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文生态与剧作家创作研究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明朝人文生态与剧作家创作研究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本文作者：夏太娣作者单位：上海电力学院
晚明南京的人文生态特点集中表现为：消费型人口集中，商业经济发达，政治环境宽松，娱乐业极其繁荣，城市风尚趋于侈糜。明代中后期，南京人口急剧膨胀，成为了一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有形象的描述：“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作为五方辐辏的所在，南京的人口组成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寓居和流动人口占据较大比重，消费型人口集中，这对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改北京为京师，南京为留都，置南直隶。南京虽保留了原中央政府的全部设置，但因政事简略，官吏们便拥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自由支配。繁华安逸的南都成为许多官僚向往的安乐窝：“时虽法度严密，然有官妓，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废弛。”①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南京文化产业和娱乐业的发达。
作为南国子监和江南贡院的所在地，南京也是江南文人读书、游学的聚集地。南国子监的在监人数一度达数千人之多，监生们学习之暇，热衷于宴集、游冶活动，而三年一次的考试同样使得大批士子聚集南京。贡院的对面就是秦淮旧院，二者“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迥舟之一水皆香”。②这些敏感的学子身处多秋之际，已经深深体味到末世悲凉的况味，他们无力扭转乾坤，在读书、应试之余，多流连坊曲，借醇酒、美人来磨灭壮志，消解心中莫名的忧虑，为城市的文化繁荣提供了异样的动力。
崇祯年间，随着北方义军的节节胜利，长江以北的大部分郡县失去控制，世族大家纷纷南渡，南京成了北方官员、富商和文士的避难所。这些乡绅富豪富有资财，生活豪侈，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城市，“江以北之巨富，十来其九。而山东、河南、湖广之人，几与望衡对宇矣。于是，南中风气为之一变”。③随着外来人口的激增和末世颓废思潮的影响，南京的城市风气走向极端的侈糜。秦淮河边歌舞升平，寻欢作乐的人群络绎不绝，他们陶醉在胭脂、花粉丛中，乐不思蜀。侯方域在《金陵题画扇》里描写晚明南京的歌舞之盛：“秦淮桥下水，旧是六朝月。烟雨惜繁华，吹箫夜不歇。”④早在明初，朱元璋就大规模建造妓院，先建富乐院于乾道桥，并将各地官妓迁至南京入院居住，后富乐院失火焚毁，又在南京城内外建富春院和“花月春风”十四楼，隶属教坊司，蓄养歌姬，一方面是待四方之客，创造税收，另一方面是备赏赐饮宴之需。朱棣攻占南京后，把不愿投降的建文旧臣处以极刑，并将他们的妻女没入教坊司，其所生子女，也一律为奴，这种血腥而野蛮的政策使得教坊娼优队伍再一次壮大。明中叶以来，教坊司控制渐松，商贾不再是旧院歌姬唯一的接待对象，旧院已成为官吏和举子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正如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云：“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尤其到了晚明，旧院等娱乐场所更成了他们逃避现实的精神家园。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艰难时世中，来自各地的人们聚集在这座城市，不分昼夜地寻欢作乐，“中原不断鼙鼓声，酣燕依旧沸帝城。楼上歌尘交妓舫，尊前殽鬲出侯鯖。飞车还斗秦时水，吹管疑调吴苑莺。今日因君当乐死，却凭续命缕先成”。⑤
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对原有的等级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固有的传统观念也随之土崩瓦解。晚明南京的商品经济比较繁荣。从地理上看，作为南方的中心城市，“金陵绾毂两畿，辐辏四海”，“面京洛而揖嵩岱，纳江汉而控瓯粤”。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其商业的兴盛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金陵）乃圣祖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赴焉。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眩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赴效之”。⑦再加上人口高度集中，消费需求旺盛，自然吸引了各地豪商、巨贾来此进行商业贸易。商业的繁荣为文化和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改造了城市的面貌，进而影响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消费人口的聚集，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商业的发展，这些都为晚明南京注入了无限活力，促使城市娱乐产业迅速膨胀，刺激着戏曲演出和戏曲刊刻的极度兴盛，为南京剧坛的繁荣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深刻地影响了生活在其中的戏曲作家。
晚明南京可考的本地作家有十多位，这些作家大多来自社会底层，没有显赫的身份和地位，但都非常活跃，带有鲜明的都市特征，在曲坛影响较大。他们当中颇有些独立特行，开风气之先的人，其中，陈所闻以一介布衣主政南京曲坛；张四维、朱从龙和黄方胤都是考场失意的秀才；马湘兰沦落烟花；陆华甫、纪德川和清啸生事迹不详，但根据现存史料分析，极有可能是普通文士；唯有胡汝嘉身份最高，官至副使。这些濡染了“六朝烟水气”的南京戏曲作家，文如其人，曲写其心，他们混迹于草根族中，不再是“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戏曲创作也深深打上了都市生态和市井生活的烙印。他们创作的作品数量并不少，仅各书著录的就达二十部之多，可惜多数已经散佚，存世的传奇作品仅三部：陆华甫的《双凤记》、张四维的《双烈记》、清啸生的《喜逢春》，另有黄方胤的杂剧《陌花轩》。这些作品地域色彩强，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晚明南京特殊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题材选择注重现实，具有时代感；二是内容上突破了明传奇才子佳人的旖旎缠绵，多有描写财色交易，揭示人性丑恶之事，风格泼辣，笔触犀利，带有浓厚的蒜酪味；三是形式上勇于突破窠臼，别出心裁。
二、作品取材独特，内容麻辣出位
这类作品的典型当推黄方胤的杂剧《陌花轩》。《陌花轩》一名《柳浪杂剧》，是一部以晚明南京市井生活为背景的单本剧曲集。该剧选材较为少见，既非英雄、义士的悲壮颂歌，也非才子、佳人的旖旎情事，而是完全的市井琐碎，有些内容堪称离经叛道。全剧共十出，七个故事，分别为《倚门》《再醮》《淫僧》《偷期》《督妓》《娈童》《惧内》，描写色情交易的就占了九成。其中，《倚门》最长，共四出，其余均为一出短剧。
《倚门》主要写小市民王恩因家贫无以为生，让妻子褚十娘倚门卖笑，被吴义、吴仁告官，俱受杖责的故事。作者刻画市井小民的行状，非常逼真。如王恩之寡廉鲜耻，褚十娘之故作贞洁，嫖客卜二的惯于钻穴、偷摸，吴义、吴仁之泼皮、耍赖，皆描摹生动，极为传神。
《督妓》和《娈童》写都市的色情交易。《督妓》摹写妓院老鸨逼迫妓女施展手段，拉拢嫖客。《娈童》则关注男妓的生活，专职小官皮嵩“恨不得百家姓，个个都成相识，恰争奈一身儿，日日应接不周”，他利欲熏心，全不顾及体面，“只为孔方念重，不惜遗体遭殃”。其中，“近日南风盛，少年不害羞。见钱解裤带，忍痛几回头”一段话，对龌龊的世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作品也描写了普通都市女性和僧人的情欲生活。在明末思想解放大潮的影响下，都市女性也冲破囚笼，追求情欲解放，作者似乎不屑于她们的“淫行”，却也作了真实的反映。如《再醮》中的丁氏，年仅十八，未及四年，已然三嫁，自媒自婚，毫无贞洁、廉耻可言。她自称：“为人喜作妇人身，爱俏嫌村频换新。张郎不遂心，抛开嫁李门；李门不遂我，又向冰人奔。”《偷期》则竭力描写荡妇方氏之鲜廉寡耻，她用尽手段哄骗丈夫，讨好情人，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自如。《淫僧》描写老和尚情欲觉醒后，奋不顾身地抛开一切清规、戒律，虽死不辞。他被妓女所惑，偷出庙中大磬当了一两银子，又将衲衣换了三钱，还要“回寺中，拜了师父，辞了徒弟，焚了度牒，烧了木鱼，急早还俗”，甚至不惜“拜辞了幢幡金殿，任阎君把我锥倒锅煎”。作者用热辣辣的语言表现了和尚追求情欲的大胆无畏。该剧与冯惟敏的杂剧《僧尼共犯》都关注禁欲者的生理渴求，在取材上有异曲同工之处。清代的地方戏《尼姑下山》在题材上对《淫僧》借鉴颇多。
《惧内》写尽了小市民的薄情寡恩。韩修父亡，寡母好不容易替他娶妻成亲，指望得到孝养，谁知他畏妻如虎，全无骨气，对妻子“要一奉十”，对老母则叱如婢仆。妻子熊氏尚未起床就要买蹄爪吃早饭，韩修奉之唯恐不及，老母要一块骨头，却被骂作“馋痨老货”；熊氏要买新裙，老母讨要旧裙穿，也被骂作“遭瘟的老废物”。在此，伦理纲常遭到无情践踏。此外，剧中人物取名还多用谐音。如《倚门》中王恩排行第八，故名“王八”，暗合其诲妻之事，卜成器实为“不成器”，偷鸡摸狗，专事钻穴；吴义、吴仁谐音“无义”、“无仁”，骗吃骗喝，无所不为；第十出韩修谐音“含羞”，寓指其畏妻辱母，全无男子汉骨气；《娈童》中皮嵩即“皮松”等。这些谐音、隐语“第假而名，用存忠厚耳”。这些人物彻底颠覆了传统道德，他们或宣淫导欲，蔑视礼法，全不顾及道德廉耻，更无丝毫节义、忠贞之念，追求彻底的情欲解放；或自私自利，甚至泯灭良知，赤裸裸地暴露了人性中的黑暗。这十出短剧描写的虽不一定是真人、真事，但却是当时颓废世风的真实反映。它们集中展示了南京市井生活丑陋而真实的断层，揭示了晚明思想控制放松后，社会道德、伦理溃败的事实，虽惊世骇俗，却有振聋发聩之功。作者将俗情世态尽笔出之，亦为愤世嫉俗之举，正如刊行者所称：“十剧色色搬演，字字传神，不独解颐，亦堪刮目，以其不与前类，故别梓行。辟之商彝、周鼎外有宣瓷、成窑耳”。⑧该剧的结构形式颇为特别，十出分述七个故事，除《倚门》为四出外，其它六种皆为一出短戏。这些戏内容短小、精悍，根据故事情节定长短，有事则长，无事则短，每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七个故事题材、情节各不相同，人物并无关联，但共有一个主题，即讽世主旨，拆开即七种，合起成一部，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杂剧体制。
与《陌花轩》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不同，《双烈记》和《双凤记》两部传奇作品均取材于宋代历史。《双烈记》记叙南宋名将韩世忠结缘青楼娼女梁红玉，后平方腊、定苗刘，大败金兀术，夫妻一同立功受封，最终归隐西湖的故事。《双凤记》则主要叙述北宋关中赵范、赵葵兄弟，受奸臣迫害，远谪边郡，助父守城，先破金酋，再平李全叛乱，建立丰功伟业的事迹。两剧虽然以历史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却处处关合现实，尤其是对世态人情的描摹，丝丝入扣，毫不逊色于《陌花轩》。
《双烈记》全剧共四十四出，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有不少关于妓院经营的情节描写，堪称南京旧院经营之道的写真。梁红玉之母梁氏原系东京教坊人，随驾南渡，侨居京口，仍以旧业为生。她对亲生女儿梁红玉不愿操持娼家营生极为恼怒，百般威逼，丝毫不顾母女亲情，廉耻礼义更是抛诸脑后。其养女赛多娇相貌虽丑，但却对行妓笼络嫖客的手段了如指掌，“是个小娘，那里晓得吹弹歌舞百般技艺，歪笔头撇几枝墨兰，强扭捏写两个歪字……百般的心生巧计，红馥馥烧个香疤，血漓漓赌个大咒……今日郊游，明日家中作戏，缠的他脑闷头混，哪怕他聪明伶俐……包宿息钱只是本等，全靠泒差才有生意。买衣服试个水头，做生日上头也是小事。上手就娶小娘，还要他盖房置地。不怕他不着十两金，不上一年二年了，无钱我就无情……做小娘的法儿尽有，只是子弟们见弃”。（第三出《引狎》）虽是调侃、丑化之笔，却为那时南京旧院生活的真实写照。晚明的秦淮河畔妓院林立，是商旅和文士津津乐道的游冶胜地，是名副其实的“销金窟”。许多文士与青楼女子交往甚密，为此倾家荡产，甚至名节俱丧的比比皆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对这类事情自然非常熟悉，故而于上篇中用相当的篇幅安排了这一可多可少的关目，显然有借古讽今的意味。作者借妓女之口，写妓院坑骗嫖客的伎俩，带有很强的规谏意味，同时也为历史题材增加了浓厚的市井风味和较强的现实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品还表现出了较为先进的妇女观，重墨刻画了一位巾帼女杰的鲜明形象。梁红玉出身乐籍，却一心从良。元宵佳节，她早起应官身，见韩世忠酣卧府衙廊下，疑为虎伏，后知为生，心觉奇异，遂邀至甘露寺，讯明姓氏，邀请至家，表明愿从之志。鸨嫌韩贫，梁以死相挟，老鸨只得同意招韩为婿，二人在妓馆合婚。梁红玉不但慧眼识英雄，而且助夫抗金，建立了卓著的功勋。韩世忠受命平定苗、刘叛乱，梁红玉为探听敌情，亲入虎穴，麻痹顽敌，全身而还；黄天荡一战，她助夫出阵，亲自擂鼓助战，后因功被封两国夫人，故能与韩世忠并称“双烈”。这一女性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戏曲作品中并不多见，惟有胡汝嘉的杂剧《红线传》中的主角红线，可与之相比。《红线传》取材唐传奇的同名作品，刻画了侠女红线的侠骨义行。红线虽为弱女子，却能出奇策，化干戈为玉帛，保全万众，其胆略、识见可与梁红玉一论高下。两位作家不以出身论英雄，褒扬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这种女性观念显然得益于他们所处城市的开放风气，与晚明进步的思想解放思潮有密切关联。
《双凤记》关注现实的笔触主要集中在对科举考试的描写上。剧本借曲折的情节设置写出炎凉的世态，设计颇具巧心。剧本先描写赵氏兄弟手足情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但进京应试后，情景有所改变。发榜之日，赵氏兄弟与亲朋齐集家中，等待消息，报子忽报老二赵葵高中十九名进士，众人纷纷称贺，前呼后拥，老二一时风光无限。老大赵范则被冷落一旁，说不尽的凄凉，老师虽竭力安慰，但难抵家人的质疑和势利小人的冷嘲热讽。本是同胞兄弟，至此境遇，相隔云壤。作品既而笔锋一转，又报范官人高中，众人方省实为赵范之误，老大方才破涕为笑，一切烦恼皆抛掷于九霄云外，兄弟皆大欢喜。作者于极悲处写极喜，备现人情冷暖之态，竭尽转换之妙，极具戏曲张力。这一生动场景的描绘，应该不是陆华甫灵光乍现的无端臆造，更可能是当时士子科举心态的真实写照。南京作为乡试考场所在地，每到大比之年，都会上演着类似的悲喜剧。未中之时，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舞文弄墨，共同憧憬未来，不曾有贵贱高下之念；一经发榜，高中者身价陡增，落榜者自惭形秽，顿有云泥之别。作者显然是根植于对现实的观察，批判这“一考定终身”的不合理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三、反映时事政治，符合市民口味
晚明南京因其地域性的优势，政治上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留都，也是明政府对南方地区进行控制的实际中枢。尤其是天启、崇祯年间，随着江、浙、皖等南方士子越来越深地卷入明末政治漩涡中，南京市民的政治嗅觉也越来越敏感。为追求作品的畅销，作家们纷纷将时事搬入文学作品，故而在南京出现了时事剧和时事小说的创作热潮。署名“清啸生”的《喜逢春》就是一部以明末反阉斗争为题材的时事剧。
天启年间，阉党专制，政治异常黑暗，一些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阉党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崇祯即位后，阉党遭到清算。随后，一大批以反阉斗争为题材的作品纷纷问世，仅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注录的传奇就达十四种之多，除了《磨忠记》一种尚存，其余俱已散佚。加上未被祁氏著录之清啸生的《喜逢春》、袁于令的《玉符记》（已佚），以及清初问世的《清忠谱》（李玉著，尚存），共约十七种。其中，《喜逢春》虽屡遭禁毁，却与《清忠谱》及《磨忠记》一起流传下来，成为仅存的三部反阉时事剧之一。
作为面向市民的通俗剧本，《喜逢春》虽取材于时事，却不拘泥于史实。为增加可看性，加强戏剧冲突，作者大胆运用虚构的手法，竭力歌颂了毛士龙夫妻在反阉斗争中的志节和勇气，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政治倾向。
根据正史记载，毛士龙在反阉斗争中并没有突出的事迹，对阉党的倒台也未起过关键的作用。但是，剧本却处处突出他的形象，甚至不惜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将别人的事迹嫁接过来。如第六出写崔呈秀闻知高攀龙欲劾己，急至毛宅求救，被毛士龙正言拒绝。而据《明史》记载，此事的主角应为李应升，“（应升）代高攀龙草疏劾崔呈秀。呈秀窘，昏夜款门，长跪乞哀，应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⑨此外，如史载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毛士龙本来没有参与，但剧本第九出却写杨涟与周宗建深夜造访毛宅，与毛士龙一同约定次日庭劾魏忠贤。其它如第二十出，监生陆万龄欲为魏忠贤建祠，林司业不肯同流合污，也是因为毛士龙与其同年，毛写信规劝的结果；第二十一出中毛士龙在戍所，束草为忠贤，每见邸报载有魏恶事，就鞭打吁骂，这实际是借用了沈炼骂严嵩的事迹。魏忠贤当政期间，毛士龙虽受迫害，但比起杨涟、沈炼等人要幸运得多，“士龙知忠贤必杀己，夜中逾墙遁，其妾不知也，谓有司杀之，被发泣于道，有司无如之何。士龙乃潜至家，载妻子浮太湖以免”。⑩史官因此评其“顾以谲免”。毛士龙凭其智识保全身家，本是值得赞扬的事，但《喜逢春》再三强调他并非有意避祸，虚构他不避险恶，慷慨赴阙，只因途中染病，耽搁了行程，故而幸免于难。这种曲意回护，也是为了要维护主人翁的完美形象。
为了获得大快人心的效果，剧本除了竭尽所能丑化阉党及其爪牙，结尾还大肆渲染因果报应。如第二十九出《显圣》写关帝显灵，警惩忠贤，第三十二出《梦勘》则写毛士龙应杨涟鬼魂的邀请，梦勘魏忠贤。对于这类描写，不能简单地视为宣传迷信，一概加以否定，它也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逆党残害忠良，鱼肉百姓，祸国殃民，确实是人神共愤，写他们在阳世奸谋虽逞，死后遭受天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民意的反映，既能够收到同仇敌忾的效果，又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喜逢春》在处理剧中人物和情节时，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倾向。对于正面人物一概美化，以致失真；而对反面人物则一味丑化，以致失实。这大大满足了市井小民渴望弘扬正义，鞭挞邪恶的心理需求。正因为此，虽然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结构等方面，《喜逢春》稍逊于同类题材的《清忠谱》，但它在表现冲突，尤其是对正邪力量斗争的描写上却极为出色，主题也极其鲜明，故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市民阶层的欢迎，虽经朝廷屡禁而犹存至今。
独特的城市生态环境为晚明南京戏曲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滋养了一批独立于传统意识之外的戏曲作家。他们的作品虽然存世不多，但能立足于现实，表现出大胆而尖锐的批判精神，受到观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欢迎，这在整个晚明戏曲创作史上也是别树一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