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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德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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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德育困境

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传统为基础,提出德育过程就是引导个人合于德性的现实生活展开的过程,德育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幸福生活。现代德育困境在于与生活疏离。走出困境的出路是向生活回归。由此提出回归生活的德育途径,从德育走向生活和从生活走向德育。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出:“那种永远为自身而不为它物的目的是最完满的、绝对最终的目的,是最高的善。”善对人类意味着幸福,“善是最高的幸福”。而人的善就是合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现实活动。〔1〕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生活的目的是其自身的善。善的生活构成人类的幸福;德性是内在于生活并走向好(善)生活的途径,德性的完满本身即是好生活的重要部分;德性是一种获得性品质,它的养成离不开生活。

由此我们提出,德育的功能就是培养人的完满的德性;德育过程是引导个人合于德性的现实生活展开的过程;德育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好生活,是生活的幸福。

一、现代德育的困境——与生活疏离

(一)生活对德育的疏离

社会发展至今,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物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人不知不觉就陷入了铺天盖地的物质世界。不仅如此,人们对物质的欲望也越来越大,这使得人陷入物质主义的泥坑而难以自拔。有用性成了生活的唯一尺度。与物质主义密切相关的是工具理性的扩张与技术的至上。“20世纪是第一个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一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2〕

现代社会强调个人利益,越来越多地赋予个人以独立和自由,非个人的标准已不再成为个人认可并乐于接受的生活基本准则,个人自由决定自己生活的方向。个性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个人不再刻意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德性传统无法为继。人们越来越多地被赋予选择道德与选择何种道德的自由,共性的追求不再成为德育的庇护,个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接受德育影响。这既是一种进步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消解了德育的力量。

物质主义与工具理性的高扬造成了德性在生活中的失落,大大削减了德育在生活中的地位,削减了德育之于生活的吸引力。个性的高扬与共性的失落则意味着尽管德性已越来越远离生活,恨铁不成钢的德育又无可奈何,它必须尊重个人的自由。这样的结果是生活越来越疏离德育。

(二)德育对生活的疏离

在生活逐渐疏离德育的同时,德育并没有积极应对,反而出现了背离生活的倾向,这样就加大了德育与生活之间的距离。

现代德育过分地强调外在功能,德育活动本身过多地着上了功利色彩。受外在功利制约,德育活动便不能按其当下应有的内在方式深入,从而不能使活动过程本身有效地充盈与愉悦。德育更多地进行的是与个人真实生活并无关联的活动,这样德育并没有改善个人当下的生活状态,个人不可能获得因德育展开的过程而带来个人生活的充盈与完满,德育影响与个人生活异质,德育影响会自然地受到个人当下生活的拒斥从而使德育在个人生活中趋于失落。

现代社会分工的加剧与现代生活变化的加快,使个人的整体生活为自身不同的角色分割,现代生活难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们在不同角色中履行不同的责任、完成不同的任务、遵循不同的准则。“现代把每个人的生活分隔成多种片段,每个片段都有它自己的准则和行为模式。”〔3〕与此同时,现代德育并没有表现出对个人整体生活与内含于整体生活之整体德性的关注,过分地强调角色道德与职业道德,更准确地说是角色规范与职业规范。它强调的乃是角色行为和职业行为本身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而非个人整体生活的德性。个人遵循规则的行为是一种“创制”而非个体的道德“实践”。〔4〕这样就加剧了个人整体生活与角色行为、职业行为的分离,大大削减了道德的内涵,淡化了德性的内在精神,最终意味着德育对个人整体生活的软弱无力。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现代德育必须面对物质主义,工具理性与个性滥觞的事实,此构成德育的外在困境;必须面对远离生活而自身乏力的事实,此构成德育的内在困境。如果德育不能在解决以上问题中找到突破,德育将不可能走出失落。

困境的焦点在于德育与生活的疏离。“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5〕德育同样也要而且必须通过生活发出力量才能成为真正的德育。现代德育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回归生活。

二、走出困境——德育向生活回归

(一)回归生活——德育外在困境的突破

现代社会容许且尊重个人对物质的追求。问题在于盲目与过份。在四处高举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德育提倡个人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要注重精神追求,在实际中此两手抓便很难避免一手硬一手软的结局,德育流于空泛。要从根本上突破物质主义的樊篱,惟有指向物质之上的更高目的——生活的幸福,好生活。生活的目的在生活自身,在生活的善。物质在走向个人生活幸福的过程中只是外在的基础与手段。物质本身是非自足性的。德性作为手段与目的内在地统一于生活之中。这样,有用性作为手段的手段便不再是生活的尺度,德性就可能重新渗透生活。所以,德育应该的指向乃是个人的幸福生活,德育只有把个人引向生活,引向好生活,引向对好生活的追求,才可能摆脱以手段取代目的,以生活手段作为生活标准的歧途。

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科学的精神。问题在于,对科技的盲目崇拜支配了个人生活,使个人生活迷失了方向。在崇拜科技的信条下高喊要弘扬价值性必然是微弱的。要突破工具理性独尊的地位,必然要回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的指向——生活世界。个人的生活世界原本是整体性的、不可分割的。完整的生活世界离不开完整的经验,“生活是经验的生活”〔6〕,只有经验的整体性,才可能建构生活的整体性,才可能实现人、生活的完整性。单纯依靠科技理性显然无法获得个人完整的经验。个人只有让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进入自己的经验,才可能获得经验的完整,才可能实现生活的完整与充盈。幸福的生活离不开生活的完整。德育应该把人引向人的生活世界,引导人去积极建构个人完整的生活经验,追求生活的完整性,在完整生活的建构过程中同时获得德性的完满,实现德育的目的。

个性解放乃是人类发展的表现,是人类长期力争的结果,强调个性的发展是时代的潮流。现代社会已很难建构一套统一的客观的非个人的标准,事实上已不可能再重新恢复古典时代的德性传统。强调个性意味着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个人可以选择高尚无私的生活,也可以选择在不违法乱纪的前提下平庸自私的生活。不管是高尚还是平庸,都是你自己的生活,你必须对你自己的生活负责,德育引导你去选择而决非强迫你去选择——强迫之下实际上不存在选择。德育不可能让人彻底放弃他当下的生活来接受另一种规范的生活,选择总是自愿的,个人只可选择他可能接受的生活。德育必须先尊重真实的个人生活,在此基础上逐渐拓宽个人的生活视野,拓宽更广地践行个人生活意义的途径,从而更多地践行人类生活的共性,逐步提升个人的生活境界。只有尊重个人的生活,才可能赢得生活的尊重。个性总是再现于个人生活,表现为个人生活的特性。扼杀个性意味着扼杀个人生活的丰富性与独特性,现代德育决不应该如此,而是保护个人的个性,引导个性更好地展现并充盈于个人的生活,获得当下生活的充盈,并在此过程中寻求人类生活的共通性。

(二)回归生活——德育内在困境的突破

内在困境的关键在于德育偏离了其本意的目的。强调德育的外在功能未尝下可,问题在于,如果其内在功能都未能很好的实现,那么它怎么可能充分地实现其外在功能?个人的生活本并非为了成就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相反,成就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曾把生活分成三种: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思辨的生活,在他看来,德性比荣誉更能成为政治生活的目的,故政治活动本身亦内在地指向个人生活的完满。德育在引导牵涉政治思想品质的现实活动展开的过程上,应使之成为个人生活进一步拓展的活动,是内在于个人整体生活的,个人在此过程中能感受到生活意义的相应拓展与生活的充盈,个人能领略因其有关政治思想品质活动的展开所带来的生活的富足。德育不可能劝导人真诚地去做与其当下真实的个人生活毫无关涉的活动,去献身于个人生活世界之外的某个目的——除非该目的成为了一种生活的精神内含于个体生活世界——既如此,则该目的已经成为个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强调角色行为与职业行为的正当与合理,并不强调把完整的个人投入于角色与职业之中,使得人与行为分离,职业规范与个人德性分离。“不同人从事不同的工作,偏重于不同的活动,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但作为生活中的每个人,他是整体性的,不可分割的。他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一活动中,他的生活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狭隘的范围。”〔7〕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他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特殊的人;他首先是生活中的人,然后才是从事某项特殊活动的人。个人的德性是角色规范与职业规范的基础,只有以个人德性来统整人的职业规范,才可能使职业规范内化为个人整体德性的一部分,并真正成为个人真诚的行为准则。只有使人的德性渗透于生活全过程,才可能保持生活的整体性与统一性。这样,职业规范的遵循就不仅仅是个人职业行为公正合理的保证,而且是当下个人生活完满的重要内容。当个人倾其身心入于职业行为中,此行为即是个人的生活行为,个人生活由此而统一起来。这样,德育不是在加剧个人生活的分离,而是在增进并维护个人生活的完整与统一性,从而实现人之为人的统一与完整。

三、回归生活的德育途径

(一)从德育走向生活——德育途径之一

要实现德育向生活的回归,德育要先改变自己疏离生活的形象,主动关怀生活,建立与个人生活世界的广泛联系,拓宽德育影响与个人之间的对话语境,赢得生活的尊重,有效地渗透个人整体生活,改善自身对生活的软弱乏力。

爱祖国不是空洞的。真正的爱国之情必然牵涉个人的生活世界,是源自个人生活世界的内在的情感积累,是个人生活的精神支柱。不是因为祖国本身可爱就会自然地产生一种深厚的祖国之爱,不是因为你是祖国之子你就得无条件地去爱祖国,而是因为祖国与个人生活世界发生了有意义的牵涉,个人在此意义牵涉中内在地发生祖国之爱。只要这种牵涉永在,则个人对祖国之爱便永不消失。意义牵涉的改变也必然会引起祖国之爱的改变。所以,德育的关键在于把外在的目的转化为内在的目的,把德育内容转化成为与个人生活世界的意义牵涉,并引导个人理解、丰富、践行这种“牵涉”,在此“牵涉”中获得德性的发展。个人需要的不是理论的生活,而是生活的理论,即作为生活精神的理论。任何德育影响如果不能给生活以启迪,增进生活的理解与智慧,勇气与力量,那么它就只是说教——谁会需要空洞的说教呢?

现实德育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育活动过程之于个人的乏味。“最完美的感觉就是那种处于良好状况的、指向自身最好对象的感觉。快乐使现实活动变得完美”,“使生活变得完美,使我们去追求它。”〔8〕德育过程时刻指向当下的个人生活,引导个人生活的展开与充盈,积极影响个人当下的生存状态,使德育过程自身充实饱满、为快乐所充溢的过程。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助人乃是他充实他当时当地的生活状态的最佳途径,换任何一种行为他都无法享受到因这种方式而带来的充实与快乐,助人与他的好生活密切相连,助人就是他的好生活。很难想象,如果以助人为苦,是否能成就一种真正的雷锋精神。为什么说雷锋每年三月来四月去,根本就在于雷锋式的行为并没有真正内化为个人生活状态并作为充实个人当下生活过程的快乐途径。人们只是在做一种表浅行为的模仿,而没有触及真正的雷锋精神。

我们比较一下两种德育视角。以教导“诚实”为例。一是你应该诚实,诚实对社会和他人有利,你若欺骗别人,对人不利,你会失去别人的信赖,陷于孤立。一是诚实是个人的好品性,它使个人心怀坦荡,既得人情之平又得我心之安,是个人好生活的重要品质。第一种乃是规范型的德育,“你不遵守A就会出现B,B对社会和你不利,所以你必须遵守A”。假设个人通过此过程遵守了A,但此人并非作为人整个地接受了A,而是出于B的利害关系贮存了这一规则。个人获得的是A的形式非A的精神,一旦条件许可个人就可能放弃A。显然这没有构成真正的德育,因为没有实现真正的内化。第二种始终立足个人及其生活,德育的展开与个人生活的展开相统一,个人不仅在践行某种德性,而且在获得生活的完满。正因为个人需要好的生活,所以他无法背离好生活的品质。个人获得的并非简单行为规范,而是内在的德性。个人既践行品质又获得了生活的完满。德育既实现了内在目的,又实现了外在目的。

我们认为,德育走向生活的关键是还原德育的外在目的,实现德育的内在目的,促进德育过程的生活化。

(二)从生活走向德育——德育途径之二

德育把个人带入人的真实生活中,激励个人去交往、创造、劳动,激励个人去生活、去经历、去体验,拓宽个人的生活视野和整个生活世界的内涵,激励个人不断去追求好的生活,在对好生活的追求中获得生活的完满,提升个人的生活境界,与此同时也获得内含于个人好生活的德性的完满。

人需要有意义的生活。德育引导人去追求生活的意义,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意义,来自于人在其世界中的‘牵涉’……人在世界中的‘牵涉’使得他的生活成为有意义的。”〔9〕德育把人引向与环境的积极的对话,引向与周遭世界的广泛交流,拓宽并践行人与世界的生动、活泼、丰富的关系,拓展实现个人生活价值和践行生活意义的可能途径,为个人走向好生活、生活幸福拓宽道路,个人得以践行充实而富有意义的人生。

人不仅生活,而且指导自己的生活(格伦)。苏格拉底提出,“没有省察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人以其生活历程为背景,来理解、省察个人的生活历程,从而获得德性的深入与完满。

个人是个人生活的主体,德育在此过程中必须尊重个人的选择,让个人感受到自由——他可以自由地选择,凭着他的现实的德性——而不以祈使性的规范语句去试图控制、约束人的选择行为。那样,人就失去了自由感,就会对德育对其生活的引导产生厌恶与排斥。“一个人自由选择了某种责任,就是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10〕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从生活走向德育,是一条间接实现德育目标的有效途径,是一种非德育的德育。德育要大胆地激励个人去生活,去追求好(善)的生活,去践行好的生活品质。好生活本来就是德育的目的。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师要唤醒人的潜在本质,逐渐自我认知知识,探索道德。一个正直的人,他同时就会是一个正直的公民。”〔11〕一个拥有好生活品质的人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公民;一个每个人都拥有好生活的社会,一定是好的社会。*

注:

〔1〕〔8〕亚里士多德,苗力士译:《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版,第1、2、10、9卷。

〔2〕转引自何中华:《回到自身:世纪之交的哲学重建》,《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

〔3〕麦金太尔,龚群译:《德性之后》,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版,译者前言第16—19、22页,第257页。

〔4〕亚里士多德说,“实践不是创制,创制也不是实践”,“只有有所为的思考才是实践性的。”《尼各马科伦理学》第6卷第2、4章。

〔5〕《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页。

〔6〕〔7〕金生@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教育研究》,1995年第8期。

〔9〕H.P里克曼:《狄尔泰》,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121页。

〔10〕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8页。

〔11〕雅斯贝尔斯,邹进译:《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