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满堂剧作中性别角色探析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高满堂剧作中性别角色探析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本文作者：李静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高满堂创作的“辽宁工业系列”电视剧，在工业题材创作日趋冷清的新世纪是很值得关注的。这些作品大都通过一些半意象化的人物分别折射了不同时代的工业精神：红色时代则有一身铁骨、刚正不阿、全心为公的肖长功、尚铁龙；改革时代则有机敏的杨宝亮、执拗的德虎、敢于创业的德豹；新时期则有有知识、有技术，心系工业并在创造中寻求生命价值的霍云华、沈晗、张雨彤。如果对这些作品中人物关系结构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工业文化价值和工业精神的变迁也是伴随着性别角色关系变迁的。红色时代的工业精神总是化身为强有力的男人，且多是成熟的、有权威的中年或父辈男人，而他们身边的妇女则或成为驯顺、牺牲的角色，或成为陪衬者；改革时代的工业精神具有一定的过渡性，活跃在前台的仍是男人，但已多是青年或子辈；市场经济时代的工业精神却经常在青春亮丽的女性身上展现，她们身边的男人———尤其丈夫则处境尴尬，如此而多致婚姻不幸。这种性别角色关系的变迁当然具有一定客观性，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机制和社会文化观念转变的现实结果。但进一步探寻，这些性别角色是否更具有隐喻意义，是否与工业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耦合？两性之间的主导与服从，压制与反抗，争执，默契，换位，认同……种种关系，是否也耦合着、折射着特定的工业文化发展阶段内不同话语力量之间的妥协与交锋，共在与辩难？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课题。

一、红色工业精神与父权制隐喻

这里提到的“红色工业精神”，指的是从建国到改革前的工业精神，它主导着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化，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强势的话语霸权性、激昂的外在形式和不可动摇的主流地位。它是一种现代“宏大叙事”，“总体性最终将导向了对差异、多元性和自由的暴力与压制”。[1]它也像所有的“解放型叙事”一样，“富于激进的政治性”，制造着“构成了国家神话的元素”。[2]但它的“现代性”又是特殊的，它消解了“解放”、“自由”、“民主”等关键词，而将东方专制主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家长制———父权制的表现形式之一———巧妙地改头换面，使之配合宏大叙事模式而强化了同一性，这种强化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高满堂的《大工匠》、《钢铁年代》，都涉及到了这个“红色时代”，并且对“红色工业精神”怀着较复杂的感情。他既怀念其中洋溢着的理想主义激情，又对其进行了去神话化，而性别角色的安置便是这个扬弃过程的一部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大工匠》中的肖长功,还是《钢铁年代》中的尚铁龙，都既是旧工业精神的承载者，又同时是父权制统治的隐喻，进一步说，父权制本身便可以作为统一性与霸权性的隐喻。弗洛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母系文化”与“父系文化”的差异，指出母系文化与血缘、生命存在、博爱以及父系文化与等级、权威、秩序、服从、优胜劣汰的角色联系：“母亲对所有孩子的爱都是同等的，而且是无条件的，因为她的爱是基于他们都是她的孩子这一事实的，而不是基于她的孩子们的成就与功劳的；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而且没有比人的存在和生命更重要或是更崇高的事情了。但是父系社会中，我们看不到平等原则的影子，相反我们所能找到的只是宠爱的概念和森严的等级制度。”[3]女性主义批评从话语的角度来批判“父权”天然的霸权指向：“父权这一比喻包含着‘主义’或拥护的意思，但这个复杂的比喻还会导致另外一种理解。因为如果作者/父亲是其文本及读者注意力的主人，他当然也是文本主题的主人/所有者，即人物、场景和事件———这些大脑的孩子———的主人，他用白纸黑字刻划它们，并用衣服或皮革把它们‘裹’起来。这样，因为他是一位作者，一名‘文人’，他像他神圣的相应物一样，同时也是父亲、主人、统治者或所有者：一个家长的精神偶像。”[4]在肖长功、尚铁龙这两位工业时代的“大家长”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霸权。

“大工匠”肖长功一身正气、全心为公，确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精神铸造出的典型的“螺丝钉”，但是，作品对这个人物是褒扬与反思并存的。肖长功的价值观，像所有现代性宏伟叙事那样具有独断性和排异性：他容不得另一位“大工匠”杨老三的自由个性，也看不惯妹妹肖玉芳与杨老三的浪漫爱情，宁可妹妹做单身母亲也不允许二人结婚；他坚持原则，执拗不通容，以至妻子冯心兰为儿子婚事而去偷窃、受批判，儿子德虎当兵不成、受挫发疯，妹妹肖玉芳家庭破裂，成了人情被异化的专制家长。尚铁龙没有肖长功那样独断专行，人性、人情更加丰富，但是也有简单粗暴的一面。这从他对分厂工人的训话中，从对杨寿山的执拗误解中，从那句颇带大男子主义色彩的“臭老娘们儿”的粗口中，都有所展现，仍不失为一个红色年代的“家长”形象。

那么，在这些钢铁般的男子形象背后，妇女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温顺的、服从的，她们认同、遵循着那个年代的价值规范和社会秩序，而又默默地以她们的博爱与同情来弥补“钢铁精神”的冷硬。《大工匠》中的冯心兰、《钢铁年代》中的麦草属于这一类。冯心兰作为肖长功的妻子，因肖长功的固执专断而受尽贫困、辛苦，而丈夫的不解风情更让她潜在的女性浪漫情结终生没得到满足，肖玉芳一句“你幸福吗，你和哥一起看过电影吗”竟让她流泪。但是，她一直没有怨言，只是尽她所能支撑着一贫如洗的家，最后为了儿子的婚事而失足，又为保住肖长功的名誉而主动离家。麦草误以为丈夫尚铁龙已死而改嫁杨寿山，之后就一直在“死而复生”的尚铁龙和失去性功能的杨寿山之间挣扎：她既不肯背叛杨寿山，又尽力照顾尚铁龙；既舍不得与尚铁龙的旧情，又最终觉醒而设计促成尚铁龙和加代结合。与旧工业精神的霸权性与理想性并存相适应，这样的女人既有伟大的一面，又有可悲的一面：她们无私的牺牲令人敬佩、动容，然而却引起人们对将她们推入绝境的价值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质疑和反思。

另一种是个性的、反抗的，她们不愿意屈从于当时霸权话语和普遍规范，而是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爱情和生命之美的满足。《大工匠》中的肖玉芳、《钢铁年代》中的铃木加代、沈云霞、小门儿是这类女性的典型。但是，她们的反抗和追求并不能突破时代的铁笼，她们或失败、或妥协、或仍要依赖“家长”的格外赦免。肖玉芳爱着自由不羁的杨老三，但是她拗不过专制的哥哥，仍不免被囚禁在家、未婚生子、委屈嫁人，她只能沉痛地指责杨老三“不是个男子汉”。铃木加代不顾国籍的障碍和民族意识的隔阂去爱尚铁龙，但并没有屈从依赖于他，而是优雅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并且也尊重着他人（尤其麦草）的感受。她最终为了尚铁龙的前程而与他分手、无奈归国。沈云霞是个高傲的知识女性，她身上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自由向往以及女性对浪漫爱情、优雅生活的追求，展现得最为充分。这种追求与那个时代是如此不相称，以至于她只能把它寄托在一个西方人———苏联专家谢寥沙身上。但是，时代终究容不下她浪漫的异域爱情，政局的紧张迫使苏联专家组撤回国，沈云霞最终还是与“过日子”的边立明结合，安心地做家务、怀孕、生子了。小门儿敢想敢做，与所爱的金虎远走他乡，受处分、被劳教，最终还是要靠父亲开恩做主，才得以与金虎过上正常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时代话语霸权的反叛者也并非都被设置为女性角色，也有很多处于“边缘”的男性，如《大工匠》中的杨老三，《钢铁年代》中的金虎等。因为如前所述，父权制本身便包含着等级化的要求，包含着统治与服从的对立，被压抑的自由意识、个体意识、生命意识以及人情、爱与美等所谓“女性化价值观”其实也是男人心理结构中不可磨灭的“阿尼玛”，它总要寻求突破口———杨老三、金虎等边缘男性在批判和反抗旧工业原则的斗争中，总是“反抗的女性”的盟友。

二、新工业精神与女性困境隐喻

高满堂的现有作品中改革家形象不是很丰富。改革时代的工业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宏伟叙事，只不过它把革命的神话、政治的神话变成了发展的神话、利润的神话，它是推倒旧权威而建立新权威，消解不合时宜的话语霸权而建立适应新时期的权力话语。它仍是“男性”的、菲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只不过它正经历着一个“文化弑父”的过程，因此，它的代言者多由子辈、年轻男性充当———如《大工匠》后半部的德虎、德豹。待女性们在《大海风》、《漂亮的事》中登场时，轰轰烈烈的改革激情已经沉静了下来。

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的历史时期，从前在价值领域被贬抑的许多观念受到了更多的尊重，这是一个要求消解父权制的霸权话语和普适价值，从而显得更为“女性化”的价值体系。工业也不再显得粗糙冷硬了：就物化层面讲，机器由“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发展，越来越精密细致，并且科学文化知识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超过了属于身体的技艺和力量。

就精神理念层面讲，工人也被鼓励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充分实现其个体价值，而不是如红色时代那样成为一颗泯灭了个体意识、绝对效忠国家的“螺丝钉”，不是如改革时代那样成为专注于外部事功的建立而忽略了内在心灵的体验的“工作狂”。工业劳动中的奉献精神，与其说来自规驯和强制，不如说来自生命本真的追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首先，当代工业是生存于市场机制之中的，它不可能摆脱扩大再生产模式和效率优先原则。其次，当代工业也无法改变被阿多诺等学者广泛诟病，认为其取消了个体责任的流水线作业模式和专业分工机制，个人仍然无法在工业生产的整体性中兑现自身的价值。在几位新时代女性家庭和情感的困境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这种隐喻：如果“女性”这个意象本身隐喻着爱、情感、存在的完满与丰富、生命的自由与快乐等女性化价值观，那么，她们被迫变得强硬粗造、变成“女强人”，以至最终失去了爱、失去了家庭，不但是女人的无奈，也是一种价值、一种文化精神的无奈。

两部以男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和两部以女人为主人公的作品的结尾场景的差异，是具有耐人寻味的隐喻意义的。前二者都收束在胜利的欢呼中，只不过《大工匠》是对往昔光辉岁月的回顾，《钢铁年代》是对突来巨大喜讯的兴奋。后二者都归根在亲情的私语中，只不过《大海风》是亲情无法实现的失落，《漂亮的事》是尚存之亲情的告慰。可见，这些女人最根本、最内在的需求仍是生命的传递与情感的寄托，变得“强悍”并不是她们的本心。

《大海风》中的霍云华本性上并不是个工作狂，她更愿意多给丈夫和孩子一些时间和精力，再苦、再累也愿意把女儿带在自己身边，但是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她身不由己，她只能选择尽一个技术人员的责任。对此她充满了内疚和自责，以至于丈夫提出离婚，她答应了，丈夫要将女儿带到国外去，她也只得答应了。《漂亮的事》中的沈晗是位个性鲜明、高傲的女知识分子，她与浪漫多情的张雨彤、优雅含蓄的王心洁、自在洒脱的陶然然构成了一道青春亮丽的风景线，然而企业面临的危机改变了她的处境。如果说，张雨彤与季汉广婚姻的破裂，是浪漫清纯、真性真情的张雨彤与不能战胜人性的功利、自私，虽良知不泯但仍无法克制一个商人的世俗欲望的季汉广之间本来就不协调。那么，沈晗与周子强的悲剧，就仿佛是一个命运悲剧了：周子强深爱着沈晗，尊重她、支持她，为她甘愿付出很多牺牲，却被癌症带走，而且正好走在沈晗赢得胜利的前夕———这看起来几乎像是强势女人“命硬克夫”这个古老而顽固的集体无意识的现代翻版。但是，这个“命运悲剧”背后却隐藏着现代的理性、情感与传统的深层心理定势之间的矛盾：周子强理性上认同女性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权利，感情上也因为深挚的爱而甘愿支持妻子。但是，他无法克服传统文化积淀的心理定势，也无法超越现行社会流俗的性别观念对他的审视，尤其在他的请辞报告一次次被驳回的时候，在他第一批下岗的时候，他更是满怀难言的抑郁———他的死与这种抑郁恐怕是不无关系的。身为女性的沈晗，竟然也因为坚持原则而牺牲了周子强，就像红色年代的肖长功因为坚持原则而牺牲了妻子冯心兰、妹妹肖玉芳和儿子德虎一样。

正如麦克艾文在《夏娃的种子》当中剖析的那样：现代社会机制仍是以男性化价值观和法则———诸如权威、竞争、优胜劣汰、效率、利润等———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当现代职场已经不能阻止女性进入，它仍然可以阻止“女性化价值观”，迫使进入职场的女人不得不遵循男性世界的法则，服从权威（或者成为权威）、投入竞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