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情爱剧发展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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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朱亚飞作者单位：宝鸡市群众艺术馆

爱情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而艺术作品则是表现爱情的最佳形式，中国戏曲史源远流长，优秀的戏曲作品也是数不胜数，而爱情婚姻题材的戏剧作品在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元明的爱情婚姻剧，如《西厢记》和《牡丹亭》更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两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戏曲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形式，是经过长时间的沉淀而凝聚成的一种文化模式，戏曲纳古今上下种种生相世态于一台，已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社会历史的全景式缩影。而爱情婚姻剧则是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人情，风尚。

对古代爱情婚姻剧的研究也是对当时的风俗人情，社会状况的研究。当然也可以了解古代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北杂剧第一时期（元代前期）作家，大多以战斗的姿态，投身于当时的剧坛，反映了元代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生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深重黑暗，表达了被压迫人民的强烈愤怒和不甘屈辱的反抗精神。

在这一时期的北杂剧中的爱情婚姻剧里，作家往往通过婚姻家庭问题，表达了对封建重压下妇女命运的关注同情，反映了元代妇女遭受的苦难。

北杂剧作家在关于婚姻问题的作品中，打击的矛头总是首先指向封建礼教。如《留鞋记》中的王月英，更大胆宣称：“便犯出风流罪,暗约下雨期,常言道风月情事哪怕人知！”并举出卓文君，蔡琼琼等人物当做自己的榜样。这类作品，大多以青年男女主人公的斗争胜利告终，对维护礼教和门第制度的封建家长进行了讽刺，具有乐观主义精神和浓厚的喜剧色彩，形成了爱情戏的独特风格。

又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在当时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生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作者通过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婚姻爱情，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西厢记》中的正面人物体现着敢于冲破封建樊篱的叛逆力量，反面人物体现着封建统治阶级虚伪，腐朽的反动势力。这两种力量构成的戏剧冲突，体现了当时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社会矛盾。《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牡丹亭》、《红楼梦》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产生于同一时期白朴的《墙头马上》，也是一部优秀的婚爱剧。《墙头马上》对一见钟情，偷期私奔大胆的肯定，对传统婚姻进行了大胆的否定。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那个时代不知坑害了多少青年男女。作者让裴少俊与李千金结婚团圆，至少表现出作者的婚姻观与传统的格格不入。

这段爱情故事没有屈从传统礼教，也没有落入到“发乎情，止乎礼”的俗套中，在作者看来，一见钟情，偷期私奔是一种正大光明的事情，并不伤风败俗。

同时也是对传统礼教的叛逆和斗争。《墙头马上》不仅展示了新的爱情观，而且也展示了新旧观念的冲突，从而揭示了封建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艰苦性，使得这部作品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质。

从总的倾向上来看，这是一出团圆的喜剧，但这喜庆的结局并没有在掩盖住激烈的斗争和沉重的代价。作者以喜剧氛围让李千金以胜利者的姿态，尽情地嘲弄了封建婚姻观念，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仅是一出喜剧，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婚姻剧，更多的看到的是对传统的反抗和斗争，同时重情轻利的爱情观在当时也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李千金与裴少俊一见钟情，然后抛下父母与他义无反顾地私奔，并不图名也不图利，而且在裴少俊家的后花园中藏了7年，默默无闻的为他相夫教子。即使在现在这个开放的社会中，象李千金这样重情轻利的女子依然很少，更何况是在那个受封建礼教统治的时代。

北杂剧创作进入第二期（元代中后期）创作思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期创作中那种积极的战斗姿势消失了，时代最强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与元代统治者妥协的姿态和呼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王文举，张倩女是父母指腹为婚的，倩女的离魂，不过是在不违背封建礼教的前提下，才子佳人离愁别绪的抒发，在作者看来，他们的行为，于封建的“情”和“理”都是吻合的，又如乔吉的才子佳人戏，《扬州梦》《金钱记》《两世姻缘》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乔吉的一生以诗酒风月消磨岁月，他的杂剧同样反映了这种封建文人的趣味和情调。他以工丽华美的辞藻来描绘才子佳人的艳情，使作品的形式胜过内容，游离于时代的矛盾和斗争之外。他的作品不仅缺乏社会意义，而且起着粉饰太平的作用。

《牡丹亭》可以用简单一句话概括：“因情而梦，因梦而亡，死而复生”。剧中杜丽娘形象是继崔莺莺之后剧坛上又一位光彩动人的女性形象，她本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姑娘，她本喜爱美好的事物，也向往大自然。却被父母深关闺中，连去后花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后来无意中闯入后花园中，看到了姹紫嫣红的鲜花，看到了蓬勃生机的大自然，看到了婀娜多姿的春天。在这里她第一次受到了青春的召唤感到青春的可悲：“吾生于宦族，长于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呼？”美好的自然景色，逗引了她青春的觉醒。在这种觉醒中，她意识到了青春的悲剧：自己是被无形的枷锁困在深闺大院之中的。自己象随风飘逝的黄叶一样，无人知，无人识。杜丽娘的悲剧处境就是汤显祖所处时代千千万万青春女性的悲剧处境。汤显祖把握了罪恶社会对人性肆意践踏这一时代病症，向世人昭示了青春女性的生存悲剧，青春悲剧。尽管杜丽娘在春光明媚的后花园中觉醒了，但她不可能自由的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

她的合乎人性的追求和向往是不被封建礼教所允许的，这便是杜丽娘青春悲剧的根源所在。汤显祖体会到这种悲剧性冲突在现实世界得不到解决，只好求助于梦幻世界。

杜丽娘在梦中和柳梦梅相识，相恋，梦幻世界的构筑是剧作家深刻体察到了美好人性，婚恋理想在现实世界要被扼杀的可悲命运。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本质，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这种理学思想的虚伪于反动，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以及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因此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在封建婚姻价值体系内，要求女性泯灭个性，对现有婚姻持从一而终的态度，在不如意的婚姻面前，只能隐忍退让。明代后期婚爱剧中的女性形象则拒绝自我压抑，敢于冲破礼教的羁绊去追求的欢乐。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情理对抗、对传统礼教樊篱的冲击的特征，显示了对传统观念的背叛情势。同时，情感本位主题的确立，对“情”、“欲”的大胆肯定，意味着人的个体生命受到重视，透露出传统文学由重群体、重伦理向重个体、重情感演进的趋势。

综观元明的爱情婚姻剧的发展，虽然都在描写爱情，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表现的主题思想是有所区别的。元代由于是异族统治中国，为了便于他们的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力提倡封建礼教，推崇朱程理学。所以妇女地位低下，倍受压迫。所以北杂剧第一时期（元代前期）作家，往往通过爱情婚姻剧，直接将批判矛头对准了封建礼教中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表达了对封建礼教重压下妇女命运的关注同情。而明代后期的婚爱剧中所表达的是对人自身的关注，要求解放思想，实现人性的自由，，肯定人的欲望，猛烈地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思想。因为明代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品经济繁荣。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出现。人们的生活习惯开始发生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开始与传统思想相背离。在文学作品中，通过被封建礼教严重束缚下的妇女的呼声，如杜丽娘以死来反抗封建礼教，要求人的合理欲望，向往美好的爱情，追求个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