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舒庆春儿童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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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凌云国作者单位：长沙师范学校学前教育系

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号召：“作家们在一定时间之内为少年儿童写一定数量的东西。”老舍饱含着对儿童的一片深情，从民间童话故事里选取素材进行改编，先后创作了《宝船》和《青蛙骑手》两部儿童剧。在保留原童话奇异的幻想色彩、线性的叙事结构和浓郁的民族地方风情的基础上，他丰富了故事的情感内涵，在冲突的设置与处理、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展现了精湛的戏剧创作技巧和难能可贵的童心，同时体现了乐观、幽默、讽刺等多元共生的美学意蕴。然而，“十七年”特有的文化政治环境以及老舍自觉的拥政热情，又让作品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一、丰富的情感内涵

民间故事往往在有趣的情节、奇异的幻想中表达惩恶扬善的朴素主题，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大多存在情感单薄的特点。作家改编或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则试图超越这一局限性，力求达到以情动人的效果，对儿童进行爱的教育、情的熏陶。写戏“应该首先想到，我的剧本要用来感动人。”[1]43老舍将这两则民间故事改编成儿童剧时，有意识地在情节中加强了感情的分量，热情讴歌友情、亲情与爱情的伟大，作品的感人力量大大增强。《宝船》原故事里，王小二救上三种动物，把它们放到山上，让它们自寻食物去了，后来王小二在追讨宝船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三种动物分别现身报恩。改编后的剧本里，老舍赋予三种动物新的品质———勤劳，让它们与王小二一起劳动，参与重建家园的工作，并借蚂蚁之口表达“有福大家享，有难一起受”的朴素的友情观。后来王小二有难时它们真诚的关切之情、同仇敌忾的态度、共同对敌的行为，更是形象地阐释了友情的温馨。母慈子孝是中国人亲情观的一个重要表现。两部剧中的主人公王小二、蛙郎都是孝子的典范。他们小小年纪便上山打柴，为穷苦的家庭分忧，以自己的勤劳诠释“孝”的含义。张不三甚至就是利用王小二的孝心骗到了宝船。蛙郎的母亲则通过自己的言行诠释着什么是无私的母爱：她不嫌蛙郎貌丑，得知头人要杀蛙郎时，“情愿一死救娃娃”；她真切地关心蛙郎，“你已够辛苦，操劳勿过度”；被头人派来的人抢去蛙皮后，她悲痛欲绝，宁死也要去找头人要回来，“希望我的血泪、哀求与母爱，“”能感动豺狼放弃杀机！”三姐与蛙郎的爱情在《青蛙骑手》的民间故事里已有所渲染，但老舍在改编时注入了新的内涵：真正的爱是无私的付出，真爱能产生神奇的力量。蛙郎“为酬三姐的恩爱”，不惜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脱下蛙皮去参加赛马会；三姐抱着濒死的蛙郎痛苦万分以致滴泪成血，在发觉她的热血能救活蛙郎时，“割破左臂，将血涂在蛙郎身上”，蛙郎起死回生而她自己却昏倒过去。这种传承自民间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不仅展现出瑰丽的幻想色彩，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也显示出老舍作为艺术大师的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二、个性化的人物形象

老舍说过：“人是故事的主人。”[2]77他特别重视笔下人物形象的刻划，在两部儿童剧中塑造了许多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如善良怯懦的蛙郎父亲、阴险狡猾的头人、童心未泯的李八十爷爷、贪吃却可爱的大白猫等。“刻划人物要注意从多方面来写人物性格。”[2]13《宝船》里的张不三就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老舍首先从名字上做文章，“不三不四，听着不大顺耳呀”，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方式让这个反面人物出场。接着，让张不三露出言行不一的嘴脸：说自己“一不馋，二不懒，三不偷东西”，却偷吃王妈妈的鱼还赖大白猫，在大家都热火朝天地干活时，“独坐在磨盘上”算计王小二的宝船。这种前后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让小观众立刻认识到这个丑角虚伪的本质。“作者的眼睛要老盯住书中人物，不因事而忘了人……对话是人物性格最有力的说明书。”[2]35在张不三快要将宝船骗到手时，老舍安排了这样一处细节：张不三：行了！行了！张不三，三不张，真真是个百宝箱！心眼快，嘴又强，神仙见我也遭殃！王小二：（跑回来，拿着小盒）给你，好好拿着！张不三：小二哥，你放心我呀？王小二：什么话呢？咱们是大水冲不散的朋友啊！你快去，快回来！张不三：一定快回来！一天不见，我就想你想得吃不下饭去呀！唉，我真舍不得你！（抹泪）王小二：快走吧！反正你回来得快，何必伤心呢？张不三：对！你们好好地盖房，我快快地回来！再见！（匆下）这段对话将他得意忘形又做贼心虚的模样刻画得入木三分，而“舍不得你”、“抹泪”与“匆下”的前后反差继续揭示着张不三虚伪狡猾的性格。老舍就是这样在情节的一步步发展中，生动地塑造他笔下的一个个人物形象。在塑造性格相似的人物群像时，老舍不仅注意这组人物的共性，还努力在情节发展和内部冲突中展现他们的个性，体现出丰富而不重复的特点。拟人形象仙鹤、蜂王和蚂蚁都具有知恩图报、勤劳善良的特点，但老舍写出了他们物性和个性上的差异：仙鹤会捕鱼，能给人治病，聪明有耐心；蜂王能嗅出花香，“有心眼”；蚂蚁身量小但觉得自己“浑身是力量”，因而有点急躁。《青蛙骑手》里，老舍在大姐二姐这两个形象上花了较多的笔墨，在与勤劳、善良、忍让的三姐的对比冲突中，讽刺性地刻划了她们空虚恨嫁、刁蛮懒惰、虚伪恶毒的性格特点。同时，也在她们的内部冲突中展现她们个性上的差异：大姐较为老成，二姐冒失爱争。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往往依据丑角化的时代惯性心理去塑造反面人物形象。为了让儿童读者和观众迅速认清恶人的本质，成年的儿童文学作家从名字、穿着、外貌、语言、行为、心理等各方面，不遗余力地丑化笔下的反面形象，留下了或恶毒狡猾或懒惰无赖或愚蠢可笑的“群恶谱”，但未能展示出人性复杂的一面。老舍也未能例外，两剧中的反面形象都留下了人物形象脸谱化的时代特征。

三、儿童性与时代性兼具的戏剧冲突

老舍的大部分剧作都没有贯穿全剧的矛盾冲突，而是在人物群像的描绘中展示世态人情的变迁。但是，这两部儿童剧却是例外。《宝船》围绕宝船设计了善良勤劳的王小二等人与懒惰狡诈的张不三、贪吃愚笨的皇上之间的冲突，《青蛙骑手》则围绕蛙郎一家与头人一家的冲突展开情节。老舍深谙儿童的欣赏习惯和水平，努力形象性地展示对立角色的性格和行为冲突，而且尽量延宕冲突的解决，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发展态势，召唤观众的情感参与：王小二追讨宝船未成反遭毒打，一行人来到皇宫再次追讨却面临对手的多次无理刁难；蛙郎打败头人成功娶回三姐，却因为大姐二姐的挑衅不得不脱下蛙皮参加赛马会，蛙皮被头人派人夺去，蛙郎面临生死大劫。与此同时，老舍尽量采用游戏化的方式来处理剧中的冲突，以适应儿童观众的审美水平：王小二等人与张不三、皇帝的冲突较量竟然是以三次猜谜语的方式展开的；最后，张不三被变成了大灰狼，皇帝被变成了大肥猪，蛙郎则是用他的笑声和哭声让人天旋地转，从而战胜头人的。两剧均传承了民间故事惩恶扬善的主题，但民间故事里朴素的善恶观在改编后的儿童剧里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为了“使故事更集中，人物更鲜明”[3]589，老舍在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上做了很多改动，比如将献宝船改成张不三骗走宝船，将原故事中的中性角色皇帝刻画成反面形象；将三姐由头人的女儿改为其义女，设置其在头人家饱受奴役的情节；将三姐烧毁蛙皮的情节改为头人抢去蛙皮并烧毁，“好多些冲突”。但是这样一来，恶人与统治阶级就简单地画上等号了。民间故事里朴素的善恶冲突在剧本里上升到了阶级的高度，作品的人文价值也明显受到影响。

四、多元的美学意蕴

同样取材于民间童话故事，但《宝船》和《青蛙骑手》展现了同中有异的多元美学风格。从王小二、蛙郎等正面人物身上可以看出来，两剧都洋溢着乐观的主题美：相信勤劳的双手可以创造美好的生活，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面对困难依然抱有乐观的心态和迎难而上的勇气。打败恶势力、取得胜利的大结局，更是乐观情绪的终极体现。这一方面传承自民间故事，同时也受到时代昂扬情绪的影响，当然更与儿童观众的审美期待及作家对他们的教育期望有关。两剧都体现了老舍长于讽刺的个人创作风格，这可以从他塑造的反面人物上看出来。他运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令人可笑的皇帝形象：要吃鸡蛋了就在脑门上一砸，一天吃二十四顿饭，动不动就要砍别人的头……更为可贵的是，老舍以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不断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在儿童话剧和儿童歌剧的创作上进行探索，并营造出或轻俏幽默或庄严隽永的美学意境。儿童话剧《宝船》里，李八十一个接一个的神奇咒语，王小二等欢快热烈的劳动场面，对大白猫善意嘲弄的细节，给公主治病的方法等等，无不体现出轻俏幽默的儿童情趣和喜剧色彩。而《青蛙骑手》展现的则更多是庄严隽永的悲剧品格：蛙郎让善良的父母愁苦不已的形体和丑貌，与头人抗争时的悬殊的力量，三姐和母亲舍身救蛙郎的行为，等等。蛙郎以哭和笑的方式战胜头人，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控诉和蔑视的哲理意味。

结语

建国后，老舍忙于成人戏剧的创作，忙于各种要事杂务，但他仍以极大的热情为孩子们创作了这两部艺术价值较高的童话剧，显示了他对儿童及儿童文化事业的拳拳之爱。老一辈剧作家的可贵精神和情怀，值得有志于当代儿童剧繁荣和发展的同仁们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