且体验了迄今梦想不到的生活水准，但是没有给我们智慧，去控制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需要。他强调：人类必须在文化上成熟起来，把人从贪婪和自私中解放出来，彻底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才能实现合乎理想的发展。为此，他把提高人的智慧、道德等方面的素质，促使社会在文化上成熟起来的学习和教育称作为一场“人类的革命”。只有通过这场人类的革命，“我们的物质文明才能改变，并善于适应它的无限潜力。如果我们要控制当代的其他革命，并将人类引向能生存的未来，这种人类革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紧迫。”在我国，党中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决策，这的确是十分英明的。只有充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把握住物质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获得驾驭物质文明的力量，使得一切物质的、经济的发展不致异化为人和社会的对立物。当然，我们一方面要承认精神文明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即它要受制约于物质文明；但是，另一方面，从物质文明还需由精神文明来驾驭这一意义看，物质文明也要受制约于精神文明。道德建设、道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无疑它们要为物质文明建设—一为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等等服务。但对于这种服务我们决不可把它视作为一种简单的服从，消极的顺应，而应当把它正确理解为一种超越，也就是要使它形成一种人的自主力量，用以掌握和操纵经济和物质的发展。道德教育培养、塑造人德的、善的思想与品质，它晓人以生活的意义，终极的目标，使人得以从各种物质主义的误区中解脱出来。它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的力量，使人们在一切生产、生活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进行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能按人自身的尺度、美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使人懂得世界是怎样的同是，理解世界应是怎样的，使得道德的价值合理性能够成为工具合理性的批判力量。这样，他们所建造的世界，所发展的科技和经济才能够更加适合于人自身，满足了人自身的需要。这就是时代所赋予道德教育的第一重意义。

（二）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部关系而言，我们还应该看到：精神文明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并具有引导和促进物质文明发展的功能。但是，我们却不能把精神文“还原”为物质文明，或“归属”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它的存在具有自身的意义，在社会发展中它也有自身的目标。

无疑，人有物质的需要，一切物质文明的发展主要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但是，人与动物不同，寓于物质载体之中的还有精神，为此，人还具有各种精神的需要，各种精神文明的发展。除了一方面为物质文明服务以外，还要为满足人的各种精神需要服务，这种精神需要在当代随着物质的日益富裕，它也在不断发展和提升，在人的需要中它占有的位置也日见重要。如果对道德与道德教育的发展作一番历史的考察，也可确认这点。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精神产物，它发韧于人类的生命、物质活动。人们为了生存，为维持与发展物质生活，必须使人与人之间保持正常的关系，道德、道德教育也从以产生。为此，道德及其教育首先实现的是它的生命价值，以及各种物质利益价值，以后随着人类进化、物质丰富、精神的提升，对于道德的需要逐渐从以生命价值、物质利益价值为主升华以精神价值为主。当代的实践越来越说明，人们在无穷的物质追求中，因丧失其精神而深感痛苦、悲哀、孤独与失落。人们怀着深沉的精神饥渴，越来越趋向于从各种善念、善行，从各种理想、信仰中，乃至从宗教、神坛中摆脱物质的枷锁，找回失去的精神。如有的社会调查表明，当代美国成年人参加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活动的人数，到1987年占人口的比率已经上升39％，助人为乐形成风尚，另有45％的人表示，如果他们的公司捐钱给公共事业和服务事业，他们就会忠于职守……美国人不再以财富和工作界定自己，转而关注自己的社区。社会上的慈善机关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种风气也已影响到大学生的求职选择。许多人摒弃大公司而转向教师、护士以及其它社区服务工作。当前在我国，物质虽不丰富，但同样不能无视人们的精神需要与追求。从所谓最讲实利的一代大学生身上也可说明这点。1988年对杭州高校2000名学生所作的调查表明：76％的学生认为人生需要有一个理想；只有15％的人认为“无所谓”，9％的人回答“不需要”。［5］北京大学学生道德状况调查表明：82．1％的学生认为当今社会条件下应当和必须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60．1％学生认为“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的人”可以当选为人民代表；91％的学生对为保护国家钱款与歹徒搏斗而致残的行为表示赞同态度，认为“很可贵”、“很钦佩”、“很高尚”；63．4％的学生认为“刘惠芳精神”值得提倡与钦佩”。对于捐助、赈灾等类活动，不少学生再现了极大的积极性，目前已为“希望工程”捐款的人中约有35％是学生，占各行各业的首位。［6］我们同样也看到，有不少青年、学生的这种精神需要与追求因为得不到合理、正确的满足，而走向宗教与神坛。这一切都是向我们昭示一个事实：人是渴望要有点精神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包括德育在内的教育为经济建设，也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德育功能全部归结于此，特别是如果我们忽视了超越于物质功利的人的精神之建构，忽视人对于各种精神需要：从自尊、自强、利他、爱国，一直到对人生终极的关怀等等的追求，德育就会脱离当今蕴含于广大群众之中的内在需要，也无以建构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风貌，德育也将丧失时代所赋予它的意义。

中国：走超越西方之路

西方的现代化是从物质主义泛滥，“道德荒凉”的路上走过来的，也许有人正以此为根据，把道德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二律背反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甚至提出经济的增长必定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这种观点曾使道德教育工作者感到莫大困惑，甚至丧失工作的信心。西方所经历过的历史事实是否一定要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在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社会重演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发展的必然与规律一定是在人的参与下发生其作用的。特别是当代的历史发展，由于人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人具有了更大的能动性。为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就是具有更多、更强的人的自主、自觉的因素。社会主体的理想、目标、设计与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之间更趋于接近。还应该看到，历史发展也决不是宿命的，唯一的，它总是具有多种可能性。人的能动性就在于，他能按照自身的需要与价值去追求他所设定的目标，在多种可能中作出合理的选择。用这种观点来审视西方的道路与中国的发展，我们的结论应当是乐观的。中国作为现代化道路上一个后发型国家，固然因为丧失了不少的时机而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但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积极的力量。正因为是后起步者，它就可能有所借鉴，有所依循，减少自发性，增强预见性。“前车之鉴”会使人变得明智、有远见，使得社会发展少走弯路，实现赶超，这种赶超的可能，在相当一部分后发型的国家中已经取得经验。如亚洲的新加坡、韩国等，当西方发达国家经受了一个半世纪（从上世纪中期开始）物质主义困扰尚未能完全自拔时，这些后起国家只在半世纪不到的时期中就开始从物质主义中省悟过来并自觉治疗这种顽症。如当西方物质主义的浪潮袭击新加坡时，李光耀就认为一个良好社会，必须是充满伦理道德气氛和行为的社会。他提倡以孔子儒学为基本精神的“东方道德价值观”，并以此作为一种“国家意识”。他认为这是一种最安全的“在文化上加以预防”的办法。在韩国，因鉴于在近30年来将全部精力都用于发展经济，但在文化上却成为后进国，1993年汉城宣布举行“读书年”活动，卢泰愚提出：要通过读书“建立健全的价值观”，“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长期道德教育传统的民族，而且党中央早已确定两个文明建设的方针，为此，超越西方的历史，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具有理论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根据。对此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那就是由西方国家的物质富裕而产生的强烈的诱惑，以及一个长期处于物质贫乏之中的民族容易产生的物质的迷失。这些诱惑和迷失已在下一代的身上产生了它的不小影响。对此，广大的德育工作者和许多有识之士是怀有深重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这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不也正表明我们民族的一种觉醒吗？既然历史把一个充满物质主义的世界交给了我们，德育的任务也只能是去超越它！不管这个超越任务是如何的艰巨，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一个既有先进物质文明又有崇高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1］赵修义：《市场经济、经济学与伦理学》，《新华文摘》1994年第5期。［2］［4］《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3］戚万学：《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的发展》。［5］引自《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谈》，浙江人民出版社。［6］引自《青年研究》1993年第4期。

下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发表时删除了其中《发展观的嬗变：人类的反思》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