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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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献类型分析统计表明，所有文献中期刊文章数量最多，达8111篇，占文献总数的98.39%；学位论文其次，有79篇，全部为硕士论文，占文献总数的0.96%；会议论文有43篇，占0.52%；报纸文章11篇，占0.13%。从文献总数看，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引起了大量的关注，但是由于会议论文、报纸文章稀少，可以看出研究交流程度不高，且没有形成社会关注，主要参与者是高校从事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教师。
1.2发文时间分析统计表明，对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随时间递增的趋势。从1984—1994年，每年文章数不超过10篇，这个阶段正是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萌芽阶段；从1995—2004年，文章数量逐年稳步上升，超过了100篇，这个阶段正是计算机基础教育在全国成长普及的阶段；从2005至今，文章数量飞速增长，在2011年突破1000篇，对教学研究的巨大关注，从侧面显示计算机教学开始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和压力，走进改革阶段。因统计时间未满一年，2014年文章数量较少。
1.3期刊分析统计表明，8111篇期刊文章发表在1426种期刊上，平均每刊发文5.69篇；但发文分布不均衡：有1299种期刊，每刊发文数为1~10篇；而发文量最集中的26种期刊，每刊发文51篇以上。所有期刊中，发文量最大的10种期刊分别是：计算机教育（452）、电脑知识与技术（319）、福建电脑（252）、科技信息（247）、中国科教创新导刊（179）、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146）、考试周刊（115）、黑龙江科技信息（100）、信息与电脑(理论版)（87）、中国科技信息（87）。在本领域发文排名前10核心期刊依次是教育与职业（57篇）、中国大学教学（44）、中国成人教育（42）、职业时空（20）、中国教育信息化（20）、实验室研究与探索（16）、黑龙江高教研究（13）、成人教育（11）、现代教育技术（11）、职教论坛（11）、职业技术论坛（11）。
1.4作者分析由于重名问题普遍存在，作者发文情况难以精确统计。笔者从发文量最高的作者姓名出发，以署名为同一单位视为单一作者来过滤重名情况，得出本领域发文量最高的10位作者分别是：赵洁（东北农业大学）发文16篇，冯博琴（西安交通大学）10篇，刘强（湖南工业大学）10篇，苏中滨（东北农业大学）10篇，叶惠文（华南师范大学）9篇，杜炫杰（华南师范大学）9篇，刘建平（辽宁中医学院）8篇，李华（佳木斯大学）8篇，廖瑞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8篇，朱勇（沈阳农业大学）7篇，周虹（佳木斯大学）7篇。可以看出，高产作者中存在3个研究团队（东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佳木斯大学），合作论文较多。从发文质量看，西安交通大学的冯博琴教授在核心期刊发文9篇，为本领域翘楚。
1.5关键词分析统计显示，所有文献共有6612个关键词，剔除计算机基础、计算机基础教学、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等词汇，排名前30的关键词显示了研究者主要关注的内容，分别是教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模式、非计算机专业、改革、高职院校、教学内容、任务驱动、高职、实验教学、课程体系、课程改革、分层教学、教学质量、高职教育、实践、实践教学、学生、信息素养、教学设计、案例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分级教学、创新能力、计算思维、网络教学、问题、教学效果、分层次教学等。1.6作者机构分析由于机构署名方式不规范，笔者从发文量最高的机构名称出发，统计发文量最高的10个机构分别是：佳木斯大学（20）、长江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16）、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14）、辽宁工业大学计算中心（13）、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12）、长春职业技术学院（12）、浙江树人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11）、石河子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11）、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中心（11）、东北农业大学（11）。上述机构包括了高产作者中的3个研究团队和冯博琴教授所在的西安交通大学。
2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内容评析
从研究内容看，文献涉及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方方面面。笔者从关键词统计结果出发，分别对教学改革、教学内容（实验教学、计算思维）、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案例教学）、教学模式（分层教学、自主学习、网络教学）、高职高专教学、教学管理（计算机等级考试、教师发展）6个研究热点进行述评。
2.1教学改革计算机基础教学需要改革，主要是来源于4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基础课课时缩减的趋势、学生信息化水平提高的现状、信息技术迅速更新的速度和社会对大学生计算机应用水平的更高要求。教学改革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改革内容看，任何改变现有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考核方式的措施都是改革；从主体看，可以是一所学校、一个地区、一类院校或整个高校系统。2003年，时任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会长的谭浩强教授，针对全国的计算机基础教育提出了改革要面对的7个问题，指出改革的方向，其中第7点明确提出：“全国范围如此之广，东西部地区差别又大，学校类型和层次各不相同专业类别林林总总，根本不可能全国所有学校、所有专业都用同一模式、同一内容、同一教材进行教学。应当提倡广大教师从实际出发，发挥创造精神，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参照全国和各地区的指导意见创造出符合本校本专业的方案”在这个背景下，大量以本校实践为基础的“改革方案”式研究成果涌现出来，如高美真（2007）强调了“摸底调查、分层次教学和开放性实验教学”等做法。就具体高校而言，一方面要参考指导性文件，更多地是借鉴本地区、本类型其他高校的教学实践，来推进本校的教学改革；但改革之路困难重重：教学管理部门会增加工作量，教师会面临新任务，学生还可能提出异议，因此“改革”需要由计算机基础教学部门和教学管理部门共同推进。
2.2教学内容（计算思维、实验教学）从2010年“九校联盟（C9）计算机基础教学发展战略联合声明”以来，计算思维成为近期最受关注的教学改革内容，来自重点大学的专家教授们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来阐释其内涵和实施方法。同济大学的龚沛曾教授等（2012）在分析了计算思维的定义及内容层次的基础上，指出了计算机基础教学中计算思维的无意识、潜移默化教学的现状，最后在调研基础上，区分理工类、综合类和人文艺术类，提出计算机基础教学课程体系中各门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程序设计课程+‘X’门应用课程）的联动改革方案。相对于引起广泛探讨的“计算思维”，“实验教学”在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已经长期存在，但业界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具体内容设置还存在差异。冯博琴教授（2006）指出：“实验教学是整个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纲’和‘灵魂’，只有它才能使整个计算机基础教学做到‘授人以鱼，更要教人以渔’。”具体体现在课程设置中理论课与实验课的比例上，“例如C语言课和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的理论授课时数与实验上机时数比例为1:3，讲课10学时，上机30学时”。综上可见，“思维”和“实验”对应着“动脑”和“动手”，看似处于教学中泾渭分明的两极，但对于计算机基础这样的应用型课程，“实验求证式”的思维训练比“理论讲解式”的思维训练更合适。特别是对于人文学科的学生而言，“计算思维”的训练难度非常大，而学会利用各种软件工具完成本领域的信息处理及相关业务的价值更为显著，因此实验教学更应受到关注。
2.3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任务驱动法”是计算机实验教学中的理想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研究很少讨论是否要采用“任务驱动”，而是集中于如何实施。武汉工业学院的刘光蓉等（2004）结合实例从任务设计、自主学习、展示交流、协作学习4个方面介绍了该方法的实施。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式的教学相长的教学过程，通过分析案例来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研讨和探究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和“任务驱动教学法”类似，也在教学中得到广泛实施，两者的区别在于“案例”比“任务”更强调示范性和现实性。山东工商学院的王丽娜（2007）认为“启发式/案例教学法不是特指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的教学指导思想，影响着教师的教学策略和启发式/案例的运用技巧，也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因此，“任务驱动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的原理简单，实施也没有阻力，但是“任务”和“案例”都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如何持续更新案例和任务才更具挑战，而教学方法的探究，永远没有完成时。
2.4教学模式（分层教学、自主学习、网络教学）教学模式是教学实施的方式，分层教学产生于对学生差异的重视，自主学习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颠覆，而网络教学逐渐从教学辅助手段向主流教学模式演变。本模块探讨的三种模式并不在一个分类层面上，因此存在各种组合的情况。“层次”在研究中通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的层次，如第1层次是公共必修课，第2层次是专业必修课，第3层次是公共（专业）选修课；另一种是指根据学生水平的差异分高低的层次；实际研究中后者居多。四川文理学院向伟（2009）的分层方案更为全面，分别按学历、专业、学生基础分层，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验环节和考核方式（笔试和上机比例）上体现出差异化教学。必须看到，分层教学是在学生水平差异情况下确保并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措施，“班间分层”比“班内分层”更彻底、效果更好；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前者通常需要通过考试来打破原有行政班重新组织教学、实施教学，会带来大工作量，阻力较大，而后者主要依靠任课教师的教学安排，更容易得到实施。自主学习的专门性研究始于2005年，两篇文章都是立足“广播电视大学”这类教育形式，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随后，中国计量学院的刘砚秋等（2012）全面介绍了该校的实施方案，将“自主学习”走入现实，“课内学时由原先的34学时缩减为22学时，全部安排在机房进行”，最终“该方法激发了不同计算机基础的学生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了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协作精神，取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网络教学主要有3种模式：一是完全的网络教学，其教学、答疑辅导和考试的大部分教学过程在网上进行，也是远程教育采取的模式；二是作为教学内容组成部分的网络辅助教学,一部分课时老师学生面对面讲授，可利用网络资源，另一部分课时学生通过网络教学平台自学；三是作为课外辅导的网络辅助教学。目前，研究较为集中在第二种具体模式上。综上，“自主学习+网络学习”是否会成为主流教学模式？笔者认为，这可以看作一个趋势，但实施起来需要诸多软硬件条件，更重要的是，要在明确计算机基础教学评价机制的前提下进行这样的变革。
2.5高职高专教学从事高职高专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教师们从本职工作出发，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探讨有针对性的特色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如冉崇善（2004）提出：高职计算机基础教学必须在以素质培养、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三结合”的课程结构模式下，走以“精理论、多实践、重能力、求创新”的高职计算机基础课程培养模式。其中“学历教育与资格证书教育并重”是一个鲜明的特色，即教学以“通过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和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获取相应的资格证书”为重要目标，这些做法在本科院校也同样适用。因此，高职高专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所采用的方法和措施都可以借鉴本科院校，同时需要在教学中强化“考证”，以提升学生应用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2.6教学管理（计算机等级考试、教师发展）计算机等级考试与计算机基础教学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早在1996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刚开始按每年两次的规律运行时，时任国家教委文科计算机指导小组成员、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的卢湘鸿教授就发文，认为“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与高校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大纲不存在互相取代或合轨问题。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应该与高校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教育在某些层面上互相接轨”但是，随着“考试指挥棒”作用的逐渐显现，计算机等级考试对教学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引发广泛思考。文献数量显示，对等级考试的关注度，各类高校呈现明显的差异：重点高校<普通本科<高职高专，因而计算机基础教学与等级考试的关联程度，也依次递增。各地区的情况也有差异，就上海而言，从2013年开始取消上海市高等院校计算机等级考试收费，有利于使计算机基础教学向“教考分离、课程考试”的方向转变。研究成果中，专注于“教师”的文章数量很少，但是大多数文章的内容都涉及教师在改进教学内容、应用教学模式、采用教学方法中的作用，也从管理角度分析了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发展问题。冯博琴教授（2006）介绍了西安交通大学的经验，即“采取自我孵化、引进、留住骨干三条措施壮大队伍”。诚然，从事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教师最适合参加“教学改革”类项目，但是这样的项目数量较少，所以教师往往会与计算机专业课教师一起竞争计算机专业类的课题，难度很大；而课题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着教师的晋升，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将等级考试和教师发展结合起来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省级和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通过率、优秀率这些量化数据可以成为高校间可比的课程教学水平评价指标，在校际竞争的压力和学生追求证书的动力作用下，计算机基础教学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教师生存环境较好；对于不重视等级考试的高校，如果开设计算机专业，则教师可以专业课为主，基础课为辅来规划发展路径；既无专业又忽视考级，处于这种状况下的基础教育和教师发展容易陷入停滞状态。据了解，上海交通大学从2007年开始，已经对计算机文化基础课实施以考代教的政策：“计算机文化基础是我校针对本科学生的过关课程（零学分，不单独开课），每个学生必须通过考试，考试成绩与毕业文凭挂钩。”而据笔者2013年7月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访学的实地调查，该校也没开设任何针对全校学生的计算机类公共必修课。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未来是什么？探索还要继续。
3结语
计算机硬件价格的下降和软件易用性的提升，使计算机从一种复杂的专业工具变成一种走入家庭的通用工具。虽然各行各业都越来越依赖计算机应用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计算机基础教学就得到更多的重视；反之，计算机基础课程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因此，课时压缩已经是大多学校的实践，“以考代教”的高校数量在增加，“课程取消”的提法也不绝于耳。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领域教学研究的重点和教学改革的方向，从早期的探讨教学方法，逐步转化为开拓新的教学内容、证明课程的价值等视角。综合各家之言和本人教学实践，认为现阶段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改革，其宗旨归根结底是基于具体高校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具体做法是通过提高计算机等级考试的通过率来实现社会认同，通过分层次教学来满足不同基础学生的求知需求，通过实践教学提高基础薄弱学生的动手能力，通过各类竞赛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追求卓越。
作者：龙怡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