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高考学生创造能力动机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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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了解当今大学生与研究生之于历史专业的背景理论与背景知识之情况的意愿，我有幸厕身于某地今年历史高考试卷的评阅队伍，参与第42题即第2问答题的评分，颇受教益。该题试图以考查考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为目标，先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论点，让考生自由选择并作答，可谓别开生面，具有相应的创新意义与示范性，值得提倡。不过，考生答题与评分的实际情况却同命题工作所设定的欲期目标不仅存在差异，而且相距颇远。个中现象，弥足珍视。倘若结合考生答题过程所反映的某些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历史科目命题改革与中学历史教学改革之成绩，并在此基础上商讨其进一步完善之余地，既是中学历史教研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亦属历史高考阅卷者的责任所在。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个人所评阅的3500份试卷为参照系数，就命题本身稍作评述，权充引玉之砖。

一、探索命题改革的可贵尝试

该题曰：

“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是：（一）主要是积极的，但也有消极作用；（二）主要是消极的，但也有积极作用。请按照自己的理解，说明你同意哪种看法并阐述理由。

（注意：本题旨在考查独立思考能力。不论哪一种看法，或别的看法，只要有理有据，均同等评分。）”

窃以为，该题的拟定，至少有以下3个引人注目的优点：

一、该题适当克服了死扣教材的命题倾向，让考生有一定的选择余地，调动考生的主观能动性，可望检验考生在史与论的初步结合上所体现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相关能力，至少在形式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觉，在某种程度上预示和引导了当今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方向，弥足珍视。

二、命题本身不对部分只知照本宣科的任课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知道，重新审视为期30余年的洋务运动，对洋务运动之于我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地位与相关作用作出新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为80年代我国近代史学术界最显热门的学术话题，亦属重新认识我国近代社会性质、历史主题、发展线索等重大学术问题的突破口，举世为之瞩目。命题组以此设题，应该说体现了命题人从大处着眼的识力与笔力，难能可贵。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中学生之于价值体系的架构与分析能力的提高，在较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教师的课堂讲授。欲期学生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学术论点中胸有成竹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并能相对完整地说明其理由，势必要求教师不仅适当关注和弄清史学界的某些重要学术动态，而且要求教师对某些颇有代表性的学术问题向学生提供自己的见解与相关论据，与学生一道，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驰骋于历史的时空。也就是说，任课教师如果满足于从中学教材与中学教学辅导资料所涵括的信息量，顶多加上自己在大学时代对有关历史问题的那一点点印象或了解，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再加一点从电视、报纸中“零售”得来而且真假相间的历史信息，必将难以率领学生在新世纪的历史高考中题名雁塔。中学历史教师应当主动地捕捉那些事关全局的史学研究动态，并适当参与史学研究，充当独立思考的表率，不做人云亦云的“和事佬”，以便轻车熟路地引导和启发学生。

三、该题可望鞭策和提醒考生，平时应注意切实提高自身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掌握有关论点，还要掌握相应的论据，进而从根本上克服如今多数中学生与大学生重论点却不重论据，空话、套话多而真凭实据少的倾向。高考命题本身的示范性功能，可望帮助考生端正学风，为提高新世纪现代化建设后备军的整体文化素质做一些基础性和规范性的铺垫工作。

基于以上优点，我认为，此类命题形式的尝试，符合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推动和引导当前的中学历史教学改革，值得坚持和适当推广。

二、试题内涵与评分标准之商榷

无庸讳言，高考命题既是一项事关万家与一国的工作，也是一项难度颇大的工作，尤其在探索高考命题工作本身的改革时是如此。指望命题改革一步到位的终南捷径和包你满意则无异于对命题者的苛求，而一味赞扬也无补于命题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完善。正是基于此类认识，笔者再就第42题存在的某些不足之处略陈管见。

窃以为，怎样切实体现“旨在考查独立思考能力”的命题意图，怎样实现命题者的主观动机与考生答题的客观效果的统一，防止二者之间的脱节，试题本身的内涵指向与评分标准的设定就显得至关重大。欲期达到“考查独立思考能力”之目的，试题本身应当具备让学生“独立思考”或有所创见的余地和可能性，评分标准本身也应当就考生的“独立思考”或创见提供相应的示范，二者缺一不可。坦率地说，第42题在这两个方面似乎显得论证不够，似有出题仓促之嫌。

首先，试题所蕴涵的“独立思考能力”或创见的可能性不大。

众所周知，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问题，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界的见解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已渐趋一致，越来越多的学者基本承认洋务官僚力排众议引进机器生产、培养新式人才、提高国防能力、缩短中外差距等方面的努力与相关历史作用，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赞同以现代化为主题来概述中国近代史，将以往论述和强调颇多的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放在现代化的主题中去考察。3年前，史学前辈胡绳在自己的代表作《从鸦片战争到》一书的“再版序言”中也提出：“考虑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对于史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自1995年以来所使用的新版中学历史教材即已有所体现。该教材在概述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时，就有一段总结：“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平心而论，史学界之于洋务运动的趋同性认识与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的有关概述，均不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并非无根之论，倒是以往那种胶执于曾、左、李辈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阶级罪恶而基本否定洋务运动之历史作用的观点才值得推敲或摈弃。“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正是借助于在当时即曾颇遭物议的洋务运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进程才开始鹅行鸭步地启动着。倘若没有这个艰难的进程，近代中外差距势必拉得更大，近代前人势必更易挨打受欺。

一般说来，考查独立思考能力的试题往往要求考生克服死背教材的现象，就教材中的某个合理的论点作出适当的发挥，适当补充教材之外的论据，即使不能对教材中某个不尽合理的论点提出不同见解，也应对教材的内容进行适当的归纳与综合。就第42题而论，试题所提供的第1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教材的观点，也是说服力相对较大的一种观点，对选择这种观点的同学来说，他们所能发挥或补充的余地似乎不大，只要死记教材即可获得高分甚至满分。第2种观点虽属教材之外的观点，但已属于大致为史学界所放弃的过时之论，考生所能发挥的余地更小。如果让考生选择第2种观点作答，很难独立思考出可以自圆其说的论据而获得理想的考分。结果，在这道占14分的试题里，选择第2种观点作答的考分明显偏低，最高分很难超出10分，选择第1种观点作答的考分则不难获得满分14分，后者比前者平均高5分左右，脱离教材“独立思考”的考生之得分反而比死扣教材的考生之得分平均低1/3左右，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让考生在两种论点中选其一种作题，这本身固然就包含着让考生独立判断与选择的成分，但第42题又仅此而已。此题如果拟定在5年以前，拟定在教材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说得模棱两可或者基本否定之时，无疑堪称不可多得的好题目，可望选择第1种观点的考生突破教材的框框，从近代历史潮流与现实生活的现代化建设之感召中重新评判洋务运动，从而写出新意。此题拟定在新教材已使用数年的今日，其创新意义与实际效果就难免稍打折扣。

其次，“评分说明”也不曾体现对考生“独立思考能力”或创见的示范与要求。

“评分说明”云：

“下面列出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理由各若干项，作为评分的参照。考生答卷中的主要方面（积极或消极）各项得分不得超过9分，次要方面（消极或积极）各项得分不得超过4分。如考生有别的看法，并有合理的发挥或创见，可以参见以下示例酌情评分，合计不得超过13分。

①积极方面：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3分）；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近代科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2分）；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2分）；诱导和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2分）；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2分）。

②消极方面：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3分）；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2分）；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2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2分）；经营管理腐败（2分）。

文字表述（1分）：文句基本通顺，思路清晰，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不混淆颠倒。”

上述11项计分要点显然还难以贯彻命题组“旨在考查独立思考能力”的意图。

先拿“积极方面”的计分要点来说，前4项均取自教材，无须独立思考。考生如果选定以“积极方面”为主，只要按教材答出这4项，即可得该类要点的全分（9分）。第5项虽在教材中尚无现成的概括，但许多考生也不难答出自己所熟悉的洋务官僚办新式学堂、派幼童留美等教育举措，从而向该要点靠拢，可望像绿荫场上的替补队员一样，弥补前4项所答之不足。况且，若从考生独立思考的角度着眼，其中有的计分要点虽与教材一致，却并不十分规范，需要斟酌。例如，以军事工业为先导的洋务运动之于近代国防建设（包括创建海军）的积极作用在“评分说明”中不曾有所体现，只在“消极作用”中作出规定，要求考生答出“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把洋务运动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抵制局限于“外国经济势力”的抵制，均有欠精确和全面，从而影响少数确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考生在此类要点上得分。有一部分考生十分熟悉曾国藩在强调购买与仿制西洋船炮之必要性时说过的一句话：“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进而答曰：洋务运动的兴起既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也有抵抗西方侵略的一面，而且后者并非可有可无。显然，这一部分考生已不满足于教材上的论点，其见解虽与评分标准相左，却显得言之有据，理当得分（甚至可列入创见之例给予高分）。这是因为，至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构成之一，本来就具备对内与对外两种职能，至于以何种为主，当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二者不可偏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所创导的洋务运动不是发生在“天京事变”发生前洪杨起义军高潮迭起和锐不可挡之时，却恰恰发生在太平天国已经江河日下而英法联军势不可挡乃至血洗京师之际，其对内职能与对外职能究竟谁主谁次，就值得我们推敲。应该说，曾国藩所称“勤远略”之“远”，并非“遥远”之意，而是“长远”之意与“根本”之意。再过十年，曾国藩目睹“海国环伺，隐患方长”，视“御备强寇”“为第一要义”，其心境更是一目了然。曾国藩是如此，左宗棠、李鸿章、奕•等人也大致如此。

至于“消极方面”所列的要点，教材的概述付之阙如尚在其次，这些要点能否相对准确地概括洋务运动的“消极方面”，考生通过切实的独立思考之后能否靠近这些要点，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这一点，似乎也存在推敲的余地。

第一、从考分的分布角度来看，“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与“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所概括的似乎是同一个层面（政治属性）的内容，将二者并列计分，似有重复之嫌。

第二、上文已经提到，说“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还有待充分的论证。至于民用工业，它的发生固然与李鸿章等人基于军工产品的原料、燃料、经费与交通运输的考虑有关，但这与“为社会求富”并不矛盾，并不等于说李鸿章等人所创办的航运、纺织、煤矿、冶炼、电报、铁路等民用工业与“为社会求富”毫不相干。

第三、回答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应当着重从洋务运动本身的负面效果中去寻找，看它究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哪些危害与不良后果。“评分说明”所列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目的等项，即使完全符合事实，也很难直接说明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因为目的与结果毕竟是两回事。基于同样的道理，将“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也定作“消极作用”，并且列为榜首，其考分还高于其他4项，也显得不大合适。把洋务运动“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视为“消极作用”，言下之意就是希望洋务运动不由清朝官办，希望曾、左、李辈不去维护清朝的统治，这显然类似于超时空的想象，或者说近乎对历史的苛求。在答题中，多数考生无疑都能揣摩出命题者和阅卷者的主观意图，都对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大加声讨，而且很容易得高分，却反映了一种貌似历史唯物主义实则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抵牾的思维定势，亟待适当纠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还强调：“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地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关于不要经济范畴人格化的个人之于自身的阶级关系与相关利益负责的见解和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创造历史的见解没有异议，那么，就不必将曾国藩辈旨在维护清朝统治算在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帐本上，除非我们认定曾国藩辈可以为别的统治服务而发起洋务运动。其实，曾国藩辈的反动，充其量体现在对农民起义的反动，却并不体现在对近代历史潮流的反动，“变成资产者”（《共产党宣言》）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落后国家的最大的政治。至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能否算作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一部分，能否以成败论英雄式地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去冲淡或贬低曾、左、李辈为国家的富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有待进一步考虑。

三、且看独立思考者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统治的问题，在我所评阅的3500分左右的考卷中，有3名考生对命题组和阅卷人都提出了挑战。考生之一答曰：“作为统治阶级开展的洋务运动，当然不可能要求他们脱离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考生之二说：“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提出超阶级的手段和方法，只能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进行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考生之三云：“甲午战争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习惯上常把洋务派的这一失败归咎于他们只倡导学习西方器物，而没有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我认为，从当时洋务派所处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言，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意识到）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是超越了其社会基础和阶级本性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洋务派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其只能意识到西方科技的进步性，他们能够以改革的眼光发展洋务企业，体现了其爱国思想和改革气魄，从大方面而言，是积极的……。”

尽管这3名考生所答并非字字句句都很准确和全面，但可以断言，只有此类考生才真正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既有针对性，又不乏说服力，理当予以关注和鼓励。遗憾的是，评分标准并不曾向这此类考生伸出拥抱之手，更不曾确保他们与为数甚多的死记硬背者和应试能手们拉开距离。即使那一分数量很少的机动分，也并非专为这些独立思考者而设，只要“文字基本通顺，思路清晰”即可，近乎大锅饭。欲期给他们加分，颇费周折。

在我所接触的考卷中，还有个别考生或从资本主义化的国际背景入手，或强调打破“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重要性，说明洋务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与相关历史作用。另外，有的对照日本政府下决心廉价拍卖国有企业，实现企业转轨，进而分析洋务运动期间多数企业机制的落后性，有的则从宏观视野设论，指出洋务运动与稍后地方割据势力抬头之历史关联。尽管他们在广大考生中较之百里挑一还要难得多，但未来的评分标准亟待通过相应的示范性与灵活性，确保此类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考生脱颖而出和遥遥领先。否则，考生完全有理由以叶公好龙相讥。

灵活机动的考题原本最容易在考生中拉开距离，而评阅者普遍感到，第42题的考分距离不仅没有拉开，反而比另外两个问答题第41、43题各自的考分距离更小，该题的得分率还分别高出第41、43题的35%左右，尤其是满分明显偏多。

我曾随手记录在其他问答题中得分较低的20名考生所答第41、42、43题的得分：⑴0、7、2；⑵2、10、0；（3）0、12、0；（4）1、7、0；（5）3、8、0；（6）0、8、0（7）4、10、0；（8）3、12、0；（9）2、13、1；（10）0、14、5；（11）0、13、5；（12）0、10、5；（13）0、12、5；（14）4、11、0；（15）0、7、0；（16）1、11、4；（17）7、14、5；（18）3、7、0；（19）11、14、2；（20）3、10、4。从这20组随手取样的分数可知，有的考生在其他问答题中得分很少，甚至得零分，个别的还不敢动笔，但在第42题中，至少可得7分左右，个别的还能得满分。

造成第42题考分明显偏高的主要原因，除了教材所述对选择第1种观点者极为有利，答题难度并不大（教材还拟出了思考题：“谈谈你怎样评价洋务运动？”，考生完全可以有备而来）之外，与“评分说明”中的计分要点与分数开列过多也不无关系。尽管“评分说明”对“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两大项的累计加分有所限定，只因“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的计分要点各有11分之多，再加“文字表述”一分，共有23分，部分之和（23分）明显大于总体（14分）。在此情况下，许多在应试教育中训练有素的考生朝着14分的全分目标前进，便如黄金遍地，俯拾即是。此题以考查能力始，却仍以考查死背教材之功夫终，成为许多死背者的“免费午餐”，似非命题组之始料所及。

参照可塑性较大的青少年心理特征可知，在选择观点作答时，极少数确有独立思考习惯的考生也许偏偏不选教材已经说清楚的第1种论点作题，而选第2种，这就如同误入迷魂阵。倘若按照命题组的思路把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说清楚，向9分努力，其可能性并不大。即使真有一点个人见解，在上述评分标准面前也将无济于事。当他们回头说说“积极作用”时，即使说得再清楚，也只能得4分。还有为数稍多一点的考生在选取第2种观点作答时，有关论据其实与选取第1种观点作答而可得全分者基本相同，只因看重洋务派维护清朝统治的阶级本性与洋务运动不曾达到富强目的之总体结局（这其实也完全符合评分标准上的观点），才选取第2种观点。然因计分的限制，他们顶多只能得10分。个中差别可望提醒我们：要求考生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论点中择一作答时，需要分设相应的论据即评分标准，单凭在同一套评分标准中作些计分方法上的限制也许还不够。况且，从逻辑上讲，也难以讲通。如果不同的论点可以在一套“配方”相同的论据中产生，那么，历史就无异于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应当指出，以考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为目标，启动高考命题形式的变革，这既是一项立意高远和迫在眉睫的工作，也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首创时期存在一点瑕疵是在所难免的，少数与命题有关的问题往往只有通过相关论证与高考实践才能看得清楚。它既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也需要广大阅卷工作者和中学教研工作者以认真的态度协同总结有关命题的经验，找出有待适当改进之处，以臻完善。我对高考命题组高强度与高难度的辛勤劳动深怀敬意，其中还不乏我十分敬重和十分熟悉的学术前辈。正是基于这份情感，同时基于我对国家人才选拔工作的关切，才敢献以刍，和盘就正于前辈学长和广大读者。

顺便指出，旨在考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试题不仅对确立评分标准的命题组本身是一个考验，而且对阅卷队伍提出了相关要求。翱翔于相对宽阔的思维空间，不是死扣评分标准便可得心应手。阅卷期间，有一份试卷的判分使我感慨良多。某生在选择第一种观点作答时，未写“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一类话，却写有“把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付诸行动”，我只好给分。稍后，复查人找出此卷，认为我判分太松，要求减分。我解释说：“考生的这句话与评分标准上的话意思相近，甚至更为深刻，应当给分”，复查人却坚持说：“中学教材上没有那句话，不能给分。”经两轮争辩而未果，我只能服从领导，被迫让步，但心里难免为那位考生鸣不平，因为那位考生能把颇遭物议的曾、左、李与好评如潮的林、魏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简明扼要地抖出来，进而说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这与评分标准上的那句话并不矛盾，而且表明该生不乏独立思考能力与概括能力。考生所述，不就是80年代前期史学界讨论得十分激烈的一个重要问题吗？如果不给分，岂非与该题的命题宗旨背道而驰？可见，评阅者如何适当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改变自己的学术观念与评分习惯，切实驾驭少数有别于人云亦云的考生，确保人才选拔质量，同样值得关注和讨论。（公务员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