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和直觉教育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智力和直觉教育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智力与直觉是人类生命的两种形式。智力是理性的产物，是一种逻辑智慧，它所追求的是因果律，只能把握外在的、静态的、凝固的、确定的事物，人们能够利用它获得社会功利性知识，这种智慧只能在生命的表面徘徊，而无法走进生命的深处；直觉则是一种生命智慧，是非理性的产物，它是心灵对心灵的直接注视，认识者能够将自己对象化到认识对象中去，从而把握内在的、动态的、流变的、不确定的事物，直觉还能摆脱功利性而获得内在的知识。因此，我们在教育中仅仅强调开发学生的智力是远远不够的，开发智力只能使学生获得一点表层智慧（小智慧），要获得深层智慧或生命智慧（大智慧）就必须依赖直觉。在教育中开发直觉，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一项不容忽视的内容。

［关键词］智力；直觉；非理性；逻辑智慧；生命智慧

智力（Intelligence）与直觉（Intuition）是人类生命的两种形式。智力属于逻辑智慧，是一种小智慧或狭隘的智慧，是一种以追求因果律为目标的智慧。分析、判断、推理都是这种智慧的基本形式。直觉则是非逻辑的生命智慧，是一种大智慧，是心灵对心灵的直接注视。联想、想象、类比、移植、灵感、猜测、体验、创造等都属于直觉的范畴。在理论界，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对这两种智慧类型进行严格的区分与研究，常常混为一谈，给实际运用造成了许多困惑和问题。在心理学界，西方的智力测验也是以此为理论基础而编制的，因此它们不能真正反映智力或智慧的本真，从而歪曲了智慧，使智力概念长期在狭小的范围内使用。所以，西方的智力测验长期用判断、推理、分析等标准衡量人的智力，而把直觉、想象、创造、体验排斥在智力或智慧之外。西方心理学的智力观及智力测验观大都是以这种狭隘的智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种智慧或智力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常常称谓的“小智慧”。小智慧只能徘徊在生命的表面，而不能走进生命的深处，真正能够走进生命深处的是直觉智慧。

西方早期的经典智力测验大都是基于逻辑智慧即小智慧或狭隘的智慧编制的，因此，普遍与创造力的相关都比较低。因为按照狭隘的智力观，创造力是不包含在智力的内涵之中的。在教育界曾经将培养学生的智力看成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可是所持的智慧观却是逻辑智慧观，最多只能使学生的分析、判断、推理能力得到某种程度的训练，而联想、想象、创造等直觉智慧非但没有得到开发，反而因理性的强化而受到遮蔽。本文试图就智力与直觉的区别以及各自在生命中的价值进行一些探讨，以引起理论界对该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智力是理性的产物，直觉是非理性的范畴

智力与直觉的关系是智力与本能的关系。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本能与智力是动物王国进化的两个分支。他说：“动物王国的全部进化（除了向植物生命的退化之外），出现在两条分支的道路上，一条通向本能，另一条通向智力。”[1］(P116)在传统的理解中，人们将本能看成智力生长的基础，本能是智力成长的前提，它与智力是一种承接关系。但柏格森认为，智力与本能属于不同范畴，二者不存在相互承接的关系。“智力与本能同样是相互对抗又相互补充的。”柏格森认为，本能围绕在智力的边缘，“本能总是带有几分智力性”，因此被许多人误解，认为“本能与智力属于同一类，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复杂性和完善性的程度不同；而最重要的是两者都可以用对方的术语来表达。实际上，智力与本能之所以相互伴随，是由于它们相互补充；而它们之所以相互补充，则是由于它们彼此不同，本能中那些本能性的东西，恰恰对立于智力中那些智力性的东西。”[1］(P117)智力沿着理性的方向发展，直觉是本能的意识化。柏格森说：“实际上，一切具体的本能当中全都渗透着智力，而一切真正的智力当中也都渗透着本能。况且，无论是对智力还是本能，都不能做出严格的界定：它们是两种趋向，而不是两种事物”。“是将智力和本能看作生命放在其进程中的两种表现形式。”[1］(P118)“毫无疑问，凡是能够做出推论的动物都具备智力”[1］(P119)“总之，从似乎是其原初的特征看，智力就是一种制作人造对象（尤其是制作用以制作工具的工具）的机能，就是一种对这种制造品进行无限变化的机能。”[1］(P120)在柏格森看来，制造和使用器官化工具或非器官化工具是智力与本能的根本区别。“完善的本能是一种使用、甚至是制造出器官化工具的机能；完善的智力则是一种制造和使用非器官化工具的机能。”[1］(P120-121)本能具有自行制造、自行修复，同时具有奇迹般简单的功能：“其完美常常使人惊叹。同样，这种工具也保留着几乎不可更动的结构，因为结构一旦改变，物种便会改变。所以说，本能必须是特化的，它不是别的，仅仅是利用一种物种工具以达到物种的目的。与此相反，通过智力制造出来的工具就不那么完善了。只有做出努力才能制造这种工具。”[1］(P121)柏格森推测智力与本能起初相互渗透，原初的心灵活动同时产生了它们，但是“在这种初级条件下，智力与本能都是材料的囚徒，他们尚不能控制材料。”同时因为生命固有力量的有限性，因此本能与智力不可能在同一肌体上不受限制地同时发展。于是生命便出现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创造一种器官化的工具，去直接影响行动；另一种是用无机材料亲自做成那种天然并不具备的工具。柏格森说：“只有在人类身上，智力才获得了完全成功；人类所掌握的天然手段不足以抵御敌人、寒冷与饥饿，而这种不足恰恰证明了智力在人类身上的成功。我们若设法衡量这种不足之处的意义，这种不足之处便获得了与史前文件相当的价值；它是智力与本能之间的最后告别。”[1］(P112)柏格森认为，本能可以确保直接成功，而智力则要冒险才能成功，“而一旦成为独立的智力，就能无往而不胜。”[1］(P123)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柏格森认为本能是一种无意识状态，而智力则是一种意识状态，所以二者无法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为了能在意识层面讨论本能问题，柏格森用直觉代替本能，他将直觉定义为意识状态的本能，或本能的意识化。理智同人类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的需要分不开，它可以为满足人们的实际利益服务。应当说，理智和以理智为基础的科学虽不能获得关于真正的实在的本质的知识，但它在实践范围里有用，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柏格森认为，理智认识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关于实在的内在的和形而上学的知识，而纯粹是为了使用实在。”[2］(P30)“使一个概念适应于一个对象，不外就是问我们对于对象能作些什么以及对象能为我们作些什么。在一个对象上标上一个确定的概念，就是以精确的名词表明对象使我们想到的行动或态度。”[2］(P19)理智的方法对人的行动有好处，因此它是有用的。但是那种纯逻辑的分析推理在生命哲学家看来非但没有意义，反而会破坏生命。按照柏格森的思路真正符合生命的做法就是引导人们学会将自己置于认识的对象之内，使认识者与认识对象达到物我同一、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才是直觉。柏格森认为，直觉是生命中普遍存在的力量。人们之所以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是因为受到了理智的遮蔽。

二、智力是一种逻辑智慧，直觉是一种生命智慧

智力是一种逻辑智慧，这种逻辑智慧是一种小智慧，这种小智

慧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分析等形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对人类发挥作用。对于生命整体来说，这种逻辑智慧仅仅是生命的表层，或者说它只徘徊在生命的表层，它对生命的表达是极其狭窄和有限的，无法走进生命的深处。但不能否认，人类正是借助智力“才看到了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在柏格森看来，智力远不是生命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心理内容，它根本不能“阐明生命本质”，它只能表达生命的表层意义，只是一种纯逻辑的活动，因此它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仅仅适用于无机物或确定的事物，人类个体无法通过智力走向生命的深处。但是，智力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其他形式。

生命哲学家认为，智力不能阐明生命的本质，真正能够阐明生命的本质的是直觉。直觉才是超越狭隘智力的大智慧。直觉智慧包括直观、灵感、联想、想象、体验、猜测等。创造力是直觉的一项重要内容。柏格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大智慧观，但他对狭隘智力观的批判，以及他对直觉与体验价值的深刻认识，足以表明他是一个大智慧观者。因此，直觉的价值还在于它能够把握语言无法把握的东西。语言虽然对人的生命是重要的，但语言并不是生命的边界，语言并不能达到生命活动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在语言达不到的地方只有依赖直觉和体验。

语言仍然是理性的产物，语言只能表达浮现在意识层面的东西，所以对于非理性的生命内容或对于意识层面以下的深度内容，语言是无能为力的。《人论》说：“有些事物由于他们的微妙性和无限多样性，使得对之进行逻辑分析的一切尝试都会落空。而如果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我们不得不用第二种方法的话，这种东西就是人的心灵。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因此，数学决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学说、一个哲学人类学的工具。把人说成仿佛也是一个几何学命题，这是荒谬的。”[3]直觉之所以长期没能引起人类的重视，其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往往将直觉看成神秘的自在之物，它最多只是某些天才的偶然闪现。也就是说，它并非是生命的必然存在。生命哲学家的贡献就在于打破了这一神话，发现了生命与直觉的密切关系。柏格森就认为，直觉并非神秘的自在之物，也不是某些天才的心灵所特有的禀赋，它是在任何生物中都能想象得到的一种精神力量。也就是说，它与生命本身是同一的，以致凡有生命之处也就有直觉意识。在动物植物界直觉是以本能的面貌出现的，而在人类它却能够存在于意识层面。所以，生命哲学家常常将直觉界定为“本能的意识化”。柏格森认为，直觉是一种特殊的本能。它是生命活动极其简单和普遍的存在。但人们之所以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那是因为受到理智的遮蔽，只有在极少数时刻，在十分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才能体验到与生命存在的这种同一。按照柏格森的观点，就直觉与生命同一来说，本能同生命冲动向上发散的方向一致，而理智是同下降的惰性的物质同路。直觉之所以能把握生命，原因概出于此。就直觉与时间有关而不是与空间有关这一点来看，直觉是当下的内心体验，它是一下子置身于具体绵延历程中的那种努力，总是有机地把握事物而不分割它们。柏格森说：“我们在这里所指的直觉尤其同内部的绵延有关。它把握没有位置并列的演替，从内部而来的增长，把握从过去向已渗透着未来之现在的不间断的对心灵的直接注视，无物插入其中，没有通过折射棱镜而来的折射，这棱镜中的一面是空间，另一面是语言。”[1］(P35)

在生命哲学家看来，人类要走向生命的深处，要展示人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能够依凭的决不是理智或理性所体现的逻辑智慧或智力，只能是直觉。正因为如此，直觉在生命哲学那里成为最具生命价值的概念。在生命哲学家看来，直觉与体验不仅是走进生命深处的工具和方法，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生命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生命哲学家对直觉与体验的重新发现与阐释，使我们有幸窥探到生命更丰富的内容和价值。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正是借助这两个概念开始从表层进入深层。所以直觉与体验受到许多生命哲学家的青睐。生命哲学的杰出代表柏格森曾以自己提出和运用直觉为自豪。他甚至认为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和科学就采用理智的方法，这只是顺应人类心灵自然的结果，它使几千年来对世界的认识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把握实在；而只有从他开始提出直觉的方法，才一反传统和习惯思维，教人认识真正的实在。

但令人遗憾的是，柏格森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智力局限性却在现代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那里流行百余年。现代心理学中流行的智力概念约有150多种，但绝大多数都是从狭义的层面上理解这一概念，西方许多经典智力测验（如，比奈——西蒙智力量表、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韦克斯勒智力量表）都是从狭义上理解智力的产物，因此可以说，这些智力只是一种知物的智力而非知人的智力。正是凭着这种理解，导致心理学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也正是这种理解使心理学偏离了生命的轨迹。这种智力观念在教学中有着广泛的负面影响。教学中长期倡导的智力开发，实际上就是开发这种狭义的智力，即教学在要求学生获得知识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判断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智力开发的倡导者之一的布鲁纳也非常重视直觉在学习和教学中的作用，并把直觉的培养看成智力开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认为直觉思维与分析思维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许多科学家、艺术家也从自己的创造生活或创作生活中体验到直觉的可贵。著名科学家凯利洛夫就认识到，直觉是“创造思维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任何一个创造行为能离开直觉活动。”[4]著名物理学家波恩认为“实验物理的全部伟大发现都来源于一些人的直觉”。[5]爱因斯坦也曾自省到，他创立相对论主要也是凭借想象和直觉。被誉为文学上拿破仑的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曾以自己创作的亲身经历意识到直觉思维的重要。他说：“在真正是思想家的诗人或作家身上出现一种不可理解的、非常的、连科学也难以明辨的精神现象，这是一种透视力。它帮助他们在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测知真相；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难以明言的，将他们送到应去或想去的地方的力量。”[6]但由于这些见解大多是指向科学研究本身，甚至将其看成智慧的偶然闪现，不具有普遍性，因而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引起教育者的真正重视，在所谓智力开发的过程中，始终将直觉能力排斥在外，因此，在教学中并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去开发学生的直觉能力。多年来教育界的所谓智力开发，不过是对处于生命边缘的因果律的追求，对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一句话，是在科学主义思维的藩篱之中去探讨所谓智力开发，这种智力开发抑制了学习者直觉与体验能力的发展，将真正有生命价值的东西排斥在生命之外，这就是我们在长时间的智力开发中没有真正开发到智力的根本原因。所以，仅仅开发狭义的智力是不能满足生命的需要的，甚至还很有可能背离生命。三、智力追求的是因果律，直觉是心灵对心灵的直接注视

现代心理学中广泛使用的智力（Intelligence）是一种以追求因果律为目标的智慧。亚里士多德（Aristot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认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7］(P5)。同时，他提出“不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这是因为“官能总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所以然之故”[7］(P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智慧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探测事物的原理和原因。也就是说，智慧等于原理与原因的探求。再换句话说，智慧就是对因果律的追求。由此，他将学术分为“高级学术”与“次级学术”。高级学术就是那些探讨原理和原因的学问，自然探讨人类普遍原理和原因的哲学被视为最富智慧的学问，而一切应用的或实用的学科则被视为非智慧的学问。他说：“高级学术也较之次级学术更接近智慧。”[7]亚里士多德的智慧观对西方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长期以来，西方都在十分狭隘的范围内使用智慧一词。智慧或智力等同于对因果律的追求。按照亚里士多德一派的观点，直觉、创造、艺术似乎都不在智慧之列。亚里士多德的智慧观最终成为西方文化传统。18世纪德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将这种智力称为狭义的智力。他认为，狭义的智力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他说：“我们的智力（就其狭义上说），其作用就在于确保我们身体对其环境的良好适应，就在于在外部事物中表现外部事物——总之，就是去思考材料。”[1］(P2)，显然，柏格森所指的狭义的智力，就是在因果范围内的逻辑分析和推理能力。这种智慧传统从哲学界一直延伸到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许多的心理学家、心理测验家以及教育家也都是在这一层面上理解智慧或智力。而直觉却不同，它不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相反，它还千方百计摆脱这种形式。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柏格森不肯给直觉下一个单一的几何式的定义。在他看来，直觉这个词的意思是不能用数学的或逻辑学的方法从另一个词里演绎出来的。直觉这个词的多义性就像斯宾诺莎的“本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叔本华的“直觉”和谢林的“直觉”不一样，柏格森自己的直觉就更不一样。但是，在柏格森看来，直觉有一个基本的意思：直觉地思维也就是在绵延中思维。理智通常从不动之物开始思维，尽可能地并列地以不动性来重新构造运动。直觉从运动开始思维，像实在自身那样来安排和想象它。“在直觉中，我将不再从我们所处的外部来了解运动，而是从运动所在的地方，从内部，事实上就是从运动本身之中来了解运动。”[2］(P1-2)直觉就是直接意识，是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它是心灵对心灵的直接注视，因此它不需要其它中介物的干扰。用柏格森的话说，就是在心灵与心灵之间不需要插入“棱镜”进行“折射”。换句话说，直觉是心灵与心灵的直接交流，或者说交流者将自己对象化到交流对象中去，因此它不占有空间，也不需要语言，是一种“物我同一”或“物我两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