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南戏的发现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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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占鹏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嘉靖抄本《蔡伯皆》(也称嘉靖写本《琵琶记》)是1958年初在广东省揭阳县渔湖公社西寨村东南榕江河边的一座墓葬中发现的。

佚名《揭阳明墓发现古剧〈蔡伯喈〉》云:1958年初，揭阳县渔湖公社平整土地时，在西寨村一座古坟———明代袁氏夫妇墓中发现手抄《蔡伯喈》剧本两册，及《玉芙蓉》剧本三册，剧本原放在尸体头部两边，出土时棺内已无骨殖，仅馀头发。伴同出土明器，有瓷罐一件。可惜在出土时未知是重要文物，保管不好，《玉芙蓉》三册已经失落，仅馀《蔡伯喈》两本。

这两本《蔡伯喈》，一本是总纲，一本是小生使用的已本，剧本曲文和六十种曲本《琵琶记》相同之处甚多，宾白则略有不同，偶用广东方言，如“因乜去南桥采药”的“乜”字就是。但并不多，和通行本《琵琶记》最不同的是，伯喈辞朝时唱“奈臣已有糟糠配”，这是其他本子所少见而恰好和潮剧“蔡伯喈辞朝”相同，很可从中看出其中的渊源关系。

总纲本从“高堂称庆”到“糟糠自厌”止，删去“副末开场”、“牛氏规劝”、“文场选士”、“金闺愁配”四出，其中“丹陛陈情”、“强就鸾凤”改动较大，剧本有许多处已经破损。伯喈小生这一角的已本，保留从“南浦嘱别”到剧终，许多地方亦已破损。

剧本断定是艺人用的本子，因为一如果是文人用来欣赏的，为什么要抄已本?二唱词旁注有演奏及打板符号，这是艺人的习惯;三字画虽工整，但错别字不少，看来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

剧本未发现有滚白滚唱现象，也是可以注意的。它究竟是明朝哪个时期的东西，有待进一步研究。(据汕头《戏曲简讯》节录)［1］这是对《蔡伯皆》发现的最早公开报道，是《羊城晚报》根据汕头“戏曲简讯”编写而成的，没有署名。此报道对这一发现的大致情况作了简要叙述和说明，为后来的学者了解和认识《蔡伯皆》起了引导的作用。

曦《〈蔡伯喈〉明抄本发现续记》云:解放后，各地配合工农业基本建设，发掘出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广东省揭阳县明墓出土手抄本《蔡伯喈》剧本，就是其中之一。它对我们研究戏剧史有很大的作用。

1958年春，广东省揭阳县渔村一带平整土地时，在西寨村东南榕江河边一座古坟里发现手抄剧本五本，其中《蔡伯喈》三本，《玉芙蓉》二本，因未能及时交由有关部门处理，保管不善，被白蚁蛀烂了《玉芙蓉》二本，及《蔡伯喈》一本，另《蔡伯喈》两本则保存在农民手里，次年春由揭阳县榕江剧团收回，现已交给广东省文化局装裱保存，以便组织专家研究。

这座久已无人祭扫的古墓，仍存有石碑，碑上刻有“明××黄州袁公姚江××陈氏墓”字样。墓内有一长方形木椁，椁内是长方形棺材，椁与棺材之间贮满防腐液。棺木疑为楠木，棺内已没有人骨，只剩头发，发上有一木制圆形之物，有小孔可穿钗;又有赤布衣服，上下各七层，衣无领也无钮扣，只在左边用布绳扎紧。剧本放在头部两侧，其中《蔡伯喈》三本没有封面，《玉芙蓉》二本有封面，封面上写《玉芙蓉》三字。剧本旁尚有一瓷罐，罐内装满土黄色糊状准液体。据有关人员初步鉴定，墓葬、服饰、发形均系明代制度，瓷罐胎质釉色，与潮州宋代百窑村的产品相似。故可肯定是明代古墓。

剧本是纱纸抄本，并用纸拈装而成。现存的二本《蔡伯喈》一是总纲，一是已本。根据广东潮剧院初步研究，认为剧本和高则诚《琵琶记》(《六十种曲》本)曲文相同处甚多，多用中原音韵，宾白略有不同，但用方言的地方不多。

剧本未发现滚白滚唱现象，它是比较古老的剧本，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但最少可说明潮剧的确受了南戏的影响。(编者按:关于《蔡伯喈》古本的发现，本刊去年已经介绍过，本文经编者略作删节。)赵景深就此发现，在《羊城晚报》“晚会”栏目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2］［3］。曹非《揭阳明墓出土的古剧本〈蔡伯皆〉年代的新发现》云:本省揭阳县明墓出土的古剧《蔡伯喈》手抄本两本，它的发现经过曾在《羊城晚报》发表(见1960年5月29日和1961年2月10日《晚会》)，这两本手抄剧本的出土，对本省戏曲发展史来说补充了新的材料，同时它又说明了明代潮州已经有《琵琶记》演出。《琵琶记》是元末明初人高则诚所作，因该剧主角名叫蔡伯喈(皆)，故又名《蔡伯喈》。抄本《蔡伯喈》出土后，广东潮剧院、戏剧界人士从碑文“明□黄州袁公妣江□陈氏墓”、服装、明器等各方面研究，一致认为它是明代艺人用的手抄本，这个意见很对。但是，明代从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算起，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共经二百七十六年，所以，确定这个墓的确实年代，对《蔡伯喈》传入潮州的时间很有关系，可是这座明墓的碑文如上面所写的是那么简单，从何去找这个剧传到潮州比较具体的年代呢?确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不久以前，我因工作关系翻阅这个《蔡伯喈》抄本，出乎意外地在剧本的钉装边上发现了“嘉靖”两字。“嘉靖”是明世宗的年号，始于公元1522年，终于1566年，共四十五年，距今三百九十八年至四百四十二年，在明代算是中晚期了。假若“嘉靖”两字真的是嘉靖年号，则两本抄本最低限度在嘉靖年间已经使用(可能更早些)。这个考证若是不错的话，则潮州至迟在明嘉靖年间已经演出这个戏了。

在装订边上写字，好像是该剧本所有者的习惯，他不仅写了“嘉靖”两字;还三、四次写“蔡伯喈”(有时写“皆”)三字;又写“廷敬乌弟志须土割”八字，字之下划了两个人头像，等等。最后，从碑文记载死者的籍贯去研究，死者可能是一个外省艺人，因为广东明代没有黄州这样一个古地名。以上意见请读者教正。［4］

曹非的文章主要指出了《蔡伯喈》抄写的年代。后来被学界普遍接受。曹腾騑《广东揭阳出土明抄戏曲〈蔡伯皆〉略谈》云:广东省博物馆保存的明代手抄戏曲《蔡伯皆》两本，原是1958年初，广东揭阳县渔湖公社社员在平整土地时，于西寨村东南一座墓碑刻着“明□(考)黄州袁公妣江□陈氏墓”的墓葬中发现的。据说出土时有《蔡伯皆》三本和《玉芙蓉》戏曲两本，分别放在死者头部两侧。同时出土的还有满装黄色糊状物的瓷罐一个。惜《玉芙蓉》已被虫蛀净尽，《蔡伯皆》仅馀两本，给研究带来许多不便。

作者接着比较了它跟其他的《琵琶记》的主要区别，最后说:出土本在明墓发现，无疑是明代遗物。明代统一中国近三百年，前后时间相隔较长，要找到剧本接近年代，对研究戏曲流传有很大意义。在抄本的书脑(即靠近纸捻)部分往往写有字迹，有好几处写“蔡伯皆”三字，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写有“嘉靖”二字，为我们研究抄本的年代提供了线索。嘉靖年间(1522－1566)及以后正是南戏大为流行之时，据此，《琵琶记》最迟在嘉靖时已经传到潮州。从墓葬碑文“明□(考)黄州袁公妣□陈氏墓”等字样看，墓主是黄州人。明代黄州属湖广。死者无疑是外省艺人，流寓广东，死后葬在揭阳的。

南戏发源于浙江温州，明代由福建或江西传入广东潮州是可能的。明抄本《蔡伯皆》的出土，给南戏流传到广东及其与潮剧的关系提供了研究线索和实物例证。同时也说明了潮州在明代已经有《琵琶记》的演出了。曹腾騑在文章中介绍了嘉靖手抄本《蔡伯皆》发现的时间、地点及文本特征，还把它与其他版本的《琵琶记》作了对比，肯定了它的戏曲文献价值。这是学界了解和认识它的开始。

刘念兹《〈蔡伯皆〉与〈刘希必〉》云:1958年在广东省揭阳县西寨村古墓中，出土了明代嘉靖年间的戏曲《蔡伯皆》写本。这部戏曲出土时，共有五本，其中三本出土以后，已毁损无遗。保存至今的两本，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出土本总共九十五页，每页两面，共计一百八十面。叶心高宽各约22．5厘米，每面直书八行，每行书写十五字左右。在写本的书脑部分有好几处都写有“蔡伯喈”三字，还发现有“嘉靖”二字，曲文字句旁，多有艺人演唱的点板符号。这些都说明是明代遗物无疑，而且是明代人书写的戏曲艺人的演出本。

杨越、王贵忱《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后记》二“嘉靖抄本《蔡伯皆》”有云:此书为一九五八年在揭阳县西寨村一明墓中发现。当时共出五册，其中三册出土后毁损无存，此是残存的二册。墓葬原在碑文一方，知墓主为黄州袁氏，碑已被毁，同时出土的还有服装、小瓷瓶等明器，也都已散失。此本为广东省博物馆所藏。

刘念兹先生在《嘉靖写本〈琵琶记〉校录后记》一文中说，这一出土本与陆氏抄校本基本一致，“是同属元本范畴的一种珍本”，出土本则沿袭宋元南戏以剧中主角名字为剧名的体例，题剧名为《蔡伯皆》，保存了古本旧观。他们的叙述也重在介绍此剧本的发现过程以及版本源流。从这里看，嘉靖抄本《蔡伯皆》的发现不仅在《琵琶记》研究史而且在中国戏曲史上都很有意义。

嘉靖抄本《蔡伯皆》出土时共有5本，其中3本毁损无遗，仅存2本。即一本为总本，一本为生本。由于年代久远，文字脱落、漫漶严重，一些页面全无文字，一些页面只剩下半面文字，以行草抄写，前后字体风格不同。用明代白绵纸书写，纸捻装订，曲文与高明《琵琶记》相同之处甚多，但不分出数，无标题。总本仅上卷，存12出，54页，相当于《琵琶记》剧情开始至第21出“糟糠自厌”。与高本相较，缺第1出“副末开场”、第3出“牛氏规奴”、第8出“文场选士”、第15出“金闺愁配”、第16出“丹陛陈情”和第19出“强就鸾凤”。从第22出“琴诉荷池”至第42出“一门旌奖”则全付缺如。生本存17出，38页，相当于《琵琶记》第5出“南浦嘱别”至第42出“一门旌奖”。与高本相较，缺第6出“丞相教女”、第38出“张公遇使”、第40出“李旺回话”，所缺各出可能因为与生角无关而未抄。两册抄本共计95页，半页8行，行15字左右。抄本上端侧旁写有“嘉靖”二字，当为嘉靖年间(1522－1566)所抄，唱词旁用朱笔注有演奏及打板符号，应是艺人所用抄本。唱词中有“乜”等广东方言用字，同时广东潮剧《蔡伯喈辞朝》唱词有“奈臣已有糟糠配”，与抄本相同。据此可认为《琵琶记》最迟至嘉靖年间已传到广东潮州一带，抄本的出土为研究南戏传布广东、南戏与潮剧的关系以及《琵琶记》的流变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例证，原物藏广东省博物馆。实际上，这是两种抄本的《蔡伯皆》，虽都残缺不全，但如果互相对照，两本互相补充，情节基本完整。这种情形在出土的文物中非常罕见，一般都是一种随葬文物，像《刘希必金钗记》，即使再喜欢戏剧，也不太可能将一个剧本的两种抄本随葬在一个墓中。然而，嘉靖抄本《蔡伯皆》却是例外。我以为它的出土的珍贵之处正在于此，昭示了墓主对它的不同寻常的喜爱，也说明《琵琶记》在当时民间的巨大影响。

按刘念兹的考证，《蔡伯皆》原应有5本，即总本2本(上下卷)、生本1本、旦本1本和末本1本。所谓总本应是戏班所有人员都参加演出的剧本，而生本等则是生角等单头演出的本子。这种剧本体例反映了古代剧本演出方式的多样化现象。

据黄仕忠考证，嘉靖抄本《蔡伯皆》今存的总本与生本除了参与表演的角色不同外，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差别。生本是生角单头演出本，却并不是从更早的单头演出本直接继承而来，而是从某一全本中摘抄移录的，但这个全本却不是与它同时出土的总本。因为总本有的曲文，生本也有，还可以说生本来源于总本，但生本有的曲文，总本则无，只能说明生本并不是来源于与它同时出土的总本。还有就是总本与生本并不是出于同一抄手，抄录的时间也不一样。从具体文本形态来看，生本抄录时间应早于总本，生本更接近陆贻典抄本，而总本晚出，并较多地接受了通行本的影响。总本和生本虽有差异，但从总体上说，两者的一致性大于差异性，两本的底本实出于一源，这一底本的篇幅较两本为多，也更接近原作面目。生本删存的内容虽较总本更近陆钞本，但也留着据通行本系统传本订正字句的痕迹。所以虽然是同时被葬在墓中的，但仍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对我们了解明代戏曲实际情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5］189－201

嘉靖抄本《蔡伯皆》的情节结构简短紧凑，与陆贻典本《琵琶记》比较，一些冗长的情节有被省略或整出删除的情况，像陆本中关于牛小姐的出目全被删除了，对她的交代穿插在别的情节中。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是演出本，剧情要适合舞台演出的需要，不得不加以压缩，另一方面牛小姐的形象也不是民间所喜欢的，民间比较重视蔡伯皆与赵五娘。从曲牌体制来看，也有明显的变化。有曲词相同或相近，而曲牌名称改换了的，也有曲词大意相近，改换曲牌的，还有增加新的曲文的情形。而曲词被删改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大体上是嘉靖抄本比陆贻典本的曲词数量要少得多，有的要少到七八支，被删去的情节一般与剧情关系都不大，而且不大符合当时民众的欣赏习惯，像最动人的抒情文字《吃糠》也被删去了，这使剧情既简炼也符合人民群众的欣赏口味。宾白也是一样，凡与剧情关系不大的宾白也被尽量压缩，有很多地方则也干脆删去。但也有一些地方增加了宾白，特别是着力于增加了通俗的、便于理解曲词的夹白。嘉靖抄本《蔡伯皆》情节的如此处理，主要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实际演出的需要，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舞台演出本。

从版本源流看，嘉靖抄本《蔡伯皆》与陆贻典抄本基本一致，属于古本系统，但它们都有一个底本，这个底本据后人考证也在嘉靖年间出现，今可考知最早的刊本是河间长君序刻本(序作于1558年)。它们都受了早期刻本的显著影响。从时间上看，它是继明嘉靖苏州坊刻本《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清康熙十三年(1674)陆贻典抄校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之后的第三种版本。虽然也有人认为它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版本系统，但在来源上还是属于古本的系统。如果从原貌的角度来看，它没有经过明嘉靖以后的流传，不像清陆贻典抄本、明嘉靖苏州刻本虽都号称是最早的版本，但总令人有些担心，因为它们在地上经历了流传和变迁，而嘉靖抄本却一直埋藏在地下，没有受任何人的翻检和改动，它所保留的《琵琶记》原貌的因素，笔者认为更接近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嘉靖抄本《蔡伯皆》具有其它版本所无的优势，在《琵琶记》版本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嘉靖抄本《蔡伯皆》的发现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为中国古典戏曲提供了一个文本形态，中国古典戏曲所缺乏的就是这种文本形态，这种文本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借它可以窥见嘉靖时期《琵琶记》舞台演出的原貌并且还可以从中看见当时民间艺人与观众对戏曲及此剧的观念和态度。它为《琵琶记》的版本流变提供了最可信赖的坚实依据。《琵琶记》是古典名剧，它的版本有40馀种，流传特别广泛，但真正的元本已经失传，而清陆贻典抄校本虽说接近元本，但总令人产生疑虑，因为长期流传难保不失真。它使陆本与通行本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从它还可以看见明代中叶戏曲在民间演出的真实情形。关于戏曲早期表演的资料在中国戏曲史上很罕见，它以抄本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舞台演出脚本的原貌。它虽比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时代晚，但同样都是非常珍贵的戏曲文献，曾被刘念兹誉为是“继陆钞‘元本’和巾箱本之后新发现的第三种‘元本’《琵琶记》”［6］。

关于嘉靖抄本《蔡伯皆》的整理，在它出土后，与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一样，考古组也对它作过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原本现保存在广东省博物馆。最初对它进行全面校勘的学者是刘念兹，根据刘念兹《嘉靖抄本〈琵琶记〉校录后记》所叙，他曾经校注过嘉靖抄本，却一直未见出版。据采访刘念兹的韩国学者金英淑回忆说，他“整理的嘉靖抄本已经佚失了”［7］43－57。刘念兹的整理工作可能在六、七十年代，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特殊时期，整理的嘉靖抄本在这种情况下散失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这对今天的研究来说，却是很令人遗憾的事。幸好还能从他发表过的《嘉靖抄本〈琵琶记〉校录后记》获得一些校勘的信息。后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影印嘉靖抄本作为其中的第二种，这才使它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在更大范围内促进了它的研究。［8］164－362

钱南扬《元本〈琵琶记〉校注》未参考嘉靖抄本，按说钱南扬校注时嘉靖本已经发现，而钱氏对此剧本肯定知晓，却不知何故，没有作为参考本［9］。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以嘉靖抄本为校本［10］，《六十种曲校注》中的《琵琶记》在校注时也参考了嘉靖抄本［11］。按道理来说，应当有一本以嘉靖抄本《蔡伯皆》为底本的校注本，可惜的是至今仍然没有。

关于嘉靖抄本《琵琶记》的研究，先是赵景深、曹非发表的介绍它出土的文字，如《谈明抄〈蔡伯皆〉》、《揭阳明墓出土的古剧本〈蔡伯皆〉》，都是以介绍性的口吻公之于世，使世人知晓它的发现时间和地点以及价值。发现它的时间还不算晚，但八十年代前有关于《琵琶记》的论著都没有涉猎过它。

真正对它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是在八十年代之后。曹腾騑、刘念兹的论文虽也有介绍的性质，但已经比较详细，像曹腾騑的《广东揭阳出土明抄戏曲〈蔡伯皆〉略谈》除了介绍发现的过程外，还从“出数宾白及解释宾白的方法”、“对发粮官的称谓与角色的演变”、“使用广东方言及抄本年代考证”三个方面对它进行了论述，对文本的考察趋于深入。吴南生《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序》、饶宗颐《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杨越和王贵忱《明本潮州戏文后记》都对嘉靖抄本有所论述［8］1，4，825。黄仕忠《〈琵琶记〉研究》在版本篇有一节“潮州出土本《蔡伯皆》考”，第一部分对刘念兹所谓嘉靖抄本是“第三种元本琵琶记”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第二部分从大量内证指出嘉靖抄本中总本与生本所存在的差异，认为它们之间并无必然的直接联系;第三部分比较了嘉靖抄本与其他版本的异同，指出它与通行本接近而与陆贻典本稍远的事实;第四部分指出嘉靖抄本与其他版本相比有许多删削和压缩，这种删削和压缩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舞台演出的需要。这些分析和论述主要对确定嘉靖抄本的性质和地位具有很重要的作用［5］189－201。俞为民《宋元南戏考论》、《宋元南戏考论续编》都对嘉靖抄本有所论述［12］。韩国学者金英淑《〈琵琶记〉版本流变研究》第二章第四节“嘉靖抄本”对这个剧本的文本特征及版本流变都作了详细的考察，比黄仕忠、俞为民的论述更细致，但主要的观点还是来源于黄、俞二人［7］43－57。戏曲辞书像《中国曲学大辞典》、《古本戏曲剧目提要》都对嘉靖抄本有所论述，但都是概括性介绍［13］，［14］。对它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的还有刘念兹的《南戏新证》，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嘉靖写本〈琵琶记〉校录后记》中，虽然是一篇后记，但凝聚了刘念兹对《蔡伯皆》的研究心得。他经过校录、补阙，整理出《琵琶记》总本一本，原写本共54页，订为20出;生本一本，原写本共38页，订为42出;还有残片3叶，计有残文5段。他还对剧本“加以出数以明段落，同时拟定两字的标目表示剧情的内容”，“除了加标点符号，以示句读语气和曲律规格以及字句不同之外，凡是写本中的原有错别字和异体字，一律照样录写，只作必要的校注，附于每出正文之后”。他概括了《琵琶记》的特征，即一是注重说白，二是保存了古本戏文不分出数，从头到尾连缀一贯的方式，三是在一些重要的字句和名目上有所订正，更显得原始，更有接近高则诚原本的迹象，在曲牌名称上，往往用宋代词牌的原名，而不用明代的曲牌名称。这些特征都同早期南戏陆抄“元本”《琵琶记》、《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九宫正始》所引“元谱”相同，从而对印证南戏的体制很有作用。他还指出此剧本更接近原著，所以借它可以校正陆抄“元本”以及其他版本词句方面的错误。

从剧本的分出、唱词念白的增减、唱腔点板的符号三个方面肯定了它是一部更难见到的明代戏曲艺人的舞台演出本。最后还对此剧涉及的剧本的思想内容问题作了探讨，指出此剧没有副末开场，也没有被后世非议的“牛氏规劝”、“牛小姐愁配”的戏，第九出状元骑马游街的戏，也没有丑角坠马的情节，第十一出和第十二出却出现了为他本所无的送丝鞭和接丝鞭的情节。这些特征都说明《蔡伯皆》是一本地地道道的舞台演出本，照顾到了人民群众的感情需要和思想倾向，与文人高明的《琵琶记》还是很有区别的［15］。而李舜华《元本〈琵琶记〉的发现与研究》也对它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林淳钧、陈历明《潮剧剧目汇考》也著录了这一剧目［16］。

从嘉靖抄本《蔡伯皆》的发现、整理及研究看，它在中国戏曲文献史上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可能由于残缺不全的原因，对它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琵琶记》而独立出来，刘念兹的整理本散失后再也没有人来整理它，它至今仍以原本和影印本的模样出现在世人面前，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却多集中在对它的版本源流的考察，没有一部专著。造成这种情形是因为它只是《琵琶记》的一个版本，其典型性也并不十分突出，还有抄写本阅读的困难也多少限制了人们对它的注视。这使它跟《刘希必金钗记》形成了很大差别。这种差别正是需要今人去不断努力缩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