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德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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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德育发展的时代性、综合化、实用性、回归传统等趋势，必然要求我们对我国德育工作从主体素质的提升到对客体对象的认识、从德育的手段到德育的目标、从德育的形式到德育的内容、从德育的环境到德育的载体、从德育方向到德育的空间、从德育的过程到德育的效果的全方位审视，寻找新的立足点。

关键词：国外德育；德育发展；传统审视；中国化；立足点

转型期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社会控制的弱化、外部世界的影响等带来了全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国德育功能表现在社会上的凝聚力和经济繁荣上的原动力受到挑战。科技革命高涨、知识经济崛兴与中国现代化新进展对它提出时代要求；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它产生正负效应；全球化浪潮和霸权主义压力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包括“入世”给它带来新的课题；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赋予它的历史责任，现代社会生活和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发展向它突现多方面的关注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德育发展本身更使它产生内在的改革需要，德育工作任重而道远。因此，了解国外德育的发展趋势，寻求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德育新路径，其意义不言自明。

一、国外德育的发展趋势

1．时代主题趋势。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学校德育。许多与我们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也都采取具体措施，大力加强学校德育建设。美国一些人认为：之所以存在教育问题，是没有把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花在道德教育上；日本认为：轻视德育投资的思想值得反省，只有重视德育投资，才能使日本经济得到高速发展；英国认为：只有不吝啬在品德教育上花钱，才能使智力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原联邦德国认为：德育投资并不是非生产性投资，它会很快得到经济补偿。各发达国家几乎都把德育改革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美国高校强调要培养学生“理解和忠诚于自由社会”。90年代初提出有针对性的10点建议，呼吁全国各界人士通力合作，建立一个有利于学校培养道德成熟公民的社会环境，共同担负起道德教育的义务。英国教师受命从1994年开始对不守规矩的学生采取较强硬的行动。在此之前，英国政府还曾对一些学校纪律不严发出警告。日本80年代末将德育作为社会改革的一项迫切任务，并在加强道德教育全国大会上提出了改革的原则和措施，强调道德教育的目标在于形成“人”；还提出道德教育不能单靠学校进行，必须使学校、家庭、社会密切结合起来。

可以说，重视和加强德育之所以成为时代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西方发达国家面对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陷入深刻危机的必然选择。

2．综合化趋势。公民教育（包括爱国主义和法制教育）和价值观教育是德育的共同课题。公民教育一般都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设置特定学科进行道德教育，一是通过学校的整个教育过程进行道德教育。战后，尤其近年来，德育内容和方法都朝着综合化方向发展。目前国外在德育理论中都注意到多学科基础的综合，力图广泛吸收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新研究成果，加以借鉴和补充。在日本高校，德育课被称为“综合课”，全国大体有25类综合课程和500多个这类课程的专题讲座。文部省规定“学校的道德教育以通过学校的整个教育活动进行为原则”。它不同于内容单一的“修身课”，开始形成德育内容序列化综合特征。由于杜威的“生活即教育”原则渗透到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打破就学校德育论学校德育的传统，实行开放的“大德育”。美国形成了传统方法（即理论教育方法）、现代教育方法（通过课外活动潜移默化）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方法。

3．适应性趋势。国外德育非常强调适应性，有人称之为“适应道德教育”。这种趋势表现为：在制定德育目标时明确提出，从本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出发，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培养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开拓性的人才，同时又要考虑到学生个体身心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可接受程度。新加坡在编制道德教科书的过程中，不仅对在校的学生、教师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而且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还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生进行反馈性调查，制定出一套既适合社会发展需要又适合学生成才需要的道德教育计划和内容，日本则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把德育内容分解为不同的层次、深度和侧面，在各年级反复循环，由浅入深，形成循序渐进的过程。

4．实用性趋势。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国外特别强调德育的实用性。美国一方面把一些具体的、实用的、相对稳定的道德规则通过课堂教学灌输给学生，另一方面强调通过课外活动（诸如学术活动、文体活动、咨询活动等）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美国大学进行德育的一个突出环节，包括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总之，美国学校德育的突出特点可概括为“轻理论，重行为；轻说理，重管理”。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德育方案都是力求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有的把道德教育教材编制成易于操作的程序。美国的教育方案除提供了完整的理论说明、具体的教育安排、教育建议、实施方法外，还提出了处理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的策略和手段。

5．素质教育趋势。注重提高人的素质，是国外德育的普遍发展趋势，在各国的德育目标、教育内容、德育方法的应用中，都十分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品质，提高整体素质。德育不单单是传授“美德”，解决眼前的社会规范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能力，以形成完善的个性。美国在90年代初提出的10点建议中，要求学校注重向学生传授正义、勤奋和尊重他人等美德，并在行为上有所体现。日本强调学校应当成为学生的“精神食堂”，必须给学生以丰富的精神养料，培养学生追求真、善、美和富有同情心。新加坡于1992年开始起用一套新的公民与道德课程，给学生灌输一些公民应有的道德心、社会责任感及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同时也采取一些更有效、更富有新意的辅助课程，来提高学生在学业、人格和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发展，这一切在于培养学生成为既温情又能独立思考的公民，为他们步入急剧变化的技术时代做好准备。

6．重视传统趋势。当代世界范围内激荡着一股“传统热”、“寻根热”、“儒学热”，成为国外德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时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说：“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东方的言行思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日本筑波大学教授高桥进说：“东洋思考方式、伦理观，对面临21世纪的人类来说，可发挥领导作用的时代业已到来。”甚至有不少学者大倡“儒教资本主义”、“儒教工业文明”、“复兴儒学”。当然，正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这种“复兴”绝不是简单地恢复传统文化，而在继承、弘扬古代人文传统的基础上，酝酿创造人类更新、更高的文化。这一点在新加坡表现得十分突出。

二、中国德育实践的审视

审视我们的德育实践，由于受“左”的影响，教育方法僵硬，教育内容“窄化”，把认识问题、实际生活问题、生理和心理问题同思想道德问题“一锅煮”的现象仍然存在。传统的不完整的社会主义德育的内容占居主导地位，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高度政治化的内涵。革命战争中强调阶级关系、阶级感情，这是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基础。建国后，长期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方针，政治主宰一切文化形态，思想道德被高度政治化，强调思想道德的阶级性、政治性，否认思想道德的普遍性、独立性，思想道德成为政治的附庸，从而抹杀了思想道德的独立性及其内涵的特殊性，最终妨碍了思想道德自身的建设，削弱了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对传统思想道德的家族伦理、血缘亲情全面抵制、彻底否定，造成传统思想道德的某种断裂。对西方道德的人道主义也持批判态度，从而造成“五四”新道德传统的失落。政治化的思想道德被“左”倾思潮利用，在“”中成为践踏人性和人类价值规范的工具。

2．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由于国家与社会价值一体化，国家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个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上都高度政治组织化了，其基本细胞就是工作单位，不存在与之分离的独立个体。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没有特殊利益，完全融合于集体利益之中；个人没有特殊选择，只能服从集体安排。在这种公私对立的格局下，必须无条件地肯定或高扬群体价值，否定和抑制特殊的个体价值，个体价值不能独立存在。集体主义道德要求个人服从集体，把集体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不计个人得失，不追求个人成功，提倡谦虚忍让、守纪律、听话等。这种集体主义道德在战争年代和尚未摆脱落后面貌的艰苦创业年代是非常必要的，它抵制了个人主义，维护了国家、集体的利益，鼓舞了人们的献身热情，强化了纪律性，树立了一代新风。但是，这种思想道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主要是对特殊个体价值的否定，压制了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碍于个性全面发展。

3．理想主义的强化。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原则是高度理想主义的，它继承了传统思想道德的理想化倾向，把个人设计成理想化的革命者，基于这种人格理想，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仅有思想道德“提倡”和道德“禁止”两极，缺少规范人们现实行为的思想道德“允许”部分。这种理想化的思想道德曾经鼓舞了人们的革命热情，培养了一大批模范典型。但是，它又有对人约束过紧、脱离现实、令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弊病。把思想道德提到一般人达不到的程度，只能培养圣徒，不能指导人们的行为，从而失去其现实功用。

4．思想道德的抽象化。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和计划经济体制使行政关系成为基本纽带，各个独立的人际关系领域尚未分化出来，因而形成了普遍的思想道德，而具体的思想道德规范则缺失。普遍的思想道德在社会关系未分化、社会生活单一的历史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取代具体的思想道德而发生规范作用。但是，普遍的思想道德脱离具体的思想道德规范就难免陷于空泛，使其可操作性大打折扣。一些特殊的思想道德领域，如婚姻、家庭、朋友、师生等人际关系方面，普遍的思想道德的普遍适应性更差。由于缺乏具体的思想道德要求和可操作性，“大原则下开小差”是常有的现象，人们往往口头承认道德原则，而具体行为上又违背它，甚至走向反面。

三、国外德育的中国化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以肯定开始的事物往往以否定告终，而以否定开始的事物，又往往以肯定告终。现代市场经济具有较大的制度弹性、意识形态弹性、文化弹性和地域弹性，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和兼容能力，它既可以吸纳伊斯兰文化，也可以吸纳基督文化；既可以兼容欧美文明，也可以兼容大东亚华夏文明。学习和研究国外德育的成功经验，不仅要掌握和运用现代世界各国德育发展的共同趋势，同时也要研究其相异特点，要分析和研究一定国家和地区形成某种特色的德育模式和体系的原因和社会条件。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绝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来排斥人类社会共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堵塞我们步入世界共同发展的大道；但是，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德育模式，都不能成为送货上门的进口物，都不能像现成衣服一样拿来就穿，都必须经过我们自己的“肠胃”消化吸收，创造性地成为我们可行、可用的东西。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一样的树叶一样，我国不同地区尤其不同学校的德育模式也不会绝对一致。这就要靠我们以丰富多彩的实践，以人为本，创新德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四、我国德育的立足点

1．立足于德育的主体性建设。德育的主体性主要是德育工作主体和德育对象主体。“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德育工作，除了要与德育的社会化、终身化相适应外，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德育工作主体职能和角色的根本转变。要使德育工作者的职能，由单向灌输现成的思想道德理论，转变为关心、指导、帮助受教育者实现思想道德素质的同时使自己也受到教育，获得发展。由此，德育工作主体的角色也相应地要由凌驾于受教育者之上的“灌输者”、“管束者”，转变为受教育者主体德性发展的“良师益友”、“人之师表”。为此，德育工作者要面对新时期世界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讨自身的育人使命有清醒的认识，树立现代德育思想、观念；系统掌握现代德育知识、技能，提高德育的创新智慧和实践能力；在开放的环境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文化和道德修养，对受教育者真正能够做到启人心灵、为人师表。

道德是调整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规范系统，德育是一个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独特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有教育环境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也包含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自我选择、自我塑造、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如果把道德仅仅看成是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就范，道德建设就无法形成主体性的建设，也无法释放个体的潜能，发挥个体的积极性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活动是道德活动的原动力。德育心理研究表明，道德品质是个人自觉意志的凝结，是一种基于自觉自愿选择的行动过程，对行为实行自我调节是人们道德发展的关键，深刻的自我认识和适当的自我评价是行为自我调节的重要前提。把德育作为提高人的素质的一项主体性建设，就是要注重挖掘和发展主体内在的能动因素，使人摆脱盲目必然性。德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培养人高尚的需要和情感。这是动力学意义上的主体导向、推动、调控的机制。马克思曾经指出：理想社会中的人，不仅是“国民经济意义上的富有”，“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2）把人的低层次的需要和相应的情绪，引向高层次的社会性的精神文化需要和相应情绪，促进人的精神完善，就必须培养人的需要。德育的另外一个机制是面对具体道德情境时主体的智慧操作机制，关键在于发展人的道德思维能力。现代道德教育复兴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格提出：道德发展取决于一种“基本的思维——组织”；对一个道德问题的反应不只有特定的知识决定，而是由一个“基本思维——组织”决定的。只要个体形成了某种思维方式，即有了某一道德判断结构，那么，在大部分道德情境下，个体就会运用这种方式或结构从事道德思维，指导道德行动的。他据此提出了一个道德教育的“认知——发展方法”。（3）这些研究对我们改变德育中存在的“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重结论、轻过程”的做法，是大有启发的。

2．立足于科学性的德育方法。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落后，计划经济的惯性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成熟，双重体制在一定时期的并存、交织和冲突，使得德育对现代化发展的智力支持缓慢和困难。理论“灌输”为主和形式主义的德育方式还没有完全改观。因此，我们不仅要培养受教育者以积极的情感驱动，以科学的理性精神来进行道德实践、道德批判和道德创新，而且要更多地运用观察、调查、实验、个案分析等科学方法和先进的科技手段，来研究道德现象，总结经验，揭示规律。让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学习和运用正确理论，并使之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认识和道德信念，在实践基础上实现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的统一和协调发展。

3．立足于双向交流的德育过程。德育不是居高临下单向灌输，是工作者和受教育者两个主体的互动过程。把德育作为教育者的教和受教育者的学相互作用并通过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实现的活动，真正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建立民主平等、教学相长、亲密友爱的关系，是创设受教育者主体人格发展的必要前提。从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和成长实际出发，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唤起受教育者内在道德需要和思想自觉；优化环境，交流情感，让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动人心弦的共鸣中主动实现思想道德的“内化”；教育受教育者学会自我教育、自我激励、自我调控、自我完善、自我创新，让他们在开放的情境中锻炼自辨是非善恶、自主正确选择价值和行为的能力，在生活里学会自我修养，在思想道德上不断适应新的客观要求，则是德育工作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和重要举措。

4．立足于生活化的德育内容。德育要贴近、关注受教育者的个体生命和现实生活，把体现社会要求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构成适合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受教育者并使之成为他们由衷的需要、喜闻乐见因而卓有实效的具体教育内容系列。学校德育课程，要打破旧的“课程”框框和“学科”模式，以理论、规范和一定阶段学生生活实践为教材，除了显性的课程内容，还要注重开发、利用教育教学活动和环境中一切积极的隐性课程内容，改善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和环境，把其中对学生思想品德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

5．立足于开放式的运行方向。当今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社会”。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日益全球化，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思想文化将会更为“相互激荡”。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流和多元多彩多变的现代世界，德育应该是一个开放系统。为了造就开放社会中能够自学自强自律的思想道德主体，而让受教育者置身于开放的教育环境和过程中，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开放中，不断实现着自己的发展和更新。德育思维的变革也要开拓新的视野，不断吸收世界文明的新成果，德育内容要有一个基础性相对稳定的系统向时代和生活开放，不断从经济社会变革和文化创新中吸纳新鲜的思想道德养料，关注人们生活中所遇到的思想道德上的新挑战、新矛盾、新问题和新热点，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个性得到张扬，思想道德批判和创新能力得到发展，实现德育内容的不断创新。

6．立足于综合型德育空间。根据人的素质发展的整体性和影响人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因素的多样性，德育要从整体着眼，打破单一的旧格局，建成整体性和开放性的“大德育”新体系。一要整体规划，既有区别又相联系地安排各教育阶段的具体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形成科学序列和整体衔接。二要整体实施，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等其他各育有机结合，寓于学校各学科各课程之中，并以社区为重要依托，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教育力量的组织合理配合，构成德育的社会网络和整体合力。努力使受教育者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促进其素质的全面提高和整体发展。

7．立足于信息化的德育载体。信息化的生活方式已不是一种遐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随着网络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不断普及，它将成为最重要、最快捷、最富有生机活力的大众传媒方式。德育如不介入和运用这种载体形式，就不仅仅是失去一块阵地问题，而是其他形式工作的成效也将受到冲击甚至被抵消。网上思想交流和观念碰撞，不像做大“报告”，一切按部就班；也不像面对面交谈，碍于诸多因素而有回旋余地，而是即时应对，是真正意义上的因势利导、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网络道德问题的发生，无疑将推动德育工作以及其他学科工作功能的整体化体系建构，德育工作的依附载体形式由“真空传播”向媒化载体转变迫在眉睫。

8．立足于显隐结合的德育效果。德育不再单纯是从外部施加给人的说教和约束，而是以人为本，把道德作为人的内在需要，把受教育者作为成长着的思想道德主体来培养，以主体德性的发展和德性主体的建构为根本目的。因此，它将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切实实行德育的民主化，注重激发受教育者的道德自觉，着力提高他们的是非善恶辨别能力、自我教育能力、道德创新和实践能力。与此同时，德育又要重视“规范教育”，把合理规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类道德文明与群体自律精神的集中体现，致力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道德规范的养成教育，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学生日常行为等规范的养成教育，使这些规范化为主体内在“自律”的要求，从而形成良好的文明习惯、人际关系和道德风尚，建立更加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为主体德性发展创设良好的环境，使主体真正获得对道德必然的把握。

总之，高度抽象化的道德原则并不能处理具体的道德关系，只有适用于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不同情境、不同职业的道德要求和规范，才具有道德教育的实际意义。中国德育的发展，依赖于德育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有赖于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新道德理念的树立，有赖于用萌芽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来引导人、培育人、激励人。