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家庭剧及其观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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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包小玲作者单位：广西工学院艺术与设计系

在元杂剧中家庭贤孝剧现存六种，分别是:《降桑椹》、《小张屠》、《赵礼让肥》、《陈母教子》、《剪发待宾》、《杀狗劝夫》。①

从剧中主要展现的伦常关系来看，六部剧主要围绕三种关系来展开:一是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和奉养，如《降桑椹》、《小张屠》;二是强调父母的贤达对于子女成才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陈母教子》、《剪发待宾》;三是强调兄弟之间的和睦团结，如《赵礼让肥》、《杀狗劝夫》。

在古代社会的传统中，重视伦理纲常、人伦关系是一项根本的内容，这对于处在家庭中各个成员来说，历来都有着严格而鲜明的道德原则和行为指导，如《周易•家人》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了理想化的伦常关系: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妻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其中孝与悌是最根本的原则规范:“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

据元代郭居敬的《二十四孝》记载，我国最早的孝子故事是从虞舜时代开始的，帝舜本人即是大孝子。而从西汉的《孝经》开始，到东汉刘向的《孝子传》，再到三国魏晋隋唐宋等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孝悌”的倡导和重视，更是从未有过断绝。［1］(P52)

在各朝代的正史中，有专门为孝子孝妇列表作传，如《元史•孝友传》就专记孝顺故事，其中详细记传的有113人，另有162位只记其名而行为事迹无传者，这其中以事亲行孝著名的有21人，以为父母守孝而得名的有108人。［2］

而《元史•列女传》中有名姓记录的女子166人，她们多为孝顺姑舅、为父母守丧、刮股为长辈疗伤、舍命救父母之人。［2］大量的历史记载和褒扬，使得孝悌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在无意识中将其视为行为的依据和准则。顺承这样的传统和观念，元剧作家自然不会放弃其在杂剧创作中易于观众接受的特点而继承并继续对这一传统观念的标榜与宣扬。

一

刘唐卿的《降桑椹》写:书生蔡顺，自幼习读诗书，学成满腹文章，为因父母在堂不曾进取功名，一日其母患病想吃桑椹，然隆冬时节无处觅得，蔡顺感念母恩，虔诚祈神以至磕头出血、滴泪成冰，“则愿母病安妥，父命延长，子寿愿夭”，天地为之感动而成其所愿，母病体得愈。

无名氏的《小张屠》讲:张屠母患病，无钱医治，张屠感念母恩，许愿东岳神庙，愿将亲生孩儿送入焦盆中做一柱香烧了，以求得母病痊愈，孝子一片诚心终于感动天地，显灵救愈张母，张之三岁孩儿亦被送回以彰孝子之德。

从这两个剧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传统孝亲观念所包含的内容:一是“昏定晨省，问安视寝”;二是“父母在，不远游”，故蔡顺为父母年高连功名都放弃;三是父母有所求，子女必须给予满足不能违拗，所以即使蔡顺之母大雪天里要吃桑椹，做儿子的蔡顺也必须想方设法去求取;四是父母患病，子女要不惜以身相代，蔡顺愿减其寿而使母愈、张屠忍痛焚儿无不为此。

总之，“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才是“人子之大孝”，“这孝乃万善之本，百行之源”，“孝者，始于事亲，终于事君”。孝的力量有多大呢?孝，一能感化他人，如蔡顺的孝行感化了落草为寇的强盗，从而“将手下半垓喽啰都散”了;二是能上达圣听，使得家族沾光，自己得以封官，父母也会因教子有方而得到褒奖;三是可以感动天地，使天从人愿解除人间苦难。

《降桑椹》、《小张屠》都强调了儿子感动天地的行为是对于母亲而发的，可见，母亲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伦理道德的施行者、维护者、说教者、代言者，在她们身上，这种伦理道德的力量和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这也折射出作者在伦常关系上的某种倾向。在《元史》有关孝子的记载中，奉养母亲的例子非常多，即使是后母，子女对待她们的态度也是温恭有礼的。［2］

元杂剧作家是否因此而对于母亲这一形象给予了特别的注意，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家庭贤孝剧中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家庭地位越高、越重要的女性，对于家庭所起的作用也越重要，甚至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如《陈母教子》中的陈母，在其悉心的教诲下，一门三子都考上了状元。陈母是一位非常严厉、对子女要求非常高的母亲，她为训子攻书，特意盖了一座“状元堂”以供儿子苦读，含有对儿子考取状元的期待。其三子陈佐良赴考前，自命不凡，不将他人放在眼里，对于两个哥哥的考中也表现得极为不屑，结果第一次赴考只考中探花，陈母为此用大棒子教训了这个“说了大口”、“嘴碌都的恰便似跌了弹的斑鸠”的儿子，陈佐良受激重新发愤考中了状元。但又因其收受他人礼物而受罚，陈母为“辱子未曾为官，可早先受民财”的行为而痛心，斥责儿子贪图财利辱没了先祖，合该受罚。这位母亲可谓是“训子有纲纪之威权，居家有冰霜之直政”，这种从严教子的态度终于为家庭换了莫大的荣耀，一门三状元，事业仕途有所成，家庭蒙受皇恩加封，显耀一时。

《剪发待宾》中的陶母一贫如洗，为抚养儿子陶侃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她省吃俭用、辛苦劳作，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儿子的身上，为了让儿子能够结交上贤人范学士，陶母甚至剪了头发去卖以作陶侃款客之资。除了对儿子学业的关注，陶母还特别注重儿子的思想品德教育，得知儿子因无钱宴友而以“钱”、“信”二字到当铺典押，陶母立即痛责陶侃，勒令他立即赎回二字，并教育儿子“信”的重要性，陶侃受教终成大器，全家得到皇帝封赏，自己也娶得韩夫人之女为妻，功成名就。

以上两剧中的陈母陶母是以家庭中地位最高的长辈身份出现的，由于家庭的中心———丈夫(父亲)的离世，而使陈陶二家沦为寡妇之家。在这样的状况下，独力支撑起一个家庭的两位母亲毫不退缩地担负起了养子教子的重任。她们身上秉承了历代女性和母亲们的优秀品质，同时更是具备了深思熟虑、睿智、识大体、明事理等素质。从人的社会性角色来看，作为家长，她们对儿子高中状元、改换门庭寄予深切的厚望，这是出于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实用性考虑，也是从家庭主管人这一身份出发而必须自觉承担的督促子女走上成才之路的长辈义务的履行;而作为一位具有崇高品质的母亲，她们更清楚地知道德才兼备的重要性。

元杂剧作家在这里很显然把家庭的团结和睦，甚至发奋上进归功于女性角色身上。北宋司马光总结了母亲对于儿子的成长、乃至家庭和顺所产生的影响:“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教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3］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中，绝大部分家庭是以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建构起来的，相对于终日为家庭生计奔走忙碌的父亲，主内的母亲自然拥有更多与子女相处的机会，母亲的言传身教对于子女成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悌”，则是强调兄弟之间的友爱和睦，提倡兄弟之爱。由于古代宗法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缔结家庭从而扩展到社会的构建，人们在心理上也自然习惯了血缘之亲亲于其他一切关系的思维定势。《礼记•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孔颖达解释为:“仁谓仁爱，相亲偶也。言行仁之德在于亲偶，欲亲偶疏人，先亲己亲，然后比亲及疏，故云亲亲为大。”家族和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特别是亲情的厚薄，血缘的远近极受重视，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亲情都不顾，又怎么能指望他热爱家庭、亲近其他人群，从而将这种感情扩展到国家社稷和社会呢?所以，对于生活在由这样的基础扩展而来的社会中的人们来说，家庭绝对是一扇能够清楚了解一个人品性的窗口。而对于血缘亲情的重视，也使得人们将它的重要性放大到了关系到社会、国家稳定团结的高度上。

由于男子在社会生活中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所以整个社会就集中体现出一种以男子血亲关系为轴心和判断标准的男权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反映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亲疏关系上，便是对所有男性主人的直系血亲重要性的强调。

所以在家庭内部成员中，除了具有生命赋予和接承关系的父子关系之外，共同继承了同一父亲血脉的同胞兄弟，就是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妻子便如衣服一般丢了还可换新的，一母同胞的兄弟却如手足一般，断了不可再续，兄弟出了什么意外，“哪里再去寻个同胞兄弟?”(《疏者下船》)故此强调兄弟关系的“悌”也被上升到与孝顺父母的“孝”同等重要的地位:“孝悌乃为人之本”，其基本要求即是:兄友弟恭，兄爱弟敬，突出兄对弟的慈爱和弟对兄的敬重和恭顺。

《杀狗劝夫》告诫劝化世人兄弟之间要相亲相爱，不可为财所迷、为小人所蒙蔽而撇亲兄弟于不顾。剧中兄长孙荣受无赖汉的挑拨，将亲弟弟孙二赶出家门到城南破窑中居住，并且见到弟弟就气不打一处来，不是打就是骂，幸好他的妻子杨氏贤惠，设计使孙荣夜归时将着了人衣的狗尸误为人尸，惊惧之下求助于平素极亲近的义兄弟遭拒，而让他看不顺眼的亲兄弟却闻讯赶来二话不说就甘为哥哥冒天大危险，使得孙荣终于认清义兄弟不如亲兄弟的事实，于是兄弟二人重归于好。

亲兄弟舍命换回兄长性命，与义兄弟落井下石相比较，充分显示了“同胞共乳”血缘至亲的难能可贵，这种天生的血缘关系是其他任何朋友亲属都不能比拟的，在关键时刻，这种亲情能够给予自己莫大的安慰和无私的帮助。

在这部剧中，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无非就是强调人们应该学会辨别亲属朋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以巩固家庭的和睦融洽，“人情为重，斯物为轻”，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错念而毁掉最珍贵的亲情。另外，作者特别突出了兄弟对于兄长的恭敬恭顺，即使是在上对下不友不爱、极尽欺凌的情况下，作为下辈的兄弟也绝对不会有违礼教，这与子女孝顺父母之“顺”其实是一个道理，孝顺的关键在于顺，顺从、听话、不反抗、不违背家长的意志，孙二对于兄长的这种恭顺顺延了子女对于父母的一贯态度，哥哥虽然打骂他，但他做兄弟的却不能少了礼数:“俺哥哥见俺不是打便是骂，今日是俺哥哥生日，俺虫儿无什么物件将去与哥哥祝寿，只去拜哥哥嫂嫂两拜，也不失人间的道理。”孙二在雪夜里将醉酒被损友丢弃在雪地里的哥哥背回家去，不想反被哥哥责骂罚跪，他虽然心里有怨却不敢违背地直跪得两腿僵硬。

孙大夜访孙二求助，先遣妻子叫门，孙二为避男女之嫌不肯开门相见，杨氏便道:“不则我来，和你哥哥在此”，孙二一听到哥哥到了，立即“做开门跪科”。

可见，作为后辈的弟弟孙二对于不义大哥的顺从恭敬已经是一种将伦理规则规范到生活中的自觉自愿行为，兄不仁弟却不能不义，这种苦己感人的行为终于感化了铁石心肠的大哥。

在这里，作者对于兄弟关系的“悌”做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从正面入手，设置了典型的人物故事来形成一个鲜明对比，以达到前后对照的目的;二是从隐藏的暗线出发，通过人物严格合乎规范的行为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巨大感染力量来宣扬遵守这样的伦理规则所能带来的巨大效应。也就是说，前者是通过两个无赖汉子的结义兄弟与亲兄弟在面对困难时截然不同的态度来让孙大认清孰亲孰疏，再通过孙二的无私和恭敬仁爱来感染孙大，使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同胞亲人的珍贵难得。

而另一幕剧《赵礼让肥》则是完全从正面为人们解读了“悌”这一教条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

在剧中，赵礼、赵孝两兄弟，一个把一把米熬成了粥汤分让与母亲和哥哥充饥，自己饿着肚子兀自“陪着个笑脸儿百般的喜恰”，一个听到兄弟要去赴死时急道:“他是我一父母的亲兄弟，兄弟有难，要我做甚么?可不道兄弟如手足!”于是也赶着去替兄弟赴死，兄弟俩争着保存对方而牺牲自己，真正是“兄爱弟敬”的模范人物。该剧作取材于《后汉书•赵孝传》，背景设定为西汉末年兵戈四起、民不聊生的战乱年代，赵礼两兄弟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相亲相爱、舍己保兄(弟)的行为更加突出了“同胞共乳”手足之情的无上珍贵。倘若兄弟二人都只为自己一人而存有私心，只怕赵家一家三口早已为争夺一口饭一口粥而反目成仇了，哪里还会顾及到对方?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的艰难时世，亲人手足间的相互扶持相互爱护，是苦难中挣扎着的人们最能坚持下去的精神力量和强心药剂。而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形态之下，家庭主要男性成员之间的友爱团结，更是为一个家庭的良性发展和正常运转和家庭伦理秩序的维护，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三

综上所述，在元杂剧家庭孝贤剧中，剧作家们对“孝”、“悌”这一传统的伦理美德和伦理规范作了新的阐述，指出在这一传统伦理信条中，强调的不仅是下辈对上辈的恭敬和义务，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下对上的恭敬与否以及义务的履行与否，与上对下的态度、上辈的行为品德对于下辈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并强调了“孝”、“悌”的伦理美德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对于家庭的稳定乃至一国稳定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正如郑传寅先生所说的，“在我国古代戏曲艺术家和批评家看来，戏曲的主要功能是进行道德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