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学范文精选

本文作者：初清华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通俗文学兴起的主要原因

首先，“”后因为伤痕文学创作所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获得极大自信的文学界，于1980年6月25日、7月14日，《文艺报》分别在北京、石家庄召开座谈会，着重漫谈文学表现手法探索问题，并以笔谈和会议纪要的形式发表，希望引起讨论。王蒙针对“不懂”得批评而提出“也要照顾少数人的喜闻乐见”，以及“每一篇作品的读者，都不会是全民，而只能是人民的一部分”，李陀认为文艺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艺术形式”上，张洁、宗璞等人也作了有关的发言，当时创作中也吸收了“现代派”表现手法。这都表明此时的创作者“专业知识分子”的觉醒，开始注意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

本来，文学家的精英意识，使得他们的创作放弃社会中绝大部分的读者对象，即使是在天津文联召开“通俗文学研讨会”以后，尽管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也邀请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参加，但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仍是本着治理整顿的态度。中国文联委托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文艺情况》，于1985年前后刊登的文章中总是把“通俗文学”等同于地摊小报，进行批评，提请有关领导部门注意。如《文艺情况》1985年第1期刊载了三篇:筱凯《读部分小报札记》，若华、晓言《个体书摊见闻》，小微《关于“通俗文学热”———记天津一次研讨会》。而《文艺报》1985年第1期“怎样看待文艺、出版界的一个新现象”栏目中，刊发三篇文章，鲍昌《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文学现象》提出要求“作家、评论家、文艺界领导干部，应当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对通俗文学做做调查研究”，夏康达《一个需要引导的文学潮流》，提出“指导当前的通俗文学创作”，“帮助读者提高审美水平”。黄洪秀《我们的文艺要开倒车吗?》则态度激愤地指责通俗文学。

试以《广西“通俗文学热”调查记》为例作一说明。1984年底，《文艺报》记者王屏、绿雪到南宁、河池、柳州和桂林等地作了采访和调查。首先，作者把通俗文学定位于一种文化现象，认为“为数不少的篇章并不具有文学的特征”。认为出版物编辑“追寻最大量的读者群，顺应他们的欣赏要求，是这类报刊的共同特点。一些编辑的审稿标准，以‘不出问题’(主要指政治问题)为界，重视娱乐、消遣功能”，导致“很难看出这些作品在思想艺术质量上有较明显的提高和发展，而只是明显地表现出:以‘拾遗补缺’取胜，占有广大的读者群;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带有突发而又缺乏种种思想艺术准备和有意识地引导扶植的特点”。由此可见调查者的矛盾心理，既不愿意承认这是一种“文学”热，但又不得不承认读者确实将其视为文学作品，不愿意从文学界创作和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找原因，而是把“通俗文学”对所谓“纯文学”、“正统文学”、“官办文学”、“雅文学”造成的冲击，归咎为出版界的问题。这就决定了该文把“通俗文学热”兴起的主要原因简单归为“无非是文艺界和其他部门(基本是事业单位)所走的生财的捷径。大家心照不宣:小报就是赚钱的。至于文学价值等等已不为这些刊物优先考虑”，“主办者经过了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这样一个过程”，认为综合治理“通俗文学热”中出现的问题，“涉及报刊管理和体制、办报办刊的指导思想等有待改进的环节”，最后也顺带提出提高读者审美趣味的问题［4］。不管如何，通俗文学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

而新时期之初中央对群众文化的重视，以及对民间文学、古籍整理的提倡，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本文作者：万桂红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

在现代社会，学校教育普及、娱乐方式多样、劳动分工复杂、鬼神观念淡漠。口头文学的存在空间已经大为减少，甚至萎缩为酒桌上的笑话。传统的娱乐活动，如听故事、看戏之类，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媒体娱乐方式。在发达的现代社会，民间文学生存的客观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都发生了改变，民间文学的生存与传播都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第一，缺乏社会需要民间文学的兴盛与否，主要取决于社会对民间文学创作的需要。首先，在现代社会中民间文学的生存空间大大萎缩。民间文学的主要传承地在广大的农村与部分城市人中间，可现代社会广大农村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改变，大多数人外出务工。在乡村与城市，成人世界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沉重的生存压力也使得民间文学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儿童最想听故事，可是现在的农村，“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儿童想听故事的愿望多半会化为空想。在城市，民间文学资源本就稀少，儿童主要依靠玩具和电视、电脑来陪伴。儿童需要民间文学，但社会却没有把民间文学及时传给他们、哺育他们。其次，在物质发达、经济发展迅猛的现代社会，民间文学缺乏传承人，年轻人都想过上富裕的现代生活，不愿意或者没心思传承民间文艺了。再次，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而又直观动感的媒体时代，人们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被冲淡了。没有了社会需要，民间文学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就要面临着消亡。

第二，缺乏创作动机民间文学只有在生活中不断创作和传播，才能不断更新发展。社会需要能够刺激创作者的创作动机，并产生相应的创作活动。［2］民间文学主要生存于现场的表演和讲述活动中，所以，表演和讲述也是民间文学创作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社会的表演者、讲述者往往是一些社会地位较低、经济状况也较差的人。他们具备创造精神产品的一定的能力，但这种能力还不够强大，不足以使他们以此作为谋生手段。在广大的乡村，民间文学活动并没有发展到产生职业的民间文学创作者、表演者的程度。许多民间文学作品多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属于民间艺人自己的创作的不多。如民间故事家刘德培讲述的故事汇集为《新笑府》，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是原本就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真正由他独创的故事，所占比例应是不高的。许多民间故事家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以讲述而不是以创作闻名的故事家的形成，也需要特定的客观条件和持之以恒的主观努力，更何况以创作闻名的故事家的形成。在民间文学生存较好的社会条件里，都难以产生以创作闻名的民间艺术家，那么，在如今的商品经济社会，想产生以物质利益作为回报而创作的民间艺人，那就更难了。难以产生真正的以创作为主的民间艺人，民间故事创作和讲述活动就都会慢慢减少，真正流传的民间故事数量也就只会越来越少。

与一般的文学创作相似，社会的变化总是对人们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也直接会影响民间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在现代社会，时代变了，生活方式变了，生活节奏快了，人民的社会需要和审美、情感需要变了，可以替代民间学的新生事物多了。从功能上看，现代社会里，民间文学的实用价位日益削弱。因此，民间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自然地下降了。

从传播方式上看，山东教育家李树先生认为传统文化传播“目前的情况是，故事性不强，不能够从感情上打动小读者，很难，至少在基础教育中效果不是太好。”［3］传播理论认为，信息内容要让受众接受，除信息内容具有趣味性外，信息内容的表现形式亦不失为一种重要手段。因此，民间文学的传播和发展需要改变传播方式，改善民间文学文本符号的表现形式。

本文作者：吴新锋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过去，新疆民间文学在田野作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工作者和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学界应当对过去的田野作业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如忠实记录问题、文本与文化生态的综合记录问题、异文的取舍与比较问题等，开展客观的、有效的、深入的田野作业，等等。

本文作者：席·哈斯巴特尔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蒙古民间文学课教学中注重音乐知识的必要性

重视音乐知识是蒙古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要求。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教材，才能使学生开阔眼界、拓展思维、增加知识;重视蒙古民间文学教材音乐文化的挖掘，才能体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譬如，祝赞词艺人们运用的曲子多种，有的在民间广为流传，为了真实、准确反映祝赞词，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有必要适当吸收祝赞词曲，以充实教材内容。蒙古语言文学和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大多数来自民歌、说书、好来宝广为流传的内蒙古东部区。他们从小在左邻右舍的熏陶下，成为民间艺术的爱好者。因此，蒙古民间文学课教材建设有必要吸收、借鉴并增加音乐知识，这是推进教材改革的有效途径。重视音乐知识是“蒙古民间文学”教学内容的要求。教育创新涉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学思想等诸多方面。在课堂上，以蒙古民间文学知识为主，适当运用音乐知识，是充实教学内容的要求。教材是教学的依据，而教学内容是根据教材而讲授的内容，比教材内容更丰富、更灵活。民间文学作为文学专业教育的一个分支学科应有其自身的独立教学空间，如过分强调其文学知识，不仅不能充分体现民间文学应有的特点，而只能是整个文学教育的知识补充。蒙古民间文学艺术价值部分主要有语言和情感方面的内容，教师在讲授中主动挖掘其民间音乐知识，可使其内容更加具体化、系统化，有利于课堂教学的活跃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对蒙古民间文学任课教师来说，掌握音乐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譬如，说书艺人演唱一个英雄凯旋归来时，英雄史诗和说书中运用的曲子根本不同，对于同一个故事情节的演唱，不同说书艺人所用曲子也不同。如果民间文学任课教师自己不懂音乐知识的话，就很难准确地解释民间艺人们所使用曲子的来龙去脉，更不能正确地讲述其深刻内涵。重视音乐知识是弘扬民族文化的要求。蒙古民间文学课具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从体裁结构来看，有其他民族中很少或几乎不存在的“世俗三律”、好来宝等体裁。这种体裁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蒙古民间文学形式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蒙古民间文学所蕴含的音乐知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教学中注重音乐知识，是保护、挖掘、利用传统文化的必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人们记忆中的民间音乐知识会越来越少，如果不能有效挖掘，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遗忘，甚至消失。譬如，民歌《喂猪歌》在东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该歌曲子节奏较欢快，旋律优美，遗憾的是在有关民歌书里没记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其歌词和曲子进行讲授，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重视音乐知识符合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实行素质教育是当前我国教育的一个主要教育方针，也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大方向。民族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实施素质教育为目标，以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目的。从蒙古民间文学课内容来看，它不只是对学生进行文学知识的教育，而且也涉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诸多领域。在教学中将其中丰富的音乐知识充分发掘，系统讲授，使学生掌握蒙古民间文学中音乐知识的奥妙，这样有利于人文素质的提高。譬如，书写文本中科尔沁民歌《正月玛》有好几种版本，有《正月玛》、《图什业图正月玛》、《阿古拉正月玛》、《芒罕正月玛》等，其曲调框架、人物角色、故事情节基本相同，不同版本之间有互文性关系，我们只要掌握其中一首的曲子，就很容易了解其他异文的演唱。如果学生对叙事民歌的学习只欣赏故事情节的话，就无法深入理解它的深刻含义，对所学课程片面、单纯的学习，只会导致知识结构失调。

“蒙古民间文学”教学中音乐知识的运用策略

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思路是运用音乐知识的前提。教学工作是一种探索性、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成功的教学改革关键在于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的改进。在蒙古民间文学课教学中音乐知识未能充分得到运用的情况下，教师只有以敏锐的知觉、清晰的思路，不断探索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蒙古民间文学课原有的教学模式，严重影响着音乐文化的深入挖掘。在教学过程中，民间文学教师需要更新教学观念和教学思路。譬如，讲授库伦民歌《都来乌图干》时最起码把握三个层面。首先，对题材、情节、人物、语言、表达方式等进行分析，弄清该叙事民歌的书写文本要素;其次，把握该歌曲子及其来源、演变等音乐要素;再次，对该歌信仰文化内涵进行探讨。在教学中，往往注重第一层面的内容，而忽略第二、第三层面的内容。这种讲授恰恰忽略了丰富的音乐文化和信仰文化。研究表明，该民歌曲子由博们(萨满)迎接保护神时使用的曲子中演变而来，著名歌手琶拉吉演唱的《这种人》也沿用该曲子［2］。说书艺人却吉嘎娃演说《木华黎》的故事时也运用了这个曲子。民间文学教师只有懂音乐知识，才能发现《都来乌图干》曲子的来龙去脉，才能讲清歌曲的深刻含义。很显然，同一首歌曲，使民歌《都来乌图干》、新歌《这种人》及说书《木华黎》成为互文性关系。为什么萨满舞、民歌《都来乌图干》、说书《木华黎》、新歌《这种人》中频繁出现类似的曲子呢?这与其文化传统有关。可以说，萨满舞中运用该曲子是在长期民间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影响了民歌《都来乌图干》、说书《木华黎》及新歌《这种人》等。总之，只要我们对其深入分析，探索产生、演变轨迹，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充分认识民间文学的属性是运用音乐知识的重要条件。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是民间文学的两种基本属性，其中音乐成分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课堂上，对民歌、好来宝、英雄史诗、说书等体裁的教学，我们只从民间文学的表达方式、内容、结构、语言等方面着手，就很容易丢失音乐知识，造成知识结构的失调。这些体裁与曲子是分不开的口头韵文系统，如果把它与曲子分开讲授，很难体现其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民间文学的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不仅体现在书写文本中，而更重要的是在田野文本和音像文本中。如内蒙古库伦、奈曼一带传播的《朱宝山》之歌曲子，就广泛运用于好来宝、说书之中。我们只要掌握此曲子，就能分析其他相关领域的运用。民间艺人的精湛表演和老百姓聆听的互动，也体现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内涵。一名优秀的民间艺人，必须不断探索民众生活和民间艺术，起码掌握几十种曲子，才能完整地演说故事。他们演说时根据故事内容、听众爱好、场面的更换等，灵活调整各种曲子，达到最好的效果。民间文学教师如果对其准确掌握，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音乐知识，否则很难有效地讲述其中的音乐文化内涵。另外，好来宝是一种具有表演性和动态性的艺术，而课本中的好来宝以静态的书写文本形式出现，未能充分体现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在教学过程中为达到动态化的教学效果，必须超出课本内容的约束，适当应用演奏、演唱技巧，也可采用多媒体设备演示说书艺人演唱的故事和英雄史诗录像，还可根据教学内容，邀请民间艺人演说。从而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挖掘完整田野文本是运用音乐知识的有效教学空间。众所周知，深入调查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学生应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譬如，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到民间搜集民歌，在调查中运用摄像或录音设备，将搜集的资料带到学校。指导教师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学生的作业认真批改，详细指导，这样有利于田野调查的顺利进行。调查时，一是注意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完整的文本。所谓民间文学完整的文本为语言表述及其有关信息所构成的文本。如对民歌、好来宝、说书、英雄史诗等体裁作品的搜集，既要语言文本，又要曲子在内的非语言要素。一些民间文学教师不太识谱，直接影响田野调查的有效指导，加之多数学生不识谱，就很难完成民间文学曲子的采录。二是注意对民间艺人艺术生涯资料的搜集。以往的蒙古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主要侧重于语言文本方面，忽略了民间艺人艺术生涯、演奏技巧、运用曲子方面的资料。过去虽然留下不少有名的民间艺人的资料，但对民间艺人的表演技巧、使用曲子、服装等非语言要素的记载过于简单，不符合采录工作要求，也不能满足学科建设需求。任课教师和学生应根据采录工作的准则和要求，深入挖掘第一手资料和完整的文本。可根据民间艺人生活环境、性格、艺术才华、运用曲子等诸多方面，灵活全面进行采录，这样才能为教学提供有利信息。不断学习音乐知识是准确运用音乐知识的关键。民间文学教师有必要主动接触音乐人，提高自己的音乐知识水平，有利于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民间文学教师在音乐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掌握歌谱知识，并能把民间文学有关的曲子准确地讲授给学生，使学生从中得到启发和获取文化信息。就蒙古民歌而言，很多民歌都有变异，而这种变异不仅表现在文学文本方面，更有意思的是在曲子方面。譬如，内蒙古东部区流传的民歌《白虎哥哥》与《香莲》的题材、情节、人物、表达方式、曲子等非常相似。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其中的一个，就很容易掌握另一个变异的演唱。另外，有些民歌题材、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相互有区别，但曲子基本相同。在内蒙古东部区流传的民歌《特木勒》、《阿希玛》、《念喜嘎》、《对姐昂嘎》等四首歌虽然题材、情节、人物等不同，但曲子基本相同，是一种曲子变异。民间文学教师将民歌与曲子联系起来讲授，使学生开阔眼界，扩展知识面和深刻领会传统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