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剧士妓商婚恋关系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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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谢祥娟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元杂剧题材丰富多样，其中一类就是关于士、妓之恋的,而在这类作品中，有一部分涉及到士、妓、商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关汉卿的《救风尘》、马致远的《青衫泪》、无名氏的《云窗梦》与《百花亭》、王实甫的《苏小卿月夜贩茶船》、贾仲明的《玉壶春》和《对玉梳》[1]等均属此类题材。其情节都是写士子与妓女先有真挚恋情，后商人凭借其钱势插足其间，横刀夺爱，进行破坏，而结果却是以士、妓之团圆告终。仔细品味这些作品，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窥探到元代的某些社会现实以及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

一、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下降，商人迅速崛起，士子在爱情争夺战中,屡屡败北

长期以来，关于各社会阶层的地位有“士农工商”之论，而到了元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元朝，皇帝崇信喇嘛教远超过儒学，朝廷征用儒士必须以保证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国策为前提，在崇儒的表现上远逊于南宋和金。元初废除科举，阻塞了士子的仕进之路。他们既不能从事生产，又很难得到功名富贵，于是士子流落都市，混迹于勾栏瓦舍之间，写词撰曲,一则谋生度日，二则抒泄胸臆。臧晋叔认为元代读书人处天地闭塞之秋，无法展布所怀，只有“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2]，士子地位一落千丈。郑思肖记载：“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3]同时的谢枋得也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在杂剧之士妓婚恋作品中，士子们多穷困潦倒，只因无钱无势，虽与妓女真心相恋，却被爱钱的虔婆赶出来，双渐（《苏小卿月夜贩茶船》）和张均卿（《云窗梦》）都是如此。在《云窗梦》中的郑月莲唱道：“俺娘有钱的和他佯亲乍亲，无钱的顶了前门后门，张郎也眼睁睁西出阳关无故人。”近人亦有人试图翻“九儒十丐”的历史沉案，认为其属亡宋遗民的愤慨之词。我却以为此种说法不可能完全是空穴来风，必有其现实基础。

与之相反，此时商人一跃而起，这与元代商业的发展不无关系。元代由于全国统一，形成了有规模的国内市场，农业与手工业分离，从政府到蒙古、色目贵族都积极参与经商逐利，造成元代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使商人发达，他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收买虔婆之心，在与士子争夺妓女的斗争中屡屡得胜。而金钱也开始影响到当时人们的观念，使得人们开始热衷于追逐金钱和物质享受。以婚姻为例，唐朝以前婚姻尚门阀，至元则论钱财。大德八年诏书中说：“近年聘财无法，奢靡日增，至有倾资破产，不能成礼，甚则争讼不已，以致嫁娶失时。”于是朝廷特颁圣旨：“其民间聘财，命中书省从宜定立等第，以男家为主，愿减者听。”[4]可见，财富对元代社会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入仕无门而又不能富贵的士子在与商人的争夺中失利就不足为怪了。

二、为何元杂剧中商人均以反面形象出现

元杂剧中，商人总是那么丑陋、粗俗、可憎可恨，他们阴险狡诈，凭借其钱势为所欲为，以达到其个人目的。如《对玉梳》中的柳茂英，企图用20辆车的棉花换取对顾玉香的初夜权，并威胁说：“既然见了你，好歹要成合，不肯便杀了你！”《青衫泪》中的茶商柳一郎让人写伪信说白居易已死，以骗取裴兴奴。特别是《救风尘》中的周舍，根本就是流氓无赖加恶棍。周舍一上场就自报家门：“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一生不识柴米价，只少花钱共酒钱。”他以花言巧语骗娶宋引章，娶到家就是四十杀威棒，朝打暮骂，根本不把她当人看。宋引章眼看没活路了，让人捎书与同为妓女的姐妹赵盼儿，求赵盼儿来救她出火坑。而对假意要嫁他的美丽的盼儿，周舍担心两面落空，百般试探，又要盼儿赌誓，才给宋引章写了休书。知道上当后，又用计撕毁休书，幸而盼儿对其丑恶本质认识得很清楚，给他撕毁的只是一张假休书。可以说，作品深入地刻画了周舍这一官商喜新厌旧、狡诈残忍的无耻形象。

现实生活中商人是否都是如此呢？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但反面形象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在元代，统治者虽然采取的是野蛮的政治制度，但在经济上却采取了不同于重农抑商传统的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因此，元代商业发展迅速，许多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当时的大都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居民多达四五十万。在杭州，店铺林立，城市繁华。马可•波罗记载说：“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它城市之冠。”[5]剧作家关汉卿在其散曲【南吕•一枝花】中也描写了当时杭州的繁盛景象：“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6]北方的真定、汴梁、平阳，南方的扬州、温州、广州等城市均颇具规模。随着城市的兴盛，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商人与市民阶层主要聚集在城市中，贸易往来频繁，经济实力强大，生活富裕奢华。商人地位亦随其经济实力高涨而明显提高。

另外，元代商业有其特点，即官商勾结，或者说官商一体。元朝很多官僚也兼营商业，丞相燕帖木儿经营邸舍商货，马扎儿台开设榻坊、酒馆、糟房，兼贩长芦、淮南食盐。色目商人活跃在国内外市场上，以贩运珠宝、香料著名。他们也直接与朝廷上的色目大官僚相勾结，倒卖宝物。这种官商的出现，必然使商人的地位非比一般，如《救风尘》中的周舍即是一官商，其飞扬跋扈可见一斑。

元代统治者重视商业，加之新理学家们在面对商人问题的困扰时又在伦理学上作出了相应调整，这就使得尊重商人的新观念开始出现。但普通老百姓的头脑中还普遍存在着“商为末业”的观念，商人重利轻义、“无商不奸”等还是社会的普遍看法。而且，元代的官商结合必然加重对广大人民的压迫与剥削，放高利贷就是地主与商人榨取民众血汗的重要手段。云南“哈剌章富强官豪势要人每根底放利钱呵，限满时将媳妇、孩儿、女孩儿拖将去，面皮上刺着印子做奴婢有”[7]，使人们妻离子散，为奴为婢，人们必然对之恨之入骨。

人们之所以对商人有此态度，还有其更深刻原因：首先，商人的本性中存在着唯利是图的因子。商人在商业经营中追逐利益，明争暗斗，一身铜臭，贪利忘义成了人们对商人的固有印象。因此，商人即使有了钱也被人瞧不起。其次，我国自古就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大国，把农业作为国之根本。历代统治阶级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因为商业的发展对农业构成潜在的威胁。从战国时期起，韩非就指斥商贾为“五蠹”之一，要予以清除；到汉代“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魏晋时期让商贾“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对商人公然进行人身侮辱；唐代则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旧唐书•食货志》），这种对商人的压制政策一直持续到清末。可见，在整个封建社会商人一直处于“贱末”的卑下地位。第三，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其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孔子的“罕言利”、孟子的“何必言利”都成了后代儒家及统治者贬抑商人的口实；荀子减少商人数量的主张成了抑商的依据；至董仲舒则进一步归纳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思想；宋学“存天理，灭人欲”把重义轻利思想推到了极端。于是，人们对商人的批判又有了一种道德批判色彩。

传统的价值观念使文人一直对商人持鄙夷的态度，而文人在元代的特殊遭际和心态又使其对商人有一种反感情绪，反映在此类戏剧中就出现了反面商人形象。如前所述，在元代，文人地位下降，不喜欢白衣秀才的不止鸨母，《元诗纪事》云“末俗由来不贵儒，小夫小妇恣揶揄。”[8]士子们失去了往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优越感，而商人却日益发达，甚至可以由商而官。在与商人争夺妓女的斗争中，面对有钱有势的商人，士子们无可奈何，因此就对商人充满了妒忌和怨恨。士子在进行剧本创作时，必然对之挟恨报复，刻意丑化，以泄心头之恨。所以，商人往往以浑身散发着铜臭、强横残暴的反面形象出现。如赵盼儿向官府控告周舍：“这厮心狠毒，这厮家豪富，只一味虚肚肠，不踏着实途路。宋引章有亲夫，他强占作家属。淫乱心情歹，凶顽胆气粗，无徒！到处里胡为做。”综上所述，在元代，由于政府的支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实际是逐渐提高的。但由于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普通民众对商人仍持贬抑态度。而元代文人由于其特殊的遭际及心态，在戏剧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主观烙印，刻意丑化商人，以抒其抑郁不平之气。

三、为何元杂剧中均以士妓团圆、商人失败告终

如宋引章与安秀实、裴兴奴与白居易、郑月莲与张均卿、苏小卿与双渐等等，可以说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方面，士子与妓女自唐以来就有着亲密关系。无论唐传奇还是宋词，它们都少不了青楼女子的身影。妓女们倚门卖笑，生活不自由，而元代妓女生活处境尤为艰难。元代的娼妓业较前代更为发达，《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大都有二万五千名娼妓娼妓数目这样庞大，还不够满足这样大量商人和其他旅客的需要。”[9]而元代妓女地位更低，元法律规定，打死妓女可以像打死奴隶一样免于死罪。而落魄的文人能够理解和尊重妓女，妓女们的多才多艺和温柔多情对广大士子也是一种心灵安慰。他们在被社会抛弃后，却在此处找到了心灵的寄托，于是，彼此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他们相怜相惜，从而产生真挚感情。而且，青楼女子自幼学习吹拉弹唱，就是为了迎合文人墨客的风雅之需。相反，商人只知道金钱、占有肉体，丝毫不懂得怜香惜玉、尊重妓女的感情。如《对玉梳》中的商人柳茂英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我则是二十载绵花都与大姐”。因此，从情感角度说，妓女们必然会倾心于儒雅风流的士子文人而非粗鄙的商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妓女更可能迫于无奈而委身于商人，落泊的文人也往往难与势力雄厚的商人相抗衡。然而，强烈的自我安慰和自我保护心态却促使文人在其作品中将自己描绘成最终的胜利者，以士子妓女的团圆作结。而商人不是人财两空被遣还乡（如《玉壶春》中的甚舍），就是被治罪（如《对玉梳》中的柳茂英），成了最终的惨败者。而在社会现实中，这样的事是不容易出现的，这正是士子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之处。在与商人争夺妓女时屡屡失败而无可奈何，士子们也只能借助于手中的笔在杂剧作品中编织它们的白日梦。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德、才、美等传统价值观的呼唤，是对当时金钱统治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否定。在元代，由于蒙古贵族亡金灭宋，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战乱。蒙古族以一个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实行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分人为四等，且取消科举，在宗教上实行儒释道三教归一。商业繁荣，商人迅速崛起，金钱至上的观念是对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的颠覆。这一切变化都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冲击，人们一时无法接受与适应，几千年的文化与传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因此，杂剧作品以士妓团圆为结局，能够适应封建社会中以维护封建宗法关系为美德的价值观念，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和赞许。

这种三角恋的杂剧在元代已定型化，而此类杂剧在明以后不复出现，小说中也未见类似模式的作品，凌蒙初将多本杂剧改编为小说，但对这类题材未曾涉及。这与元代以后剧作家缺乏元杂剧作家特殊的人生遭际有关。因此，这类作品中的结局虽然不是现实中的情形，却从另一方面更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